|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而灵魂就是思想、精神、道德、情操、理想追求和价值观念的集中展现与高度升华。习近平总书记从新时代、高起点、大格局出发，将这一切归纳为高远志向、良好品德、高尚情操，定格为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提升为在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础上所体现的自尊自重、自珍自爱，所凸显的是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所强调的是要阐理、要培元、要明德。 凡此种种，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就是要言为士则、行为世范、阐理培元、德艺双馨，切实以高尚的人格、纯净的心愫和深邃而灵动的眼力与笔力倾心发掘生活的真、善、美，表现社会的德、义、理，并在此基础上为人民立传、为祖国铸魂，描绘新时代的精神图谱，反映新时代的历史变革。在这个过程中，正由于文艺是灵魂的创作，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说：“一是不能没有，一是不能混乱。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关键就在于文艺家必须有信仰、有情怀，必须明大德、立大德，始终坚持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人民、描绘人民、歌唱人民。” 一 文艺是以表现生活情致、描绘社会景观、抒写时代变革、反映历史进程为己任的精神创造和审美表达，由此决定了写什么和怎么写就必定要成为在创作实践中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而这个问题解决得对与不对、好与不好，又会直接成为创作成败得失的先决因素与前置条件。而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作家艺术家的脚力、眼力、脑力、笔力至关重要，而且作家艺术家自身的政治水平、思想素质、道德情操、目标追求和艺术功力等，就更与创作的得失成败息息相关。布封说过：“风格即人。”歌德直言：作家“如果想写出雄伟的风格，他也首先就要有雄伟的人格”。鲁迅则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他进一步指出，创作主体“如果是战斗的无产者，只要所写的是可以成为艺术品的东西，那就无论他描写的是什么事情，所使用的是什么材料，对于现代以及将来一定是有贡献的意义的。为什么呢？因为作者本身便是一个战斗者”。在这里，鲁迅所说的“革命者”和“战斗者”，其核心意义就是指创作主体必须具有大众情怀、赋有时代精神，并堪为时代的中坚、事业的砥石、革命或改革的先锋与前驱。惟其如此，才有条件、有能力创作出赋有先进思想和人民情怀的优秀作品，并因此而获得社会的认可与大众的喜爱，使之得以在广泛传播中发挥积极作用，以至成为社会的旌标、时代的楷模与大众的榜样，在推动“人”的成长和社会的前进中发挥强烈、巨大而无以替代的作用。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像《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红岩》《野火春风斗古城》《乔厂长上任记》《平凡的世界》《新星》等小说，像《回延安》《雷锋之歌》《致青年公民》《周总理，您在哪里》《一月的哀思》《小草在歌唱》等诗歌，像《英雄儿女》《上甘岭》《万水千山》《血，总是热的》《焦裕禄》《渴望》《血战湘江》等影、视、剧作品，就都以艺术的方式辑录和表现了社会变迁和改革进程中的重大事件与英模人物以及由此所激扬和生发的情感波涛与心路历程，并以其题材之重大、思想之深邃、精神之轩昂、艺术之精美而熠照了一个时代，熏陶了整个社会，洗练并抬升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情韵、意境、心愫与灵智，使之在人生境遇和心路历程中获得思想升华。 这便是文艺的功能与作用。文艺之所以能够产生这种功能和发挥这种作用，并不在于它写了事件和环境、讲了故事和人物、设了情境与意境、作了形容与描摹，而唯在于作者通过对主题和事件、人物和环境、情节和故事、道理和心路等的铺陈与描绘，而将涵负于其中的真、善、美艺术地辐散于社会、传达给受众，并让读者在艺术的陶冶和审美的愉悦中自觉地浸润与接受，进而植入其心田、浸入其情怀、化入其意态、转换和表现为其所特禀的思想素养与精神气质。而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为文艺作品输入新思想和注入正能量就显得十分关键和特别重要。因为作品本身只是一个审美介体，其内容的好坏和禀赋的差异，才会与其所产生的艺术效应和社会效果相对应，也就是人们所常说的种下蒺藜长刺，植入罂粟撷毒。只有将真、善、美的种子深切而艺术地厚植于作品之中，才会开出精神的鲜花，结出思想的硕果，敛出守正创新、开拓进取的丰功伟绩。而这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文艺“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 显然，文艺创作只有秉具了这样的功能，才不失其本质与本色，也才能起到其应起和能起的特殊效力与积极作用。其实，文艺之所以富有价值，社会之所以需要文艺，人民之所以欢迎文艺，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想想看，在中国5000年文明中，一旦抽去《诗经》《离骚》《史记》《西厢记》《红楼梦》《儒林外史》，直至《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等，这文明的链条还能衔接吗？这思想的火炬还能燃烧吗？这精神的伟力还能踔厉吗？其结论是不言而喻的。可不是，没有诗，何谓唐朝？失去词，哪有宋代？而唐诗宋词之所以能与国脉世运相伴相熠，并不仅仅在于其创作人才之众与作品数量之丰，而更直接更本质的原因，则在于其作品所涵蕴、所磅礴的昂扬精神与爱国情怀，特别是其所表现的社会性和人民性，每每都总能为其赢得极为广大的拥戴者、受惠者、弘扬者与传播者，以致使其成为中华民族之精神爝火与文明碑碣，同时更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的思想酵素与灵智源泉。上溯魏晋，有“建安风骨”，到唐代，有“盛唐气象”这样的象征性描述，也远远超越对一个时代文风的概括，而成为了一种社会风范与时代标识，直如刘勰所云：“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但文艺这一作用的实现却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以艺术的形态表现真、善、美，以美学的眼光审视真、善、美，以时代、社会和人民的向往和冀愿追求真、善、美。只有当真、善、美成为创作主体的立意与追求和作品自身的禀赋与特质时，文艺才能具有这样的功能，发挥这样的作用，并产生广泛的辐射效能，形成强大的赓续力量，乃至成为时代、国家、民族和大众的思想营养剂与精神发动机，在安邦兴国、开拓进取、懿思开智、创新发展中发挥独特、巨大而无可替代的强势作用。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而文艺工作就属于培根铸魂的工作，大家一定要坚定文化自信、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为中心、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他强调，由于文艺工作者“承担着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培元的使命”，而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又为文艺家们提供了施展才能、创作精品的优越条件与广阔空间。所以，广大作家、艺术家一定要不负重托、不辱使命，积极为聚焦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而履职尽责，奋发营构和大力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格局与正能量，在创作实践中坚持立足现实、反映现实、观照现实，植根中国大地，力求把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和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表现好、展示好，特别是要运用艺术手段、通过审美途径、采取多种方式把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描绘好、阐释好，以优秀作品为党和人民继续前进提供强大精神激励。为此，广大文艺工作者就一定“要坚守高尚的职业道德，多下苦功，多练真功，做到敬业精业”，特别是“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尊自重、自珍自爱，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事实是，只有创作者自身秉德、拥德，才能为时代明德、为人民培德、为社会立德，也才能将培根铸魂的工作做到家、做到位，做出大成绩、拓出新天地。而对于文艺家和文艺创作来说，这德的旨要和核心，就永远和始终都是真、善、美。 二 文艺是文明的火种，而文明则是人类社会得以进步和发展的不竭动力，这便决定了不论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一切坚守正义事业和人民立场的作家艺术家都必然高度自觉地拥抱艺术理想，坚持用高尚的文艺引领社会风尚，淳化社会风气，驱动历史发展，促进时代变革，并采用艺术的方式通过审美途径而将文明的爝火燃遍生活的四面八方，直至烧进每个人的思想内蕴与心灵深处，使之在温润中得到提升，在欣悦中受到启迪，在怡愉和感悟中获得灵魂的洗礼，进而转换和升华为一种厚植的道德素养与强大的创新力量。 这便是文艺的责任所在、担当所在、价值和意义所在。不如此，便不足以为文艺；不如此，便有负于文艺的职能与责任。因为文艺从其诞生之日起，便自然天成地赋有着睿化思想、纯化道德、强化智慧、泛化文明的特殊使命与特异功能。孔子有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左传》认为，“太上有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鲁迅则指出：“创作是有社会性的。”而关于“文学与社会之关系”，则“先是它敏感的描写社会，倘有力，便又一转而影响社会，使有变革”。显然，文艺与社会的关系，是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即文艺描绘生活、反映社会之目的，惟在于按照文明的原则和向善向上的价值观而对生活和社会发挥强大的反作用，使之不断实现净化和纯化、进化和升华、改革和变革、进步和发展，并从总体上和本质上达臻真善美的大飞跃与全覆盖，使人和人类社会遵循文明的逻辑，沿着上升的道路，不断奔向真善美的境界与目标。在这一实现过程中有个关键词，即“倘有力”，也就是文艺作品只有秉具强大的思想力量、道义力量和艺术力量时，才能发挥它本应发挥的作用。否则，不论其篇幅多么浩瀚、词藻多么华丽、文笔多么幽婉，都统统无济于事，甚至还会产生反作用。此种情况，不仅在文艺史上屡见不鲜，而且即使是在现实的创作中也不乏其例。这类作品的一个共通特点，就是空、假、糙、俚，甚至是诼、陋、丑、亵。这就从反向警示我们，要坚守精神高地，要追求艺术理想，要用高尚的文艺引领社会风尚、颐养大众，就必须还原艺术本真，强化文艺职能，提升创作档次，凸显真善美在创作实践和具体作品中的主导地位与主体作用，使文艺成为大众人心的精神向往和改革发展的鼓颦旗旌，大幅面、全方位、高效能地发挥驱动功能与引领作用。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承担着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职责，应该用独到的思想启迪、润物无声的艺术熏陶启迪人的心灵，传递向善向上的价值观。”为此，广大文艺工作者一定要高度自觉地争做“真善美的追求者和传播者，把崇高的价值、美好的情感融入自己的作品，引导人们向高尚的道德聚拢，不让廉价的笑声、无底线的娱乐、无节操的垃圾淹没我们的生活”。 然而，“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这就要求文艺工作者必须首先从自身做起，努力追求“真才学，好德行、高品位，做到德艺双馨”。不但要历练谙熟创作之道和娴稔着墨运笔的真本领、硬功力，而且尤其要在认知、情感、立场、观念和方式方法上努力淬炼、认真修持，务求做到“言为士则，行为世范”，将生活与时代化为一体，使情愫同人民融为一体，在真切感受时代脉动和精准谛听大众心音的基础上提炼生活、观照社会、表现时代、讴歌人民，以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勾勒中国形象，描画中国姿采，用饱含中国情韵与激扬中国精神的大笔触全方位描绘中国在改革发展潮涌中的新飞跃与大变革。要实现这个目标，要不断地推出优秀作品，要使文艺得以对大变革、大发展的时代实现全景式摄取和内涵式描绘，并在这个过程中顺理成章地形成足以彪炳时代和传达大众心音的扛鼎之作、传世之作、不朽之作，乃至成为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住的精品佳构，以致深深地钤印在现实生活里，紧紧地萦荡于大众心灵中，高高地升跃到时代天幕上，并成为被人们心心念念的艺术醇醪与精神标杆。一个最不可少的基础构建和前提条件，就是创作者必须首先塑造自己，在不断提高学养、涵养、修养的过程中，努力加强思想积累、知识储备和艺术训练，切实做到德行好、路子正、艺术精，始终站在时代潮头，永远把人民装在心里，时刻不忘对主潮生活和底层生活的深潜与眷顾，坚持以精、淳、深、新的作品回报社会和人民，在兼顾两个效益的同时自觉地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置于核心，奉为圭臬与根本。 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同时代脉搏和人民心律一起跳动、深度共振的新作品、大作品、好作品，才能胸怀时代、心系百姓、情牵改革、笔出正音。否则，创作者一旦被名位和利欲所牵引和包围，那他的创作就会从创造精神养料而沦为制造精神垃圾，他自己也就会从社会风尚的引领者而变为社会机体的腐蚀者。这是自然的和必然的，想拦也拦不住，想回避也回避不了。我手写我心，我心无讳饰。向来如此！故尔，马克思明确指出：“文如其人。”正是基于这一事实和理念，马克思不仅认为歌德是“有资格”的作家，而莱辛则是“无资格”的作家，而且更强调指出：“诗一旦成为一种手段，诗人便会从诗人的领域里被扫地出门。”为什么？就因为把文艺创作仅仅当作一种手段而用以猎获其所觊觎的功名利禄，那他就别指望能够写出富有“时代心”和“大众情”的优秀作品来，他也绝不会就是一个具有“真才学、好德行、高品位”的创作者。事实如此，规律使然，真正的创作从来就不是一种可资利用的手段，而笃定是一种全身心的投入与无保留的奉献。想想看，作为中国文学的碑碣式人物，屈原、司马迁、曹雪芹们都得到了什么？而杜甫被誉为“诗圣”，其诗歌创作确也筑铸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无与伦比的高峰，但杜甫的一生却都是在困厄中度过的，以至最终亡命于被饥困封锁着的漂泊之舟。鲁迅原本有一个收入不菲的佥事或教授之职，可他却毫不恋栈优越的生活，偏偏要弃优裕而赴艰辛，决意以笔当枪，不畏杀机四伏，在“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的黑暗中过着不无艰危困顿的生活。何耶？惟为大任担当，盖因国运使然。如果他们也是为了猎获一时之誉而不惜创作“急就草”，为了牟取财赀而甘向市场当奴隶，那就绝然不会是今天我们所认识、所景仰的他们了，当然也就不会有《离骚》《史记》《红楼梦》、“三吏”、“三别”、《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扛鼎之作。这是一个事实，但这更是一条铁律，诚如马克思所说，作家绝对不能将自己的创作当成一种猎取名利的手段，而只能是“在必要的时刻……可以为了著作的生命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其实，马克思就正是这样做的。他历40年之久所写成的多卷本《资本论》，便是搭上身家性命所铸成的精神丰碑。40年间，不仅要遭受资产阶级政客的政治围剿，而且要承受生活上的艰蹇困苦。他说，《资本论》出版后的酬劳还不够他40年间用于抽烟卷的钱。这是一种多么巨大的心智劳作和何等崇高的牺牲精神啊！不过，也正因为如此，才使这部旨在扫除思想阴霾和照亮人类前进道路的煌煌巨著，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圣经”。 在急遽变革和多元共呈的当今世界，尽管存在着文化的冲突和价值观的差异，但坚守艺术理想，坚持用高尚的文艺引领社会风尚，构筑精神高地，照亮思想苍穹，激扬创新活力，仍旧具有最大的公约数和最强的凝聚力，而拥有深厚文化积累和强大文明基因的中华民族，则自当争拔头筹，勇为先锋，以自身的文化优势与文明特质为人类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不断赢得新成就，创造新绩效，做出新贡献，并以此而增强包容性和认同感，厚植向心力和吸引力，使我们的文艺不仅成为实现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引擎与思想铀质，而且更在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驱动与簇拥下走向全球、温暖世界。 为此，广大文艺工作者就必须秉有强烈的责任心、使命感和担当精神，把铸冶灵魂、激扬精神、培孕文明奉为自己的圣旨与天职，并加以勠力践行，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那样，“以深厚的文化修养、高尚的人格魅力、文质兼美的作品赢得尊重，成为先进文化的践行者、社会风尚的引领者，在为祖国、为人民立德立言中成就自我、实现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