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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莫言还是一个寂寂无名的文学新人时，孙犁以其独立的文学立场和审美眼光发现了其短篇小说《民间音乐》的独特文学价值，并对其进行了专门评述，成为莫言小说独到文学价值的最早发现者和阐释者，这与那种跟风式的文学评论有天壤之别。那么，孙犁为什么会对刊发在一个“小刊”上的“小人物”的短篇小说进行评述呢？换言之，孙犁为什么会对莫言的小说特别赏识呢？ 其一，莫言对社会“小人物”生存状态的边缘书写，促成了孙犁对异质文学的认同。孙犁与那些同时代的作家大不一样。当那些一同参加革命的作家相聚北京——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政治文化中心时，孙犁依然偏于一隅，远离政治文化中心，似乎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多余人”。与此对应，孙犁对那种标语口号式的写作范式极其反感，这主要缘于孙犁本人的独立文学立场和美学追求，以及其独立的思想坚守。孙犁是从革命战争中走出来的作家，理应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倡导的文艺路线的实践者。但是，孙犁的作品在反映革命时，注重自我独立的审美体验和审美表达，这种婉转的表达方式，无法与高亢的革命基调相吻合。因此，孙犁本人偏居津门，过着远离政治文化中心的桃花源一般的生活。但是，孙犁又不是真正地大隐于市，而是用他自己独特的方式，间接地参与了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也许正是基于这一点，孙犁对那些没有受到文坛特别关注的作家及其作品尤为重视，并在其读书札记中记录下自己的点滴感受。因为这种感受并非受制于文学之外的因素影响，自然也就更加真切地显现出了孙犁的真知灼见。孙犁对莫言小说《民间音乐》的评述便体现了这一点。 在《民间音乐》这篇小说中，莫言塑造的形象并不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一般文学作品所追捧的英雄人物，更没有什么深刻的社会内涵。莫言在此使用了鲁迅小说《风波》的手法，不是直接地塑造人物，更没有设置直接的矛盾冲突，而是采用散点透视的笔法把发生在“马桑镇”上的一场情感“风波”娓娓道来。在这场情感风波中，孙犁看到的是“当前农村集镇的一些生活风貌，以及从事商业的人们的一些心理变化”。显然，相对于宏大的社会主题来讲，尤其相对于农村的“改革开放”来讲，这样的“风貌”和“心理变化”自然都是这一社会主潮之外所引发的几轮“涟漪”。在小说中，我们看不到引领这场时代变革的人物，而看到的是“小人物”，这些“小人物”“自在”地生活着。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它似乎展现给我们的是“民间”的“自在”状态下的情感类型与表现方式。在这个时期，莫言的这种边缘化书写显然不甚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要求。但是，这种文学书写却引起了孙犁的关注，甚至还使孙犁觉得这篇小说“写得不错”。 其二，莫言对农村题材情感的诗意书写，拨动了孙犁蛰伏已久的情感之弦。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文学主潮中，现实主义占据主流，与此相对应，作家注重现实主义的写实原则，突出文学观照和反映现实生活的能力，具体到农村题材的文学作品，则表现为作家注重对大转折时代下农村社会矛盾的书写。这固然强化了文学对现实的干预力度，但文学对自身的审美性追求则显得不够，文学对生活的诗意书写往往就无从谈起。值得肯定的是，莫言在创作起步阶段的美学追求，与文学主潮所呈现出来的美学特点有所不同，他关注的是农村社会身处边缘地带的“小人物”。这些“小人物”既难以承载起什么主旨深远的宏大主题，也无涉波澜壮阔的时代风云。莫言似乎是一个骑在牛背上的牧童，为我们吹奏出一曲悠远且幽怨的田园牧歌。显然，这种美学追求恰好唤起了孙犁长久以来蛰伏于心底深处的情感。针对莫言的短篇小说《民间音乐》，孙犁非常坦然地承认其所书写的“事情”并“不甚典型”。他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因为从莫言在该作品中塑造的两个主要人物来看，“花茉莉”和“小瞎子”都不具有深广的代表性。不仅如此，这样的人物甚至还带有某些“虚无缥缈”的色彩。花茉莉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且丈夫还是一个“副科长”，这对农民身份的花茉莉来说应该是求之不得的。但是，花茉莉还是毅然决然地提出了离婚。她的离婚理由并不是因为对方“招花惹蝶”。据说，花茉莉提出离婚的唯一理由是因为“副科长像皇帝爱妃子一样爱着她”[3]。且不说这种离婚理由如何离奇，女性“休夫”这一行为本身便是罕见之举。正因如此，花茉莉的离婚案才产生了轰动效应，“震撼了整个马桑镇”。然而，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花茉莉对副科长情断义绝，却对一个自己不知道“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小瞎子情有独钟，甚至还由此演绎出了“月下追夫”的浪漫故事。由此，孙犁认为莫言所写的这个“事情”“不甚典型”是有根据的。实际上，像莫言所写的这个“事情”，在一些苛刻的批评家那里也许会被视为“不甚靠谱”。那么，对这样一个有可能被人们视为“不甚靠谱”的“事情”，孙犁为什么还“觉得写得不错”呢？这恐怕与莫言小说的诗意书写有着密切联系。在孙犁眼里，这一事情尽管不甚典型，但其“小说的气氛，还是不同一般的”。这说明，孙犁更看重的是莫言所营造的独特的“小说的气氛”。实际上，孙犁所谓的“小说的气氛”便是小说所体现出来的美学特色。在孙犁看来，这部作品“基本上还是现实主义的”。那么，我们由此可以断定，在孙犁所强调的“现实主义”之外，还应该有其他的“主义”。也许，莫言的这部小说打动孙犁的恰是“现实主义”之外的那种“主义”，而这种“主义”集中地体现在“小瞎子”这一人物形象上，他给人“有些飘飘欲仙的空灵之感”。其实，除了“小瞎子”这个形象给人一种飘飘欲仙的空灵之感外，花茉莉这一形象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莫言在《民间音乐》这篇小说中表现出来的“空灵之感”，恰好唤起了孙犁蛰伏已久的情感，由此产生了某种共鸣。孙犁作为生长于燕赵大地的作家，其情感似乎理应是粗放的、粗砺的，但恰恰相反，孙犁的情感却是细腻的、诗意的。这种细腻的、诗意的情感表现在文学创作中，主要体现为作者注重对人物的情感世界的深入挖掘和深度表现。然而，这种情感与“革命情感”的对接似乎并不顺畅，因而使孙犁在“十七年文学”中没有受到特别的推崇。从“十七年文学”到后来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学，情感逐渐被视为“小资产阶级”的专利，作家们对情感唯恐避之不及，文学自然也就疏远乃至放逐了情感。20世纪80年代以来，情感开始重新回归于文学中，但大部分作品还是以写实手法来进行表达的。如孙犁同时期阅读到的张贤亮小说《绿化树》便是如此。这种写实手法甚至演变为对“性”的逼真书写，而情感似乎退于幕后，更谈不上“空灵飘逸”之感了。在此语境下，莫言在小说《民间音乐》中对情感的诗化书写，却远离了对“性”的展示，展现的是一种朦胧的诗意情感，这种久违的诗意情感能够拨动孙犁的情感之弦也便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其三，莫言对文学阴柔之美的追求激活了孙犁既有的阴柔之美的审美趣味。莫言作为一名生长于齐鲁大地的男性作家，受地域文化的影响，其情感应该是豪放的，像宋代的辛弃疾在其词作中所显示出来的气概一样；或者像《水浒传》的作者笔下的梁山好汉充满阳刚之气一样。但是，莫言在其文学创作的初始阶段却一反传统，刻意追求文学创作上的阴柔之美，以至于编辑在阅读了莫言的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之后，还误以为莫言就是一名女性作者。在《春夜雨霏霏》这一短篇小说中，莫言塑造了一名在“春夜”里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的新婚的女性形象。她独守空房，思念着戍边守岛的丈夫，而打着窗棂的“细雨”，恰似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思。在《民间音乐》中，虽然莫言不像在《春夜雨霏霏》中那样刻意表现人物形象的情感世界，但二者的美学风格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是淡化了人物的情思，增加了一层“虚无缥缈”的“空灵氛围”。但就整体而言，莫言的《民间音乐》所显示出来的美学风格是一种阴柔之美的美学风范。 孙犁作为一位具有鲜明美学追求的作家，其审美趣味指向的是阴柔之美。孙犁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有所不同，他注重发掘农村普通人尤其是男女之间的细腻情感，这在其小说《荷花淀》中有着清晰的体现。在孙犁描写战争的小说中，他没有侧重展现战争中激烈的敌我对峙，而是侧重于表现“敌后”普通男女的情感。正因为如此，有些人甚至认为孙犁的作品中弥漫着一股“小资产阶级”情调。孙犁的这种审美趣味与革命的需求存在着一定的缝隙，与主流意识形态所张扬的阳刚之美相左，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孙犁是“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4]。但是，孙犁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自我的审美趣味，相反，他依然通过曲折的方式坚守着这一美学追求，其具体表现之一就是对那些与之趣味相投的文学作品往往会投去“深情的一瞥”。这突出体现在其读书札记或与他人的往来书信中。孙犁对莫言的短篇小说《民间音乐》的认可，在某种意义上说，正与他对阴柔之美的美学风格的偏爱有关。 孙犁之所以关注莫言这样的文学新人，除了以上我们所论及的三个重要原因之外，还与孙犁特别看重文学传承有关。[5]应该说，孙犁在20世纪80年代对文学新人，尤其是那些与自己有着某种相似文学趣味的文学新人特别关注，这既有利于文学新人的健康成长，也有利于文学的代际传承和良性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