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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代藏族文学”和“西藏当代文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相应地,“藏地书写”和“西藏书写”也是有着一定差异的范畴。但目前的研究界对上述两对称谓却不加区别、混淆使用,从而造成了严重的混乱与误解。同时,人们在当代藏族文学的母语创作和汉语创作的意义认识上,也存在着一定的偏差。 关键词：当代藏族文学;西藏当代文学;西藏书写 从古至今,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都是中国文学这一集合体的重要构成部分。就中国当代文学而言,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对中国当代文学所产生的影响,为中国当代文学所作的贡献,在各个方面,都是值得高度关注的。就当代藏族文学来说,它所取得的成就和对中国当代文学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也是有目共睹的。像扎西达娃、阿来、益西泽仁、益希单增、次仁罗布等在中国文坛颇具盛名的作家,不但以他们富有特色的创作引起了人们对广大藏区文学、文化的热情关注,也为他们所处时代的中国当代文学增添了异样多姿的审美景观和文化风姿,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审美色彩和文化内涵。尤其是扎西达娃、阿来、次仁罗布这些具有世界性眼光和成就的作家,更是中国当代文坛上独树一帜的优秀作家。他们的创作,不但是民族的、地区的,也是中国的、世界的。可以说,以上述几位作家为代表的当代藏族文学,既展现了当代藏族作家出众的文学才华,也显示出了当代藏族文学巨大的发展潜力。正因为如此,在文学研究界,对当代藏族文学的关注始终是一个焦点。近年来,随着边疆地区经济能力的提升,以及文化发展的繁荣昌盛和文化传播的进一步推进,中国广大藏区越来越成为旅游、文化热点,藏区的文学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以当代藏族文学或西藏当代文学为研究对象,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和精力。毫无疑问,这对深化中国当代藏族文学或西藏当代文学研究,提升当代藏族文学或西藏当代文学研究的层次和品格,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因此,这种研究态势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是,在看到其积极效应的同时,还需要留心其中存在的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只有弄清楚了这些问题,才有可能使相关研究具有更为可靠的学术品格和相对稳定的价值。 一、西藏当代文学、当代西藏文学与“西藏书写” 在中国,从行政区划上划分,藏区分布在西藏、云南、四川、甘肃、青海等省区。换句话说,提到藏族文学,应该包括西藏、云南、四川、甘肃、青海等省区的所有藏族作家创作的文学。但在目前的研究界,一提到“当代藏族文学”,许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就是“西藏当代文学”;而说到“西藏当代文学”,许多人想当然地断定就是“当代藏族文学”,把二者混为一谈。毫无疑问,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也就是说,“当代藏族文学”并不是“西藏当代文学”;“西藏当代文学”也不等于“当代藏族文学”。其中的差别大致可以这样概括:“西藏当代文学”是一个带有地域类别的文学概念;“当代藏族文学”是一个带有族别属性的文学概念。由此来看,它们是两个内涵与外延都不相同的概念。为了更为清楚地辨析二者之间的不同之处,不妨从以下两个方面做些说明。 第一个方面是行政区划意义上的省区文学的划分。目前的中国当代文学界,有按照行政地区划分地方文学的习惯。一些研究者往往依据省份名称来划分文学,比如四川文学、广东文学、云南文学、新疆文学等。由此出现了一些地方文学史,比如《上海文学通史》《云南地方文学史》《西藏文学五十年》等。不管这种划分是否完全符合学术研究的学理要求,但既然都在使用这样一种说法,就应该让它尽量符合一定的学术规范。首先,既然存在行政地理上的划分标准,就应该严格遵循,而不能随意安置、分配认识对象和研究对象,从而带来不必要的混乱。作为行政区划意义上的“西藏当代文学”,就应该只是西藏地区的作家创作的文学,而不应该包括其他省区的作家创作的作品,不管这些作家属于哪个民族。比如,不能把一个云南藏区或四川藏区的藏族作家说成是西藏作家,把他创作的文学作品称作是“西藏当代文学”。其次,一说到藏族作家,就想当然地把他们划入西藏,这也是对西藏文学的一种严重误解。这里面暗含的一个基本逻辑是:“西藏当代文学”就是“当代藏族文学”,“西藏当代作家”就是“当代藏族作家”。从西藏当代文学的事实看,这种认识显然是相当片面的。“西藏当代文学”这一行政地理意义上的文学范畴,不仅仅包括生活在“西藏”这一行政地区内的当代藏族作家创作的藏族文学,还包括生活在这一行政区域内的其他民族的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如汪承栋、刘克、金志国、子文、张祖文等这类非藏族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也是“西藏当代文学”的组成部分。如果把“西藏当代文学”视为“当代藏族文学”,显然是对那些生活在“西藏”这一行政地区内的其他民族的作家的忽略或无视。这既不公平,也不合理,当然也不能全面认识和反映西藏地区的当代文学的整体风貌。因此,决不能把“西藏当代文学”简单地视为“当代藏族文学”。 同样的道理,其他省区的藏区文学,也不仅仅只有藏族文学,还有其他民族的作家创作的文学。如果把所有藏区的文学都视为藏族文学,然后再归入“西藏当代文学”,就更不符合这些地区的文学创作现实了。因为在中国的广大藏区,一直生活着除藏族之外的其他民族的作家。把藏区文学片面地视为“藏族文学”,同样是一种简单化的认识逻辑。它既是对藏区文学多样化现实的无视,也无助于人们对包括藏族文学在内的广大藏区文学进行全面客观的认识与研究。 第二,即使在文化意义上看,把整个藏区文学视为“西藏当代文学”的认识也是简单的、片面的。许多论者,也包括一些藏族作家和出生成长于藏区的其他民族的作家,往往倾向于认为,中国的广大藏区在文化上是一致的,基本上没什么大的差异。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也就想当然地认为,只要是藏族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从文化属性的角度看,一定属于“西藏当代文学”,因为西藏是藏族文化的发源地和核心地区。但事实上,这种看法是似是而非的,是极为片面的。 首先,藏区文化不都属于藏族文化,藏族文化不是藏区唯一的文化类别。用历史的眼光,从藏区文化发展的主流来看,藏区文化的主体的确是藏族文化。也就是说,从民族文化的本源上看,藏区的主体文化是由藏民族创造的,是藏民族独有的一种文化体系。但这并不意味着藏区的文化只有藏族文化一种类型。事实上,随着藏民族与其他民族的交往,她的族属文化始终在变化丰富着。即使在相对封闭的过去,民族地区间的交往也从来没有停止过。近代以来,中国各民族地区间的交流更为频繁,文化融合也更为显著。进入当代,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各个方面的交流已经成了一种常态。由是观之,藏区文化的多样化早已成了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所谓藏区文化只是单一的藏民族的传统或本原性文化,只是一种“想象的事实”而已。我国著名藏族学者丹珠昂奔就藏族文化的构成有过这样的说法:“我认为,藏族文化是一种以苯教文化为基础,佛教文化为指导,并吸收了一些汉文化的文化。”丹珠昂奔的说法启发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藏区文化就是由藏民族创制的纯粹的民族文化。其实,还有一个事实也许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认识藏区文化多样性的现实状况,那就是:中国的广大藏区生活的民族不仅仅只有藏族,许多地区其实是多民族杂居区。在这样的地区,它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多元的、多样的,而不是纯粹的、单一的。 其次,西藏地区的文化与其他藏区的文化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中国藏区土地广袤,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可以被划分为多个地理和文化区域。从目前比较流行的说法看,中国藏区主要划分为三大区域:康巴、安多和卫藏。“藏族习惯上将自己居住的区域分为三大块:一叫卫藏,一叫安多,一叫康巴。由这三大区域形成卫藏、安多、康巴三大方言区。1949年以后的行政区划就是以拉萨、日喀则为中心的卫藏地区;以青海部分藏区、甘肃甘南藏区、四川阿坝藏区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安多地区;以四川省甘孜州、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西藏自治区的昌都、青海省的玉树藏族自治州为主要组成部分的康区。” 其实,在这三个大的区域之下,又可以划分出许多小的区域来。阿来笔下的嘉绒藏区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区域。尽管这些大大小小的区域在称谓上都可称作“藏区”,在文化上也确实有一些共同之处;但它们之间同样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异,文化差异就是其中之一。这种情形与中国不同地区或省份之间存在诸种差异的情形是一样的。就像不能简单地把整个中国文化和地方风俗,不分南北东西视为一个毫无差异的整体一样,也不能把整个藏区的文化体系简单地视为毫无差异的文化纯粹体。广大藏区的文化差异在当代藏族作家的笔下已经得到一定的反映,但研究界却对此缺少差异性眼光。这显然是被“藏区文化并无差异”这样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所误导了。 由上面的分析至少可以获知,无论从行政地理上,还是在文化意义上,都不能把“当代藏族文学”与“西藏当代文学”混为一谈。“西藏当代文学”这一称谓包含藏族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这部分文学作品也属于“当代藏族文学”这一范畴;但“当代藏族文学”并不一定都是“西藏当代文学”,它们只是部分交叉的关系。同时,不能把藏区文学都视为“当代藏族文学”,因为在中国广大藏区,还生活着众多的其他民族,由生活在藏区的其他族别的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显然不能归类于“当代藏族文学”。笔者觉得丹珠昂奔的以下表述能够帮助我们比较清晰地认识这一问题。在谈到藏族文化的构成时,他指出:藏族文化不等于西藏文化。他就此强调说:“‘西藏地区’和‘藏族地区’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无论如何,也不能混同运用。否则我们就无法区分、理解‘藏族文化是整个藏民的文化,西藏文化只是不包括甘、青、川、藏、滇区的西藏地区的文化’这一概念了,因为,作为文化,它带有很强的区域性,不搞清楚区域界线,就无法限定这一文化范围。”如果“西藏地区”的文化和“藏族地区”的文化必须做如是区分和理解,那么,“西藏当代文学”和“藏族当代文学”也必须要做如是区分和理解。它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互替代。 由以上话题还可以引申出另外一个重要问题,也需要做一些正本清源的说明。这个问题就是目前研究界经常提及的“西藏书写”。 目前的学术界,频频出现一个词语,即“西藏书写”。但在使用这个名词时,却出现了一种非常混乱的情况。具体来说就是指称上的不确切或混乱。 毫无疑问,“西藏书写”指的是作品中涉及到与西藏地区有关的描写与叙述,除此之外,不应该包含其他地区的内容。但目前国内的所谓“西藏书写”,却包括中国的整个藏区。换句话说,许多论者把只要是涉及到藏族地区的内容或现象都看做是“西藏书写”。很显然,这种认识和指称也是严重不符合事实的。其错误依然是没有把“西藏”与藏区加以区分。如果能够把二者加以区分,知道二者无论在地理上,还是在文化上,都存在一定的差异,就会发现,“西藏书写”与“藏地书写”是判然有别的两个概念,无论如何都是不能混为一谈的。例如,绝不能把甘肃甘南地区的作家创作的描写、反映甘南藏区的作品,划归到所谓的“西藏书写”中去,也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这类作品与西藏文学没有多大差异。由甘南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可以称之为“藏地书写”,而且是与其他地区的作家的“藏地书写”有着很大差异的“藏地书写”。这种“藏地书写”与“西藏书写”可能有一些相似之处,但却不能把它与“西藏书写”划等号。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在行政上、地理与文化上,都不能简单地归类到西藏地区,这是基本常识,尽管在文化的某些方面与西藏文化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同样的道理,云贵川等省区的“藏地书写”也不能与“西藏书写”划等号。 二、佛教文化与当代藏族文学和藏族当代文学 谈到“当代藏族文学”和“西藏当代文学”,从文化属性的角度看,研究者都会不约而同地联想到佛教文化。这样的认识逻辑自然有其合理性,因为由当代藏族作家创作的作品,从族群文化的背景看,佛教文化是最为重要的一种文化资源,而且许多藏族作家都会自觉地把自己的文学行为视为是对民族文化精神的继承,愿意承认自己在文学上的民族文化身份。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如果以更为开阔的文化视野来观察当代藏族文学和西藏当代文学的文化资源或文化背景,就会发现,“当代藏族文学”和“西藏当代文学”所包含的文化内容,绝不仅仅是佛教文化,其包蕴的文化成分是多样的。首先,虽然藏民族的主导文化是佛教文化,但从民族文化的渊源上看,藏民族的文化体系中包含着比佛教文化更为久远的文化内容,最为典型的就是学术界公认的“苯教文化”。丹珠昂奔认为佛教文化在藏族社会的确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在佛教传入前藏民族就有了自己的文化。他指出:“苯教文化是藏民族较为原始的文化,佛教在自己的发展中,并没有尽数取代、消灭苯教文化(实际上也不可能),而是大量吸收苯教文化,其标志是藏传佛教文化的形成。”从目前学术界所出现的相关研究成果来看,认为这种较为原始的民族文化依然延续至今,仍然对藏民族的精神世界和现实行为产生着一定的影响。在文学创作领域,许多藏族作家其实也已经意识到了这种文化现实。他们的文学作品中也包含着这种古老的文化因素。因此,无论从文化的本源性上看,还是从当代藏族作家的实际创作情况看,把藏民族的文化视为单一的佛教文化,认为藏族作家创作的文化资源只有佛教文化,都是不符合过去和现在藏族文化发展的历史事实的。 其次,无论是西藏地区的文化,还是其他藏区的文化,经过历史的变迁、更替,在文化成分上早已不再是单一的文化体系了。虽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说,西藏文化和其他藏区的文化在主体上还是以佛教文化占主导的文化体系,但绝不能认为西藏地区和其他藏区仅仅只有一种纯而又纯的藏传佛教文化。实际的情况是,无论是西藏地区,还是其他藏区,文化的多样化早已形成。原本就成分不纯的藏族文化中已经吸纳融合了其他文化成分。“公元7世纪上半叶始,随着疆土的扩展,吐蕃东北往汉地、西域东部,西北往拉达克、于阗、龟兹、喀什、北庭、小勃律、粟特、克什米尔和印度西部,南往尼泊尔、旋至南诏、四川等地,用本地的绵羊、麝香、牦牛尾、毛料、马、鹦鹉、盐、硼砂、玉石、宝石、工艺品、药材等进行了广泛的贸易,吸收别地先进的思想、文化、技艺,那时候的吐蕃是个大开放的吐蕃,由于这种开放,给兴起的吐蕃社会带来空前的繁荣,出现了藏族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其中与唐王朝的来往、交流最多,职官制度(如“三相一尚”等吐蕃“三十六制”)、医学、建筑等都有吸收。《巴协》中记载,人死后追荐七日的风俗就来源于唐。此后,宋元明清各朝,这种向汉文化的学习、借鉴从未间断过。”相对封闭的古代社会,藏区文化已经成分繁多驳杂了,在各种交流如此频繁便捷的信息时代,藏区文化成分的多样化更是一种显而易见的趋势。关于这方面的内容,不但可以从鲜活的日常生活中感受到,还可以从一些作家的作品中获得印证。只要在西藏生活过的人,只要广泛且认真读过生活在西藏的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的人,一定会对此深有体会。至于其他藏区,这种情况就更为普遍。阿来所生活的嘉绒藏区,甘肃甘南藏区,云南迪庆藏区等,都是多种文化交流融汇的地区。那里生活着多个民族的群众,人们受多种文化营养的滋养哺育,即使是藏族民众,他们的精神世界里也不仅仅只有纯粹的佛教文化。尽管他们的身份族别是藏族,但他们的文化属性却不仅仅只隶属于佛教文化。确切地说,他们是文化上的“混血儿”。生活在这些地区的藏族作家和其他民族作家的创作在文化背景上看,也是一种多元的文化背景。即使大批藏族作家在创作中为了凸显自己的族别身份而更多地关注藏传佛教文化,但依然不能否认他们的多元文化背景。 以上面的文化视野来考察,就会发现,绝对不能用一种单一纯粹的文化眼光去审视研究界不断使用的“藏地书写”和“西藏书写”。同时,决不能把所谓的“藏地书写”和“西藏书写”的文化背景只局限在佛教文化的视域之内。事实上,从创作主体上看,“藏地书写”和“西藏书写”的创作者们在身份、文化属性上是多样复杂的。他们既包括藏区的藏族作家和其他民族的作家,也包括其他地区的多民族作家(如山东、北京等地的各族作家)。毫无疑问,这些文化背景多样复杂的写作者们的创作,无论如何都不能简单地归属到“佛教文化”或藏族文化的体系内。如果想当然地划分归类,就是典型的罔顾事实,就是盲目地信奉某些似是而非的理论概念的教条主义。 三、母语创作、汉语创作与民族文化的继承和传播 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语境中,所谓少数民族文学,指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作品。这一概念只强调作家的族别身份,而不牵涉其他因素。也就是说,只要创作者的族别是除汉族之外的民族,那么他创作的文学作品就可以划归于少数民族文学的范畴。对于这种定义和阐释,在少数民族文学这一个概念产生之初,似乎没有多大异议。但新时期之后,随着西方各种文化思潮的传入,尤其是以后殖民主义理论为主导的文化文学理论不断在中国文学界传播弥散的最近二十年,有人开始对此有了新的看法。他们的主要异议是对“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概念的重新定义和阐释。而质疑的主要出发点是:语言与文化。 语言是文学创作的基本工具,文化是标示作家思想观念和精神心理的一个基础因素。由此,有人认为判断一种文学是不是某个民族的文学,首要的、基本的条件是这种文学创作所使用的语言和作家的族别属性以及原初文化背景。也就是说,只有在族别、文化背景和语言工具同时满足的条件下,一个作家的创作才能够被视为是某个民族的文学。即:族别属于特定民族,文化背景属于特定民族,且使用的书写工具是该民族的母语,这样的作品才属于民族文学。比如,如果一个作家创作的作品是藏族文学,就要必须满足下面三个条件:族别是藏族,作家的文化背景是藏族文化,使用的表达工具是藏语。否则,这个作家创作的作品就不能称之为藏族文学。在这三个条件中,质疑者最看重的是语言。原因是他们认为只有用母语创作才能真正反映本民族的现实境况,尤其是能够更为真切地揭示民族文化心理和精神意识。从语言形态看,中国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存在两种情况,即母语创作和汉语创作。因此,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是一种双语文学。“当代藏族文学”算是比较典型的双语并存的文学样态。以上述推论为据,结果不言自明,所有用汉语创作的民族作家的作品都不属于民族文学。 这种说法看上去有一定的理论根据,但却经不起文学现实的检验。尤其是在语言和文化方面,拿这种定义去限定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基本范畴,是根本行不通的。具体到“当代藏族文学”,这种说辞也与中国藏区的文学创作的实际情况严重不符。 就创作主体所运用的语言工具来看,目前中国的当代藏族作家的文学创作有三种情况。一是母语创作,二是既运用母语创作,又用汉语创作,三是只用汉语创作。如果依照“所使用的语言和作家的族别属性与原初文化背景”这一判断标准,那么,只有第一种情况和第二种情形里面的“母语创作”是“藏族文学”,用汉语创作的作品就不属于藏族文学,尽管创作者的族别身份是藏族。这显然是一种“语言决定论”的认识观念和文学观。如果从抽象的理论层面出发,这种说法似乎非常具有说服力。但任何理论只有与实际相符合,能够尽可能全面客观地概括描述现实状况时,才是具有现实价值的理论,否则可能就是一种语言游戏和毫无实际意义的逻辑规则。 在目前的藏族作家中,不少作家在创作时所运用的语言主要是汉语,而且他在文学上所取得的主要成绩,也是由汉语为主的作品来体现的。而这些作家的作品文化背景和精神主旨,也更多地体现着民族文化精神和观念意识。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他们的文学活动,都应归属于藏族文学的范畴之内。因此,不应该以语言为条件,把他们的创作排斥在藏族文学的范畴之外。当然,一些读者和论者把这类作家排斥在“正宗”的藏族文学范畴之外,其中所持的语言标准只是一个外在的因素,他们真正的看法是:用汉语创作的这类作品无法真实地反映和揭示藏民族的生活现实与文化精神,因此也就不能够对民族文化进行真正意义上的传承与发扬。在他们的认识理念中,只有用母语进行创作,才能够最为真实地反映民族生活和民族文化精神,才能够做到对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扬。 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种认识有相当的合理性。但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民族文化交流的不断推进,随着民族文化内容的多元化,随着民族文化传承方式的多样化,这种观念显然已经相当落后。在现代信息转换和存储极为发达和便捷的当今社会,在文化内容和形式更新如此迅速的现代社会,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扬面临着新的挑战与机遇。过去那种仅仅把文化传承与发扬局限在本民族群体中的观念意识,显然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的文化迁移状况了。那种认为只有本民族的民众能够接受的文化传承,才是对民族文化传统的真正传承与发扬的看法,已经变成了一种相当封闭、狭隘的文化发展观念。在当今文化交流极为便利的大趋势下,一个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能否继续传承下去,不仅仅要看它在本民族内部的传承状况,还要看它在多大程度上被其他民族或地区的文化所能够吸纳,从而转变成其他文化体系的有机成分而延续下去。反过来看,一种文化只有在不断吸收、融合其他文化的有益成分后,才能获得新的基因,从而增强自身的生命力。文化发展、赓续的这一辩证规律早已被历史所证明。当今世界不少国家都非常重视软实力的发展壮大,所谓的软实力的核心内容就是文化因素。一些国家为了让其他地区或国家的人们了解自己的文化,也为了使自己的文化精神发扬光大,都积极向外传播自己的优秀文化,同时也积极吸纳其他地区或国家的优秀文化因素。在此过程中,无论传播发扬自己的文化,还是接受吸纳他人的文化,都有一个必不可少的程序,那就是翻译。在向外传播自己的文化时,需要把承载着文化内容的本民族语言翻译成其他民族的语言,才能达到文化传播的基本条件。这一过程其实就用其他语言传播地区或民族文化的一种方式。由此来看,一个民族作家用其他民族的语言创作,描写、反映本民族本地区的文化现象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方式与精神意识,其实也是一种向外传播文化的过程。毫无疑问,这对一个民族或地区的文化发展与赓续具有积极的作用。比如,绝大多数中国人了解西方文化,是借助汉语书籍,而不是通过英语、法语、德语、俄语等语言写成的书籍。毫无疑问,这些汉语书籍是专门写给那些不懂外语,只能通过汉语阅读的中国读者的。如果没有这些用汉语写成的专门介绍外国文化的书籍,中国人是无法了解西方各国或各民族的文化的。我们无法想象,西方各国或各民族直接把用自己的语言写成的书籍拿来让中国人去阅读,从而达到传播自己文化的目的。同样的道理,外国人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了解与接受,很大程度上也是借助于用他们的语言撰写出的关于中国文化的书籍来完成的。 如果我们承认民族文化不仅仅要在本民族内部延续下去,同时也要与时俱进地把优秀成分传播到其他地区,让其他地区的人们了解、接受也是一种文化传承的话,那么这种文化传承行为已经在当今世界相当流行了。同样的道理,中国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也面临着这种传承方式。就中国当代藏族文化的传承方式来看,在中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现实情况下,除了部分藏族是通过阅读藏语书籍了解、接受藏族文化外,更多的人了解藏族文化,是通过借助用汉语创作的文学作品和相关的文化书籍来完成的。就笔者个人的阅读经验来说,如果不是接触用汉语写成的文学作品和文化书籍,藏族文化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非常陌生的领域。正是在阅读藏族作家用汉语写成的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我们接触到了一些藏族作家,并对他们的创作产生了兴趣,进而去深入了解藏族文化。多年来,我们已经成了从事藏族文学研究的专业人员。尽管在我们的认识和理解中,可能对藏族文化存在着不够深入的地方,甚至片面的地方;但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却使我们觉得,自己就是一名藏族文化的接受者和传播者。正是由于存在着像笔者这样的大批非藏族却乐于接受藏族文化的受众才使得许多真正热爱民族文化,用实际行动传播民族文化的人士(既有藏族,也有其他民族的人员)积极利用各种有效可行的方式来介绍、传播民族文化。在目前的中国,各类有关藏族文化方面的载体已经随处可见,而这些载体有很多都是用汉语为承载工具的。在众多的文化载体中,一些应时而生的文化传播方式特别值得我们关注,比如一些颇具影响力的网站。这其中“藏人文化网”就是一个在业界颇受关注的网站。这个网站以介绍关于藏区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和关于藏族文化方面的重要信息为主要目的,几乎囊括了中国藏区的方方面面,而文化方面的信息尤为丰富广泛。它是人们了解藏区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笔者也是这个网站的常客,许多关于藏区的信息都是从这个网站上获得的。毫无疑问,这个以汉语为文化载体的网站,在传播和传承藏族文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且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这是在新的时代环境中,热爱民族文化的人们开辟的适应新的时代需要的文化传播途径。这是以母语为载体的文化传播所不具备的独特功能。同样的道理,藏族文化要想走向国外,把优秀成分转变为世界文化中的构成部分,还需要借助其他语言来完成这一使命,而不是直接让那些操持着非藏语的人们去阅读藏语书籍。 试想一下,如果把目光只盯住在母语这一载体上,仅仅为了所谓的小范围内的“纯粹”的传统文化的延续;那么,像“藏人文化网”这类具有鲜明的现代科技含量和时代特征的文化载体的存在就是多余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类网站的存在在更为广泛的空间中为民族文化的有效传播发挥了其他方式无法取代的巨大作用。可以想象,如果把类似这种用其他语言为载体来传播民族文化的有效形式和手段排斥在外,那么所谓的民族文化的传承和赓续很可能形成“排外主义”。可以肯定地说,在民族文化交流如此频繁的当今社会,这种狭隘的民族文化传播意识,有可能把民族文化的传承和赓续推向极为狭窄的道路。在当今文化交融汇通的大趋势中,一个民族的优秀文化成分只有转变成更多民族或民众的精神财富,才能真正获得更为强大的生命力,从而也会彰显这种民族文化的崇高价值。 综上所述,我们觉得有必要对母语创作与非母语创作各自的作用和意义做辩证、客观的认识。 毫无疑问,母语创作,尤其是有着比较完整的语言、文化体系的民族的母语创作,在表现民族文化心理和精神意识方面有着其他形态的创作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而在民族文化的传承方面也会发挥得天独厚的重要作用。但事情并不是绝对的,并不是只要用母语创作了,就天然地能够很好地表现民族文化心理和精神意识,也不会自然地、良性地传承民族文化。因为民族文化的赓续与传承,并不仅仅只是一个语言工具的问题,还会涉及到其他更为复杂的问题。比如作家的文化修养、思想认识、秉性人格,以及作家所处的环境和所怀有的艺术追求等。总而言之,这是一个综合性的复杂问题,不能“唯语言论”,不能形成“语言决定论”的简单思维定势。 与此同时,不能对非母语创作持简单的质疑态度,不能想当然地认定非母语创作对民族文化的传承、赓续没有意义,或意义不大。事实上,那些用非母语创作的作家往往对民族文化有着更为独特清醒的认识与理解,因此也就会运用他们认为更为合理的方式去理解和传承民族文化。原因在于,一方面,这些作家受过民族文化的深刻熏陶、浸染,他们的思想观念、心理意识与民族文化有着深刻的联系,在创作中他们无法斩断与民族文化的血脉关系,不可避免地会在作品中表现民族文化的精神气息。另一方面,这些作家因为使用其他语言创作(主要是汉语),这就自然会促使他们通过这种非母语语言去了解其他地区或民族的文化。如此一来,他们的文化视野就会越出母语文化的界限,可能会形成两种,甚至多种文化的比较意识。有了这种自觉的比较意识,他们对民族文化的认识往往会形成一些独特的认识与理解。说白了就是,他们也许会比那些沉迷在传统文化内部的人更容易发现民族文化的优点与缺点。尤其是对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携带着惰性因子的方面,会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在此种认识的指导下,他们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书写就会更为客观、理性,也就会尽可能地做到对民族文化优秀成分的大力弘扬,而主动摒弃那些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陈旧成分。同时他们还会以开放的心态去吸收、接纳异质文化中优秀的成分,以此来丰富和促进民族文化。这可以说是那些用非母语创作的作家们对民族文化健康发展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当代藏族文学创作队伍中的那些用非母语创作的优秀作家,在这方面的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至于他们以自己的创作,向关注藏区文化的读者传播民族文化的重要贡献,更是不容否定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这些作家们身体力行的艰苦努力,藏族文学的接受群将会大大地缩减,而关注藏族文化的群体也会大大缩减,这显然不利于藏族文化的传播与弘扬。 作者简介:于宏,女,吉林辽源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当代藏族文学研究;胡沛萍,甘肃古浪人,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和当代藏族文学研究。 原文载于：《西藏研究》2017年第2期，注释及参考文献已略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