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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欣:在写作中, 发现新的文学广州

http://www.newdu.com 2019-05-20 羊城晚报 朱绍杰 参加讨论

    
    
    日前,著名作家张欣推出长篇小说《千万与春住》。新作延续张欣一贯的都市书写,将当下都市人的种种行为模式、心态结构、情感路径一一剖析呈现。
    1亲临其境的纠结才是文学
    羊城晚报:《千万与春住》的创作契机是什么?
    张欣:以前当别人问起我一部新的作品是怎么创作出来的,我都会从头开始说,我是如何有一个想法,如何把它写成一个个故事的。可能因为我干这个工作太久了,以前会按部就班地想一件事,然后把它结构好,形成一部小说。但我要强调的是,相对成熟的作家脑子里有很多人物,平时也不知道他们有什么用,有的人物在自己脑海里有二三十年了,从来没有用过,但他可以放进适当的情节中,让故事变成它特有的样子。
    作为一个职业小说家,我脑子里面特别多的是人物。无论是朋友,还是陌生人,日常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就在我的脑海里,这是我的职业习惯造成的。这两年,我的写作几乎就是从这样开始的。我脑子首先有了人物,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在一个时刻,一个情景下,会怎么样。这就是写作具有挑战性的地方,必须要把它写清楚,而且符合逻辑,他的想法至少能让读者有一点共鸣。有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人物的走向,但这样会让写作不会那么枯燥。如果从头到尾都明白了,写作就变成一道道工序。
    羊城晚报:《千万与春住》是您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吗?
    张欣:《花城》杂志的封面说这是我的“改变之作”。我觉得最大的改变,过去我是某种理想主义的,会形成与人物的隔膜,这次写作虽然仍是人间视角,但是相对冷静和严酷。以往的写作,我还是会有一点惯性思维。这次要是说我有一些改变的话,结束了对纯粹人物的写作,就是我跟人物的短兵相接了。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我不是在表达他应该不应该,而是在表达他的伤口和疼。当亲临其境,刀口就在你身上就是这种感觉。我觉得,很多的情况同时都存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只有纠结才是文学。所以,这次借一些自然的视角,我不再去写人物应该怎么样,而是他就是这样,因为各种各样的情况,他们就变成这样子了,事情就变成这样子了。
    2
    张爱玲亦舒是真正的城市化文学
    羊城晚报:您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创作都市题材,作为都市文学的先行者、探索者,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张欣:最开始我并没有特别强的“都市文学”的意识。我没有下过乡,一直都是所谓大院的小孩,后来当兵去了,所以对乡村的生活特别陌生,只好先写身边的生活。当时还没有都市文学这个概念。我觉得恰巧就是广州这个地方,离香港澳门近,应该是中国大陆最早有外部气息的地方,比如商业精神、务实性格,等等。尤其是刚改革开放的时候,这些对我的影响都特别大。我当时对自己的要求就只是记录生活,就是身边发生了什么,就把它写出来。慢慢时间长了,大家就觉得这个是和之前的文学有点不一样。
    另一个方面,乡土文学在我们国家有非常厚重的基础。相对而言,都市文学比较飘,好像积累不下什么东西来。所以我觉得都市文学真的是开始有点雏形,就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时代给了它比较大的舞台,现在也慢慢形成了一个观念。对于我个人而言,当初真的有点无意识,后来经过评论家的总结,还有你们媒体的提醒,我才觉得,哦对,我好像一直都在写这个城市。
    羊城晚报:在您的观察和经历中,都市文学在这四十年间有怎样的变化?
    张欣:我觉得最根本的变化是在于它的观念开始清晰了。以前我们老觉得都市就是高大上,车水马龙什么的,其实都是表象,都市最重要的是它的观念。所谓观念,也是相对于乡村的观念来说的,乡村的观念是相对很保守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当年高晓声的《陈奂生进城》,其实还是乡村小说,只是讲了一个乡下人到城里的经历。我不是说乡村的都不好,乡村有很多朴实的、实干的,这是他好的一面,但是也有厚黑学,要忍气吞声,要往上爬,就类似这种。我觉得这样子的一种生活和故事的展示,根本上还不是真正城市化的。
    什么是真正的城市化文学?就是张爱玲、亦舒的。她们得以流行,除了她们写得好之外,还有就是她们的观念是非常新的,比如女性要很自立,不要那么轻视金钱。过去我们是很轻视金钱的,金钱是万恶之源,而在亦舒笔下,金钱就是都市人最好的朋友,它是你的胆子,只有钱它是忠于你的,它不会背离你而去,但是男人不行。这种观念的变化,慢慢大家也能接受了。过去大家不接受,当要在情感和钱之间挑,居然挑钱,这是文学吗?这简直不应该呀。但是后来终于发现,现实根本不是那样子。我觉得这种观念的渗透,是都市文学最重要的。
    3
    互联网时代最重要的还是情感
    羊城晚报:近年来,都市文学的题材越来越丰富,比如互联网创业等新现象。面对“日常”的日新月异,作家应该如何自处?
    张欣:题材肯定会是在不断变化的,新生代的作家也都是很有才华的,而且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是一个全新的视角,而且他们的包袱不重,不像我们一写就会想很多。但是,我觉得对于写作者来说,总是有一种东西是不变的,最重要的还是情感那个部分。不管外在的环境怎么变,最后落下来还是要落在那个日常,包括我们的情感上。要不然你写了很多,你想说什么呢?
    互联网时代,信息是扁平化的。生活中那些很炫的东西,每个人都可以体验到,或者可以想办法体验。就像很多作家都说过,小说不是哲学,也不是教科书、社论。小说要求的就是情感的深度,就是动没动情,触没触动到别人心里最软的那一部分。感情从哪而来呢?肯定是从日常中来,不会凭空的就让人感动。所以我是想说,其实万变不离其宗。
    羊城晚报:现代城市的生活、景观越来越高度雷同,都市文学的写作会不会面临同质化的问题?
    张欣:当然有了,同质化的问题是全世界作家写作的一大难题。曾经有一个主编告诉我,有一段时间,他们杂志收到稿子全是写小三的,或者都是那种晨钟暮鼓,讲怎么在庙里生活的。过去我们觉得苏州就是陆文夫笔下那样的,我们不会跟上海的作家混起来。他写的苏州早晨,就和上海的不一样。现在不是了,所有城市都一样。这不仅仅是广州的问题,而是全球化带来的问题,作家们都在面临这个挑战。
    实际上,你看我们广州,从电影《羊城暗哨》开始,到今天的电影《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城市的形象是如出一辙的。我们这边就是凶杀案案发地。要是说国际大都市发生的事情,别人可能会想到上海,但一定不是广州。一个城市要形成自己的文学形象是多么不容易,很多人不了解,广州的形象就会这样一下冒出来。我相信很多人对广州还是这个印象,就是城中村,环境脏乱差,出现各种事,等等。这个方面还需要我们在不断的写作中,慢慢再找出一条路子来。
    4
    能写好广州的是现在广州的年轻人
    羊城晚报:广州的文学创作曾在欧阳山一代闻名全国。您如何评价今天的广州本土题材的文学创作?
    张欣:有一次文艺界开会谈到广东音乐。广东音乐过去特别牛,上了国宴。但为什么说现在好像也没有什么了。陈小奇说了一个观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说,过去知名的广东音乐都是乡村社会的产物,全和打粮食有关。现在的生活不是这样了。
    欧阳山、秦牧是非常优秀的作家。但他们那时候的广州,和现在的广州,已经是完全不同了。后来,大家特别期望有《三家巷》这种标识性的作品,一说写广东就要写岭南,一定要写到西关。这样的符号般的写作,就等于复制《三家巷》了吧。我觉得这个当然可以探索,但我不认为这个就是唯一的出路。因为新的广州、新的时代,肯定有一些新的东西。
    当然,它是什么,我们现在还没摸索出来,但大家都在写,都在摸索。我觉得也不要着急,只要不间断地发现,广州这个城市也会越来越清晰,也会越来越被书写得开始有它自己的特色。
    羊城晚报:今天广州出现了一批年轻一代创作者,您如何看待您和他们的代际异同?
    张欣:广州开始有了年轻写作小群体崛起的现象。像王威廉他们的特别是受过完整的教育,包括文学上的训练。不像我们这一代人,因为时代的原因,全是野路子出来的。另外好像王十月、郑小琼这样打工文学出身的新一代作家,也值得一提。虽然他们是打工文学出身,但他们现在写作的方向也倾向于都市题材,甚至还有科幻的。还有民间诗人的活跃,都是一个特别好的文学信号,它会慢慢变成一种现象。
    年轻人的努力特别值得肯定。我们老觉得人才都是外面的,老要引进人才。我不那么认为。最后写得好的,就是从这些人里出来。外来的人写了十年二十年,最后又会写回他自己原来熟悉的生活,可能是东北的,也可能是温州的。一个人的童年记忆、青年记忆,是很深的烙印。现在在广州的年轻人,从小就开始写广州,这怎么不值得肯定呢?这是要大力提倡的,而且将来能把这座城市写得好的,肯定是这些人。
    5
    写作就是下笨功夫好好去写
    羊城晚报:有观点认为,要是村上春树保持日本关西的语言习惯,而非转用东京的语言创作,恐怕难以取得今天的成果。您认为如何把握本土创作的地域性和普遍性?
    张欣:地域本身是作者的根据地,你让我写北京上海,我也写不过人家,但是我写广州,你总写不过我吧。这是很自然的。但我们看问题不能只看一个方面。我觉得村上不是一个语言习惯的问题,而是他有比较大的视角。我觉得,一个作家的视角和格局也很重要。如果写作是单轨的,写自己日常的生活,这只是一个作家的一部分。要成为好的作家,除了会反映当地生活之外,一定要具备更广阔的视角和观念。我觉得村上有这种东西,他准确地抓住了现代中产阶级的生活现状、内心深处。我觉得他是一个有大视野的作家。
    有时候我们会说我们对于本土题材宣传不够。人家不接受,和宣传有什么关系,我觉得一点关系也没有。不行就是不行,怎么说也不行。不要老想着写一两篇,然后就暴个大名,然后得个茅奖。写作长内功是很慢的,你写不一定有,但你不写就更没有。
    羊城晚报:您提到茅奖,让人想起《繁花》。像上海这样中国其他区域的本土创作,对广东有什么启示吗?
    张欣: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挺不好说的,老说什么东西可以复制,但我看来有的东西分析起来,意义并不是特别大。其实继《繁花》以后,他们有好多人也冒出来了,悬梁刺股在家里忙几天,然后推出一个东西觉得应该是“繁花2”,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繁花》突然横空出世,最后连金宇澄自己也懵了。又好像《百年孤独》,全世界发行六千万本,马尔克斯自己也没想到。这种文学奇观,肯定是有的,但我觉得没有什么可以值得拼命讨论或者借鉴的。
    我在深圳和一些年轻人交流,他们也有好多人还没写,就开始关注写出来会不会火。我就说,你一个字都没写,你去说火的事,那就不要讲了,就闭嘴去写。写作,就我还是那句话,所有人都说烂的鸡汤就是下笨功夫,就好好去写就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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