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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白先勇(1937年7月11日-)，回族，当代著名作家，1937年生于广西桂林 。中国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之子，毕业于台湾大学、美国爱荷华大学。现任香港中文大学博文讲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昆曲研究推广计划"荣誉主任。著有短篇小说集《台北人》《寂寞的十七岁》《纽约客》等，长篇小说《孽子》，散文集《蓦然回首》《第六只手指》《树犹如此》等，以及舞台剧《游园惊梦》。其中《台北人》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第七位，是仍在世作家作品的最高排名)。2018年，获得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终身成就奖和第五届郁达夫小说奖"短篇小说奖"。 访谈人：廖玉蕙（1950年3月14日－），台湾台中县潭子乡人，台湾当代文学作家，大学教授。访谈时间、地点为2002年8月，白先勇先生圣塔芭芭拉居所客厅。原载于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库。 车子在纵横交错的高速公路上，一路驱驰了约莫两个小时，终于从洛杉矶到达圣塔芭芭拉。因为先前作了功课，向小说家请教之不足，还上网查询了路线。所以，虽然在几个可疑的路口稍有踟躇，终究都作了正确的抉择。 听说小说家晏起成习，我们先在附近的广东馆子吃饭兼等待预约的时间。馆子里的侍者说，白先勇先生是他们店里的常客，他们久闻文名。吃过饭，我们绕道小镇的超商，买了一打黄色的玫瑰。到了小说家的门首，不觉莞尔！迎接我们的是一片艳丽花海，相形之下，手上的玫瑰显得寒碜可笑。幸而，小说家深受儒家温柔敦厚诗旨的影响，依旧以啧啧的赞美接过并立刻为那束可怜的玫瑰找了漂亮的安居之所。 高耸的树木，各色的花朵，白家的住宅简直被粉红骇绿团团围住。后院的茶花，品类万端，虽然尚未含苞，白先生却如数家珍地为我们一一介绍花朵的颜色、长相，他说：每一株都是他亲手植栽;我心里记挂的却是：四月群花竞放时，会是何等繁华且吓人的景象！ 我们原是打算来和小说家谈谈写作的，没料到白先生忧国忧时，一谈到他所关心的教改，竟一发不可收拾。回来重看录影带时，发现他时而拍案立起、时而蹙眉瞪眼、时而朗声大笑！肢体语言丰富，不时还激动地跳出摄影镜头之外。屋里的摆设，件件有来历;屋外的花树，株株是心血。《台北人》里的繁华盛景，竟似转移了阵地，在异地重生。虽然，白先生的笑语喧阗，闹得寂静无声的社区彷佛纷纷醒转了过来似的。然而，总不免想起小说家在悼念亡友的<树犹如此>里说的： 春日负暄，我坐在园中靠椅上，品茗阅报，有百花相伴，暂且贪享人间瞬息繁华。美中不足的是，抬望眼，总看见园中西隅，剩下的那两棵意大利柏树中间，露出一块楞楞的空白来，缺口当中，映着湛湛青空，悠悠白云，那是一道女娲炼石也无法弥补的天裂。 仰首偷觑了园中西隅，果然有那麽一块映着湛湛青空、悠悠白云的楞楞空白。小心翼翼地，我们一句也不敢问起那“无法弥补的天裂”！ 廖：我刚到这小镇上来，感觉到它好像有一点点荒凉，是不是我的错觉？还是它确实比较偏僻？ 白：它不是的。它倒是个名城，三、四十年代好莱坞的重镇是在这边，许多大明星和 opera singer 都住在附近。城本身比较小，但是这里有满有名的音乐学院，Music Academic of the West（西方音乐学院）。所以这个城倒是有历史和文化的。附近还是美国地价最高的地方之一！表面一看，是个非常安静的小城。我喜欢这里就是因为安静，不过，朋友从台北那个滚滚红尘来了以后，都会问：“这里怎么能住啊？” 廖：对啊！我就想，住在这儿好寂寞喔！ 白：我倒喜欢有这麽一个安静的环境。台北太好玩了，很浮躁的一个城。 廖：确实！那个城比较适合写短篇，若真要架构一个长篇，可能真的需要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 白：这里还有一个特点，它的天气可能是最好的。像现在八月天，从来我都不用冷气的，连扇子都不用。晚上睡觉还得盖被，所以就没有什麽所谓的大汗一身。四季如春，和台湾差不多。冬天还没有台湾那麽冷，不湿。 廖：可是，美国这么大，怎么您就跑到这里来了？ 白：说起来这是缘。那年，他们这里有个教职，是要教中国文学的。我的好朋友欧阳子的先生，本来申请到了，结果 field 不太合，就到 Texas U.去了。而我刚在 Iowa 念完书，开始找事情。他告诉我这儿有一个位置，我就来申请，没想到就申请上了。1965 年，我来 interview，也是这个天气。八月的黄昏，飞机降下来，下面一片金、一片紫，很美啊！那个山是紫色的，很漂亮的！我本来没听过这个城市，后来才知道它不只是个名城，还是选出来世界上五个最适合居住的城之一，我真是小看了它！但是，我弟弟来了还说，这个鸟都不生蛋的地方……。的确，它非常安静的一个城。基本上它是一个大学城，有 UC Santa Barbara、音乐学院，还有一个 Books Institute,世界有名的教摄影的学校。它适合老年退休的人或读书人居住，所以中壮年的人较少，有很多旅游客。像 Chaplin（卓别林），就在城里开了一间旅馆，现在他的女儿在管。满有意思的一个城市，但是要耐得住寂寞。 廖：中国人多不多?您自己料理三餐吗？ 白：中国人越来越多。跟洛杉矶比，当然不算多。这里有个好处，就是深居简出，我的运气很好，教了个硕士学生，毕业两年了，自己开饭馆，夫妻两人对我非常好，等于一直在照顾老师。这个学生在城里有餐馆，每个礼拜都送个两三次菜来，基本上我就赖以维生。一个人做饭很麻烦，不过有时候我高兴起来，自己也做几个菜。我有我的单身食谱，虽然简单，不过我也不虐待自己，该吃的，还是要吃。我喜欢吃好东西，但是不挑嘴，什么都可以吃，只要不是太难吃，容易打发。尢其前年我心脏开过刀，吃东西就更简单一点了。 廖：现在从学校退休了，就写《白崇禧传》吗？ 白：除了《白崇禧传》外，也写一些短篇的。 廖：有没有打算要再写长篇的？ 白：打算很多，但要写出来才算数。 廖：以前您都是以写小说为主，现在好像以写散文居多？ 白：我刚不是讲打算“很多吗”！但是写小说比较是严肃的事，要求比较严，超越自已、挑战自己是件最麻烦的事情。要写出不同的东西，脑子里有很多，最近我也想把纽约客的系列再延续下去，写了几篇了。 廖：我们也很喜欢你写的散文。 白：真的吗？那是偶而为之。散文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够讲一些心里话，写小说跟写散文是两个不同的文类。我觉得散文如果不说自己的话，就不好看，就变成论文或报导了。 廖：其实，大家看散文多半有一种偷窥的欲望。 白：对，就像你写失眠那篇，我就很喜欢看。你写的失眠很痛苦，你替我讲出来了。我失眠很多年了，我可以不吃药，但是我的作息时间就变成日夜颠倒。以前，我在这里教书时，真的被宠坏了。系主任虽然是外国人，真是儒门弟子，对我非常的宽容。晓得我早上爬不起来，早上就不给我排课，交待秘书说：早上电话不要接给白教授，对我真是体贴入微，真好的一个老先生！所以，我所有的课都排在下午。车子开到学校，停好车，关了车门，进教室，总共十三分钟，算得准准的，轻松得很。不像洛杉矶，开车动辄三、四十分钟。也不像台北，冲突性高，我的朋友回台湾去，一个月后，马上加入战局，aggressive 得很。 廖：《白崇禧传》现在写到什么样的程度了？ 白：一直拖下去，我不是学历史的，所以，写一点，碰到一堆史料，就不得了了。 廖：在这儿写，资料够吗？ 白：我也到大陆、台湾去找，这边的资料也还有一些。美国的几个图书馆的资料，像胡佛 institute 的资料很足的。现在麻烦的是，民国史的确是一个很麻烦的事，很多的史料有待求证，每个人的说法都不一样。 廖：你会不会因为某一个关键没有解决就耽误了进度？ 白：会，是这样的，就要去解决，还要去访问人家。像写到 1946 年四平街的那一仗的时候，还很巧的，访问到余纪忠先生。前两年，我还特别去看他。以前他跟我讲过一些，关键上的，他是当事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会议，我父亲跟杜聿明在东北开军事会议的时候，决定要打长春，余纪忠先生也正好在火车上。余先生就告诉我当时的情况，有什么人在火车上，很重要的一份电报是他发的，那种临场感，讲得非常生动！ 廖：你写这些东西跟以前写《台北人》有很大的不同吗？ 白：有很大的不同。但在历史的感叹上，也有些相同的地方。我想《台北人》也就是这段历史的结果。我之所以可以写《台北人》，就是因为这段历史的一个结果。 廖：创作是一件很迷人的事喔？ 白：创作完全是一个人的世界，可以说是个很孤独的一条路，没有人能够帮你。 廖：您年轻的时候就一直想走写作的路？还是阴错阳差走到这一条路上来？ 白：谈到这点，真是很有意思的。中学时，我就对写作感兴趣。国文老师对我鼓励很大。那时，作文总是得到好的评语。当然环境也很要紧，开始我是念成大水利系的，当时，一边建三峡水坝，一边写作，是我的一种梦想。地理书上说，建了三峡水坝，国家就会强盛起来，于是，我就决定建水坝去。那时，真不知天高地厚！关键是念了一年水利后，发现兴趣不合，只好重考，那是非常关键的。 其实，在成大念水利，我还是可以念，直接念下去就算了！成绩也还不错，还是班上第一名。 廖：本来还可以建水库的！ 白：是呀！但是我晓得自己不是一个好的工程师，我晓得我只是会考试而已。 廖：那时，显然您对自己的志向，是有非常清楚的概念的？ 白：当时，就考台大外文系！我原想念国文系，就去跟我的国文老师李雅韵老师商量。她说：“你不要念国文系，念外文系，国文系比较上是作学问的。” 廖：那时候的国文系好像比较重视经学。何况，当时作家多半出身外文系。 白：她说念外文系对于创作比较有帮助，李老师对我影响真的很大。她明智的地方，就是她自己是念国文系的，却没有特别叫我走同样的路。这个转折满要紧的。外文系整个气氛，整个念的东西，还有老师、同学都很好。也是因缘际会的，有一群搞现代文学的好朋友。 廖：后来，几乎每个都在那一行里出类拔萃。 白：像刘大任，也是我们那一届的，他是念哲学系的;陈映真虽不同校，可是也是同届的;王祯和晚一、两届。我现在回头看，六十年代是对台湾的文学改变一个很重要的年代，因为战后的这一批作家突然出来了，成熟了，崭露头角了。因为受了完整的教育，这也很要紧。如果整天逃难，也不行，我们真的好好念了书，有了安定的环境。大家都骂这、骂那，我必须要讲感恩的话。我们还可以写作、办杂志，可以在夹缝中长出一些树啊、草啊、花的，同个时代，大陆就不可能了，正好是文革最糟糕的时候。而在建中，我奠定了基础，老师又好，成天要我们背书，连《史记》都背，还要默写。 廖：现在的教育比较不是那麽严格。 白：我觉得应该要回头呢！我得要发点劳骚，我看到报纸上写，还说不考作文呢！教改、教改，我觉得好像愈改愈坏。 廖：一般觉得作文评分不容易达到公平，所以主张废考作文。我觉得这有点因噎废食。 白：对对对！应该想办法达到公平啊！ 廖：其实要讲完全的公平，也是不可能的。世事哪有绝对的公平呢？ 白：根本不可能嘛！就讲数学吧！可能这个学生比那个学生程度要好些！但是，刚好题目出到他不会的，怎么公平呢？完全公平是不可能的。但是废考作文是不对的。应该要加重才对啊，怎麽能废呢？不要说别的，不要说创作了，到时候，就连一篇基本的文书都写不通。 廖：将来考题都变成选择题了，专意于飣餖字句的解释，可能连话都说不好。 白：选择题都是有几分取巧，猜题的，运气好的，猜对了，不是更不公平？教了二十九年书，我连美国学生都让他背诗，默诗呢！现在我回想古文那一套，我觉得要打根基，背多少篇、多少首，那个节奏、那个韵律感觉出来，非常有用。少背一点可以，但是很重要的那些，一定是要的。像前、后赤壁赋，我们都背的！《琵琶行》、《长恨歌》都从头背到尾，经典的东西一定要背的。教得好的话，学生会有兴趣的。 廖：没错！其实师资才是大问题。教甚么固然重要，怎么教才不致斲丧学生的学习意愿更根本！ 白：以前我在台大旁听叶嘉莹教授的课，她会讲得不得了啊！你听了一次，都觉得不够，她讲多少次，你都会去听。所以是师资问题、教法问题。这样因噎废食，迁就学生，是不行的。我看现在台湾的教育问题很大。从前联考的时候，他的教法是比较僵化，但是别忘了，我们这群也都是联考出来的，也没有伤到那里去。现在那些很优秀的领导人物，还不是都是从联考出来的。你看他们多会讲话啊！联考并没有把他们的头脑锁死。联考是可以改，但是不是这样改。而且太轻率了。 廖：看起来您对台湾的教育问题很忧心？ 白：我是满担心的，从前的联考是背水一战，非念不可，不念就没路可走。现在是比较宽一些，可是，台湾学生到外面来的竞争力是越来越弱了，现在大陆学生反而起来了。我的教育信念是不能平头式的，一定是要有精英，下面普及，一定要培养出一批精英来。人的才智不可能是齐头式的，上天的确是不公平，有人才智高、有人才智低。才智高的人当然要给他最好的教育啦！中间有一批社会大众，各行各业，否则怎么会有人领导！台湾现在有这个条件，有这个经济能力。这么多年来，培养了这么多师资，虽然有些不是尽如人意，但是比起来，不算坏的，硕士博士也是一大堆。台湾有条件把教育弄好。所谓联考、甄试或考不考作文全是技术问题。吵来吵去，从没去思考要教育出什么样的学生来。二十世纪末了，还没有人去质疑华人世界的教育对不对，我看是错了。所以算起来二十世纪的中华文化是低潮。我们有教育部长，没有教育家。教育部长都听命于政府、政策，不只台湾，大陆、香港，所有华人世界都一样，都还没有通盘考量。 廖：那您是觉得西方教育要比较好一些吗？不是也同样有人质疑西方教育太过放任吗？ 白：很重要的一点，美国的教育至少还有一个西方文明史是所有人都要修的。从古希腊、罗马、一直到现在，他们的大学生至少有基本的了解。除西方文明外，他们还要选一门非西方文明的课，可以是艺术，也可以是文学。我们的大学生应该都要学一门中国文化史，是必修的。尢其是现在，秦俑也出来了，三星堆也出来了，我们整个文化史要重写了。应该集众人之力写一本文化史、教育史，让学生去念。然后配上图片，让我们的学生至少对文化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我们以为美国人好像不注重文化。即使这样，人家的教育还是比我们的好得多。今天你学 Computer 也好，学音乐也好，对中华文化有基本认识，任何一行，你总有一个舵稳在那个地方，你可以走任何方向，这才是教育。不是只是教你考试或出来找一份工作。文化的教育很重要，问题在于一没有教材、二没有师资。 廖：教材的品质的确和师资一样，都很让人担心。您觉得我们的教育内容有什么问题吗？ 白：我那个年代，中小学美术课，就拿个花瓶、橘子、香蕉、拿个外国石膏像去描。五四以来，为了全盘西化，为了救亡图存，强化科学、医学、坚甲利炮，这都能够理解，但有什么理由只画苹果、香蕉，这是不是有一个前提，就是承认我们自己的花鸟是不好的，不值得的、是应该废掉的，谁敢这么说！我现在要问，要质疑有什么理由，要全国的学生都去画维那斯的头？我每次去欧州都感受很深。到罗浮宫、佛罗伦斯去出来以后，都感觉头很晕，都是人家的传统。我们要去研究别人的东西之前，是不是应该先把自己的东西弄懂？自己还不懂自己的，怎么去了解别人的！ 廖：确实！现在台湾许多的展览、比赛或演出，不管音乐、美术或戏剧，往往较重视西方的。 白：我们的美术系，国画往往是点缀、点缀而已，好像学国画是落伍得不得了的事，其实有些东西是没得比的。譬如，西方注重人物画，我们主要是山水画。拿从唐、宋、元、明下来山水画传统，跟西方的人物比，等于是拿香蕉和苹果比，两个不同的东西怎能比好坏？我们的传统是从书法开始、毛笔开始、线条开始;他们是从颜色、块状、光开始，是不同的两个传统。我们废弃了毛笔、山水画，去画维娜斯，是画不好的，永远只能追在人家后面。这就像要全美国的中小学生都拿起毛笔画山水画一样，也是很可笑、很恐怖的事，而我们竟然就做这样的事！ 竟然没有人质疑，为什么我们要去画苹果、香蕉！我要问谁有这个权利，胆敢说要废掉我们的毛笔、山水、花鸟！而且以讹传讹，一直传下来。现在我们的美术系基本上是个西画系，音乐更是。学小提琴、钢琴的很多。好像考不上西乐组的才去考国乐组。我现在拼命推广昆曲，昆曲里音乐的曲牌那么复杂，这么美，我发觉了以后，大吃一惊！不错，我们现在出了几个演奏家，像马友友，很了不得，世界级的，但是也是对西方音乐的贡献，那么我们的竹笙管笛，国乐的整个东西是不是就应该废掉呢？基本上是已经废掉了，不晓得什么人开始，让我们学校的小朋友，只学钢琴、小提琴，不吹笛子、不拉二胡。 廖：二胡是没有，但是，现在的小学生应该也有教吹笛子的，我的孩子好像在小学学过。 白：总之，没有一套完整的中国音乐教育，当然，音乐绝对是西方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也应该欣赏，我也爱听。但这并不表示我们的教育要把整个中国的音乐废掉，这个伤害的后遗症，至今还没有人检讨。戏剧系只教西方理论，不去研究昆曲。演剧也演翻译出来的剧本。我在北京人艺看他们演话剧，戴个假发，一口翻译的名字，什么“玛莉亚”！我觉得太滑稽了。莎戏的英文美得不得了，翻译出来却怪得不得了！我看过《李尔王》，跟原文的比，觉得怪怪的。如果在外国，像昆曲这么丰富的宝藏，早就不晓得多少人去研究了！我们没有！还让它几乎亡掉，现在还让联合国来救，联合国把它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自己莫名其妙的让它消失，这么美，这么感动人，为什么不放进学校的课程里去？ 廖：因为没有接触，就不会喜欢。我有时请国光剧团的演员到我的班上来示范表演，学生马上就爱上了。 白：所以，这阵子我好高兴，做义工，大力鼓吹昆曲。演出的时候，也有很多年轻的人去看，记得 1992 年，我第一次请华文漪到国家剧院演出三个小时的《牡丹亭》，演四场。刚开始，我很担心，这么大规模演出，万一只来小猫两、三只，我鼓吹这么久，我不是信誉扫地吗？哪晓得，后来四场的票卖得精光。 廖：后来演出的《钗头凤》，卖座也很好啊！ 白：是啊，后来昆曲就起来了。我觉得应该要制度化，如果不放到学校里去，有一天还是会不见的，因为没有教育它。今天中国人之所以不像中国人，就是因为失去了自己的美学教育嘛！只有在学校正规教育里教，人家才会尊敬这个东西。当然大陆更不成话了，文革统统把它毁灭掉了。他们的问题也大，不过现在他慢慢的觉醒了，只是现在改不了口，以前破四旧破得那么厉害，不能说一下子又崇拜回去。台湾莫名奇妙，什么去中国化。我能理解政治上的对峙，但是，文化上都是一个源头下来，文化又不是共产党的文化，是共产党以前的几千年的东西。在台湾强调去中国化的现在，我似乎在讲反潮流的话，但是，不恢复这些中国美学，是很大的损失，损失了我们的美感。全盘西化的结果搞得我们美丑不分。 我去了 Florence 深有所感。看了10他们的大卫雕像后，下来看到他们最漂亮的设计都在那里。原来如此！从博物馆就直接移到这儿来，原来他们对那一种设计、那种 form 那么有信心、有创意，色彩那么准确，意大利的家具也好，服装也好，是传统在那里嘛！中国人现在设计不出自己的东西来，只好穿 Armani。虽然不一定要回头穿长袍，但是中国人要建立起自己的东西来。尢其看到大陆上一百个新娘集体穿白纱，真觉得好可怜喔，有人帮新娘抓着长裙，颠颠倒倒的，都走不动了，因为腿短嘛！你说可不可笑？如果一百个全都是大红百褶裙，喜气洋洋的，多美！我们的美感全失去了，失去它是因为人为的、教育的。这些管教育的都是外国留学的。拿回去的那些东西不晓得通不通，真是叫人忧心。 廖：教育部长恐怕很多都不是学教育的。 白：都不是学教育的，大部份是学理工，我一点都不担心我们的工程，我们的商业文化也很快！这是全球性、世界性的东西，容易，大家都在讲全球化……你几句话就把我的牢骚都引出来了，整个华文世界的教育都是问题，二十世纪过了，什么都废了，毛笔废了、作文废了、什么都废光了。好了，就去学西方的东西，难啊！每去欧洲一次，就深有所感。先废光了自己的东西，再去学别人的东西，这是很危险的。应该是自己先有了根基，再去学别人的、融会别人的，然后创发。 中国也是有许多外来的文化，不过别忘了像唐朝有很稳固的自己在里头。现在我们很虚弱，中间什么东西都没有，大陆学生来美国比台湾学生更容易西化，他们学美国学得更快，台湾还算有一点自己。因为文革更厉害，台湾至少还念了一点四书，至少传统的东西还有一些，所以，基本上大陆的文化根基更弱。所以你在台湾当老师会不会有点着急？ 廖：是有一些。 白：我们的创作力死去了，原因很多，我们常归诸于战乱，但是欧洲战乱也不少，法国亡国那么多次，所以不能拿这个当藉口。我们为了救亡图存，所以要把文化抛掉，但中国还没亡啊!法国亡了几次，各种的思想艺术、甚至科技，各方面都跑在前面，欧洲两次大战也不得了，也破坏得很厉害，可是又起来了，因为有文化的根在那里。 廖：所以扎根的动作要做？ 白：要！我到上海去，他们新的博物馆就弄得很好，以前的很破旧的。还有一点我满感动的就是，那些年轻的学生一进到里头就规矩了，对文化肃然起敬。现在江南这一带，上海、苏州富起来了，旧有的文化传统渐渐恢复起来，当然需要满长的一段时间。现在苏州经常演出昆曲，有固定的昆曲演出场所。他们已经有所觉醒，苏州本来就是昆曲的重镇，也就晓得骄傲了。他们的演员喜欢到台湾来演，台湾有知音。 廖：刚开始上昆、苏昆到台湾时还造成风潮，满轰动的，现在好像也失去了新鲜感，票房好像也不好了。 白：所以说还是要扎根，还是要有长期的教育才行。不过，最近台湾因为经济不好，买很贵的票去看戏，比较舍不得。票房不好跟这个可能有关系。 廖：没错。以前买六百元的，退下来买三百元，原来买三百元的，恐怕就不再进剧院了。 白：买书恐怕也是这样吧！隐地也跟我谈了很多这方面的问题。现在，长篇的东西年轻人受不了，《红楼》、《三国》、《水浒》大概都只看漫画了。不知看完漫画后会不会再找原著来看？ 廖：学生们都知道故事的大概，但很少有人看完文本。 白：现在的学生整天讲电话，整天就搞 e-mail。所以，我就讲，要有一些菁英教育，要严格一点，培养一些很严的好学生。从前我们是满严的，也有好处。 廖：你们那个年代，作家多半出自外文系，现在好像少了点，反而中文系的作者多了些？ 白：我觉得这倒是正常的。中文系应该多一些，第一、中文系的底子好些，第二、他也接触了中国文学。现在的外文系功课反而重了，应付学校的功课已经很吃力了，没有时间再去写。我们那时候功课真的不重，我们还有余力可以办杂志。 廖：这跟老师的鼓励是不是也很有关系？以前我们中文系的老师就希望我们惜墨如金，多读书，少发表。 白：是啊！我们那时候有夏济安老师鼓励，现在中文系改了，现代化了，台湾文学、现代文学变成显学了，选课的人也多了，这是好现象。 廖：现在文建会都在鼓励，研究所里，你只要研究台湾文学，就可以申请补助。 白：是啊！像台湾的梅家玲、江宝钗过来开会，都说大学里开现代文学的课，选修的学生很多。 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又可以不必太悲观了。谢谢您接受采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