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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工业文明的裹挟下，包括文学观念在内的各种思潮开始从“古典”向“现代”转型，以实用为原则，强调立足于事实的学术研究动向也随之应时发生。中学西传受此影响巨大，最明显的表现是，中国学的译介和研究中心由早期的法国转移至经济发展更为迅速的美国，并出现了“中国学”的研究热潮——关注中国近现代问题和现实问题，其研究重心已经与古典汉学注重语言文字、版本、文物等的释读大有不同。1925年，“太平洋学会”的成立，被认为是美国汉学摆脱传统汉学向现代汉学转型的重要标志。“中国学”的理论奠基人费正清指出，现代“中国学”属于地区研究范畴，是以近现代中国为研究对象，以历史学为主体的跨学科的学问。讲究功利、实用，关注人口、农业、工业化、家庭、劳工、政治问题等，都是“中国学”的研究内容。由于汉学研究学者层出不穷，学术成果绵延不断，中学西传再次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场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关注中国文化认同问题的研究更为凸显，倡导“中国学”研究交流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译介活动是文化交流中至关重要的部分。若不能通过翻译来搭建语言交流的桥梁，无论西学或者东学都难以东渐或西传。当然，关于中学西传的研究又不能止步于译介，关注西方如何理解和接受中国学的内容也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因而，以译介工作为基础，关于中学西传的研究，从内容上看，包含了中国学的译介、阐释和接受研究；从研究对象上看，一是包含西方学者对中国学的研究，二是囊括了本土学者对“中学西传”现象以及对西方学者研究的研究。 尽管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涉及以上诸方面内容，但是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就是整齐划一的排列关系。结合当下全球多元化文化语境，在中学西传研究中，常见一些相对集中的研究现象出现，可称之为学术热点。乐黛云先生总结说，近年来国外研究的动机不再是过去单纯的好奇、兴趣与掠夺，而是以一种多元化的心态，带着对西方自身的质疑来审视自己和世界的问题。这样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化语境，提供了文化之间展开平等对话的可能，也使得关于中学西传的研究产生了新动向。 第一，汉学研究为适应跨文化对话的需求，要求译介活动跳出语言翻译的藩篱，更多加入文化翻译因素，搭建起文化对话平台。第二，汉学研究用跨文化的“视差”来解读非母语“经典”文化，容易碰撞出研究上的思想火花。其融合汉学与比较文学的学科视野，成为当下一个具有前沿意义的话题。第5届“世界汉学大会”以“比较视野下的汉学：传统与创新”作为大会主题，对这个方向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充分探讨。第三，汉学研究关注文化的多元共存，对“西方中心主义”巩固文化阶层秩序的研究动机，以及文化相对主义拒绝文化普遍性而强调绝对“差异”的中西对立思维模式，提出了质疑和审视。第四，“新汉学”关注当下中国的现实，探讨在“一带一路”“文明互鉴”等重大思想指导下的社会现状。汉学研究者慧眼观察到中国经济腾飞给中国学研究带来的积极影响，与此相关的“中国崛起”主题因此成为学术热点之一。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以一款名为Dialnet的西班牙语书目数据库作为数据来源，西班牙学者劳尔·鲁伊斯（Raúl Ramírez-Ruiz）进行了一项大数据统计，并得出结论：2005—2014年的10年间，在西班牙汉学研究成果中，近一半的社会科学论文和著作集中在有关“中国崛起”的主题上。第五，汉学研究关注当代儒学的新价值。2016年，在夏威夷大学举行的“第11次东西方哲学家会议”上，开幕式的3场主题演讲均不约而同地集中探讨了儒家思想的“可移植性”（transportability）。第六，在反思“汉学心态”中重构文化自信，提出要客观看待海外汉学研究现状，以及坚持自己的本体立场，打造富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体系的理论构想。 当然，某些传统的研究内容仍然受到汉学研究者的青睐。钟情于以地域、人名等作为关键词来描述研究现状和总结研究成果，就是其中令人瞩目的研究热点之一。以“某某某汉学研究概况”“某某某汉学研究述评”“某某某汉学研究综述”等作为主题表述，研究内容一目了然。这个“某某某”既可以是某个地域，也可以是某个汉学家或某个汉学流派。至于研究者，既可能来自于中国本土，也可能来自于西方，但都倾注了对当下中学西传研究的满腔热情。 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探讨，首先要解决的是语言问题。从“传教士汉学”开始，大量的中国文化译作就已经在西方得以传播，更遑论在电子媒介盛行的当下。文化的传播速度之快和范围之广，在今天早已超出我们的想象。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文化之间就已经顺利完成了交流目的。译介活动中经常出现“隔”的窘境，也即译介无法达到译者和被译对象在理解和表达上实现无缝对接的理想状态，使得被译对象中蕴含的固有文化难以渗透到译者和读者的文化中，因而限制了双方之间的深度交流。很多研究者由于语言上的局限，无法阅读第一手文化材料，因而在研究成果上同样也会产生“隔”的效果——误读、“隔靴搔痒”，有的学术观点甚至与原材料“南辕北辙”。此外，虽然近年来中西双方一直在谈论汉学开放，倡导多元对话，呼吁平等对话，事实上在“文化霸权”依然未能得到解决的当下，它仍然是一种构想中的学术理想。自文化研究学科兴起，汉学研究与各门各派的社会科学理论如哲学、历史学、人类学、考古学、心理学、社会学之间出现了交叉融合的跨学科研究趋势。不容忽视的是，跨学科研究是一把双刃剑，既导致了汉学研究的学科突围，也带来了“仿汉学”以及“泛文化研究”的研究误区。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