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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 斌：您是一个从基层走出来的作家，在作品发表上经历了些什么？ 刘平勇：我从发表第一篇小说到现在，已经二十年了。每位立志成为作家的人，渴求发表是共性。二十年前，由于地域限制，网络信息的不畅通，边缘化现象十分严重。远在边远地区的基层作者，很难看到外面的世界，对外面世界的了解，基本上靠的就是有限的书本阅读和图像不清的电视观看。 二十年前的我，那时真的是闭门造车，整天读着有限的几本书，闷着头写，遇到有点喜欢文学的朋友，便逮住他，就念文章给他听。有些时候，我还在念得激情飞扬，对方早已昏昏欲睡。那时没用电脑，用手写，一个两万字的小说，用手写完，反复修改，再抄写一遍，那种费时费力可想而知。然后是盲目的投稿，然后是遥遥无期的等待，脑海里整天都是邮差送信的样子。结果大都一样，泥牛入海。当然偶尔也会接到几封回信，有的回信会有几行字，更多的一句是，不拟采用。那时，做梦都会梦见心仪的作家跟我谈文学，比如史铁生、贾平凹、路遥、陈忠实、迟子建、毕飞宇、苏童等等。那种激动、幸福、惶恐，真是用语言难以表述。现在想起，在文学的道路上蹒跚而行，期间的酸甜苦辣，还真让自己感动。 曹 斌：可以说您的作品无论是散文还是小说，在言语上个性十分鲜明，而且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您是如何来处理小说人物与语言的关系的？ 刘平勇：小说是塑造典型人物反映社会生活的一门艺术，小说人物的语言必须要符合人物的个性和身份，这是小说艺术的基本要求。我一生的努力，就是寻找到最符合我的小说人物个性和身份的那种精准的、鲜活的、掷地有声的语言。朴拙也罢，华丽也罢，高雅也罢，低俗也罢。只要符合人物的个性和身份，就是好的语言。阿Q的 “和尚动得，我动不得”？孔乙己的“多乎哉不多也”，都极其符合他们的个性的。我小说里的人物，大都是底层人物，他们的语言本身就是朴拙的，只有朴拙，才符合他们的个性和身份。无须有意朴拙，而是其人物个性决定了他们的语言风格。 曹 斌：这些年来您的写作有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吗？ 刘平勇：说风格，很惭愧，我还真没好好想过我的写作属于啥风格。风格，指文学作品从整体上表现出来的独特而鲜明的风貌和格调。我觉得我还没有形成自己特有的固定风格。风格，受作家主观因素及作品的题材、体裁、艺术手段、语言表达方式及创作的时代、民族、地域条件等客观因素的影响而产生，并在一系列作品中作为一个基本特征得以体现。我觉得，一个作家的写作风格，是变化着的，不同时期，面对不同的题材，会产生不同的审美，也就有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当然也就有了不同的风格。 我最初的写作，是没有经过严格训练的写作，抓到什么，就写什么，对所谓文本、题材、语言、思想、结构方面的东西，缺乏较深的思考，这跟我当时对写作认识的浅陋有关。当时的写作，激情有余，思考不足，虽然血肉饱满，但也瑕瑜参半，泥沙俱下。当时追求语言的华丽，常常为一些华丽的词句沾沾自喜。殊不知，那些骨肉分离的词句，缺少体贴和温度。后来读得多了，写得多了，对文本、题材、语言、思想、结构方面的东西也就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和更严格的要求了。 通过多年的写作磨砺，逐渐形成现在的这种风格，在题材上，以乡土题材为主，其他题材为辅。除了继续关注农村、农民自身生活的苦难外，更关注改革开放，城镇化进程，以及城、乡二元结构中，所呈现出的新问题，并把人物放置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刻画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突出人性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作品真正体现生命关怀、灵魂书写这一主题。作品关注的都是人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试图对生命进行细致入微的洞察，以及对人物命运的沉浮和走向从文学的角度作有益的探索。在表现形式上：特别注意叙述的节奏，调子，气息，氛围；力求从容，沉静，诗意。给人一种视觉的冲击，灵魂的震颤和回味。书写的对象大都是对“小人物”的人文关怀。主人公大都是农民、民工、乡村教师、手艺人、小商小贩等，都是我们熟悉的、身边的小人物。对笔下的小人物、底层人、受苦人，有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悲悯情怀，试图用深情细腻的笔触，去刻画这个时代面临困难和危机的社会弱势群体。试图揭示这个群体的生存困境，极力展示每个个体生命与现实不可调和的对抗与冲击。这种揭示，不是刻意张扬困境和苦难，而是希望从另一种角度来观照人道主义的缺失，召唤理想价值的到来，提醒人们如何摆脱生存的尴尬与苦痛，藉以恢复人类生命内在的尊严。我在作品中，从自然生存中的人追溯到社会存在中的人，从社会存在中的人追溯到精神存在的人，力求站得高，抓得准，开掘得深，真正走上了一条灵魂关怀的文学之路。 曹 斌：昭通作家的很多作品都选择了关注底层的小人物。您的中篇小说集《天堂邂逅》还是《因为有爱》等等，从乡土到城市，也同样聚焦了人的精神困境及生存困境，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基调进行创作的？ 刘平勇：一个作家的背后，隐藏着一块与之息息相关的土地，也隐藏着一群与之血脉相通的人。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绝无例外。我出生在中国云南东北部的一个边远偏僻的山村，我的亲人们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刨食生存，他们的生存是艰难的、窘困的。他们的精神生活，可以用荒芜一词来形容。作为农民的儿子，我深深地融入于农民与土地。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酸甜苦辣，无不深深地打动我的心灵。当村长的时候，抓计划生育，追缴公余粮，拔麦种烤烟，放水插秧，抗洪抢险，秋收抢种……。那些来自人为的或自然的种种苦难，毒蛇样缠绕着我那可亲可敬的农民父母，兄弟姐妹，我的心疼痛无比。 就为着我可亲可敬的农民父母，兄弟姐妹们，我开始思考这一群为土地而生为土地而死为命运而抗争的人们。我用小说来书写他们的生存状态，书写他们的勤劳善良朴实勇敢，书写他们的狭隘自私愚昧凶残。在农村，一有丧事喜事，家家团结，和睦相处的大家庭景像随处可见。为了一只鸡、一棵蒜、一撮土而发生的人命案比比皆是。我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耳濡目染的全是一些不可思议的心痛的事实。我手中的笔怎能不流泪？不滴血？ 后来随着社会的变革发展，他们能够吃饱穿暖了，可在这块土地上一茬又一茬生长起来的人们，又为了更好地生存和更美好的精神追求撒遍了中国的各大城市，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农民工。他们渴求美好，向往美好，在生存和精神困境中头破血流地突围，最终大都迷失自我和回家的方向，他们在陌生而缤纷的城市里，慌乱而盲目地演绎了许多令人伤感的悲剧。作为生在其中的我，作为与他们有着相同血脉的我，作为一个试图用文字书写悲喜人生的写作者，所写的文字，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探析生存和精神困境的烙印。 曹 斌：在写《天堂邂逅》的时候，您想通过这篇小说告诉读者什么？或者说想通过这篇小说来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 刘平勇：通过这部作品能让读者感到愉悦或者说能让人受到教育，就已经让人很欣慰了。我觉得文学作品是不能直接解决现实问题的，但它能解决人的灵魂问题。人的灵魂问题解决了，人是能够直接解决现实问题的。就像我们伟大的作家鲁迅先生，他的作品也是通过对人心人性社会入木三分的呈现，唤醒麻木的灵魂，让灵魂苏醒了的人们，直接拯救病魔缠身的现实。我现在乃至将来的文学创作目标就是以文学的方式有力地呈现，最后抵达有力的唤醒。让苏醒的灵魂，找到解决现实病症的药方。我始终相信，真诚健康的灵魂，必定自带亮光。这种亮光，足以穿透人心和现实的黑暗，抵达更深层次的美好。 曹 斌：走进您的作品，感觉总是悲剧，这和现实生活中幽默风趣、乐观豁达的您存在着极大的反差，您是如何看的？ 刘平勇：其实我不觉得我的作品总是悲剧。只是我的作品结局走向死亡的多一些。死亡并不都是悲剧，有时还是人生的正剧和喜剧。在生命长河中来审视人生，人的一生其实就是从美好走向衰败和死亡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生就是悲剧。只是在这个悲剧过程中，我们依然爱过恨过悲过喜过。我的人生哲学是，看破红尘，迷恋红尘。所谓看破红尘，就是我们知道人生苦短，生命无常，犹如白纸，正面是生，反面是死，轻轻一捅，生死相连。既然如此，在短暂的生命中，还有什么能让我们执着不化揪心疼痛呢？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是悲观主义者。所谓迷恋红尘，就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注定肩负着多重角色，既是父母又是儿女，我们上有老下有小。我们不能我行我素只为自己着想，我们还得为我们的亲人、爱人，朋友活出个样子来，让他们开心快乐。于是我们在红尘世界里积极乐观阳光坦荡地做好每一件我们该做能做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又是乐观主义者。 曹 斌：您中篇小说《一脸阳光》中的农村妇女巧莲用非常规的方式来洗雪自己挨打的屈辱，作品中美与丑、善与恶的较量，充分体现了巧莲的柔弱与坚韧、无赖与扭曲的内心世界，您是如何来构建小说人物的精神世界的？ 刘平勇：讨个说法的故事很常见，以上几部作品的主人公，他们是以一种虽然柔弱但却执着坚韧的精神，对不合理的强大坚硬的外部世界发起血肉横飞漫长悲壮的进攻。而《一脸阳光》中的巧莲，是利用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用以卵击石的方式对抗强大的外部世界，结果当然是失败。最后，巧莲以近乎扭曲的内心自救，从别人的温暖里获取一丝并不可靠的虚幻的阳光来平衡自己的内心，让自己有理由活下去。主人公巧莲取得的"胜利"，让我们哀其不幸的同时，却没有任何理由怒其不争。因为，我们知道，巧莲所要面对的势力是巨大的，巧莲们只能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并不比当年的祥林嫂更多几分自由和幸福，万般无奈，不得不采取这种多少带有阿Q"精神胜利法"特色的方式。这就是目前中国农村农民的现实。正是这种无奈而混乱如麻的现实，让巧莲在艰难地寻找阳光的过程中，心理和行为变得荒诞不经，但又恰恰是农村特别是边远乡村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我觉得这种貌似虚弱的结局，更能透视被现代化文明进程遗落在身后的乡村生活的无奈与悲凉、沉重和忧伤。比那种正面讨回一个说法的表达更具有震撼力。 曹 斌：您从最初散文的诗意语言到后来原生态、朴实、直抵人心、的小说语言、这样的变化给您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刘平勇：我觉得好的小说语言就像打铁，每一锤子都要落到实处，甚至能看见火星四溅。一部好的作品，就像一架性能优质的飞机，那么语言就是飞机上的每一个部件，每一个部件都是那么的得体妥帖，精致而富有质感，看上去沉稳敦厚，但却能飞翔，遨游长空。 过去谈论的诗意和现在谈论的诗意，可能有了新的更丰富的内涵。我对诗意的理解是，准确生动，给人予想象空间，能让人的思维跳跃飞翔的，使人的心智得到启迪的语言。因此，原生态的，接地气的，甚至是未经过打磨的语言，也可以是诗意的语言。 曹 斌：据我了解，您主要写中短篇小说和散文，很少写长篇小说，但《中国作家》2018年上半年长篇小说专号刊登了您18万字的长篇小说《如尘》，《中国作家》编辑部主任、当代青年作家俞胜认为，《如尘》以饱含深情的笔法写出了一个农村孩子在异乡挣扎的奋斗史，刻画了现代都市的芸芸众生相。是一部充满正能量的关注当下的现实主义力作。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得主夏天敏认为，《如尘》对人的生存、精神、人性的异化等命题，作了较为深入有益的探索。作者一直秉承现实主义精神的书写，以杨三斤一生的心路历程展开对社会的沉思，通过杨三斤自语式的叙述表现其被异化的人性。更重要的是，作者更为关注异化人性的社会要素，他将批判的笔触指向不合理的社会现象，用丰满的人物众生相，丰富了作品主题的内涵，增强了批判的力度。云南省作协主席、当代小说家范稳认为，作家刘平勇具有高原人的质朴、厚道、执着和坚韧。他的创作如生长在昭通苦寒山区的苹果树，熬霜斗寒，硕果累累。在时代巨变的浪潮中，他关注弱者的生存状态，叩问生命的意义和尊严，直面现实苦难，描绘人生百态。他是一个有勇气的作家，写最接地气的作品。云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边疆文学》主编、当代小说家潘灵认为，刘平勇的语言是感性的、细腻的、简洁的、微妙的、同时也富有野性的诱惑和质感。作为一名男作家，他对人性幽微的痴迷和探察能力让人惊奇。他对杨三斤和他的六个女人眼花缭乱支离破碎的生命往事，作了纤尘毕现的描摹，对扭曲灵魂和压抑人性的社会现实，作了庖丁解牛似的尖锐的解剖和批判。面对这些名家的肯定和认可，作为作者的您，是怎样看待这部小说的？ 刘平勇：这几位老师，都是我最崇敬的老师，首先感谢他们对我多年来的栽培和鼓励。二十多年来，我在各级公开刊物上发表中短篇小说及散文200余万字。只写了一部长篇，就是《如尘》。2007年开始写，断断续续写了十年，反反复复修改删减，从当初的30万字改到现在的18万字。尽管我特别用心，但我对写长篇还是不够自信。总体来说，还是相对满意。尽管结构略显单薄，但我最大限度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探析生命的律动和人性的幽微。《如尘》以主人公杨三斤的魂灵为叙事角度回顾和反思了自己的一生。准确地说，应该是被欺凌的前半生和迷失在权贵里的后半生，“异化”主题贯穿了整部小说的始终，试图将社会批判和人性批判相结合，以杨三斤的生命历程来剖析人性，批判社会。 《如尘》，试图以隐秘的性心理表现杨三斤扭曲的人性，作为一个费尽心力挤入官场的底层，杨三斤经历了太多的无法诉说的辛酸和无奈。对人性的关怀是我一直坚守的叙事立场，因而我并未站在道德制高点去斥责杨三斤的“堕落”，而是思考那些将杨三斤的人性挤压得变形的社会因素，杨三斤代表着从在底层夹缝中成长起来的某一人物，他们外表光鲜，而内心却隐藏着不为人所知的精神重负，这些精神苦痛将他们的人性挤压得变形。从这一点来看，这篇小说的立意仍是侧重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尤其是金钱和权力对人性的异化。 借用评论家艾自由总结的：这是一部寒门学子的初心背叛记，这是一部基层贪官的情史堕落记，这是一部惜墨如金的语言探索记。我觉得很能概括这部书的主旨。 曹 斌：写作在您人生中占据了怎样的位置？ 刘平勇：于我来说，写作已融入了我的生命，它已是我生命中的一个重要部分。阅读、写作，不断矫正我的灵魂。它让我的灵魂更温润，更立体。让我看到比现实世界更美好的另一个世界。使我并不完美的生活更完美。 曹 斌：作为基层作家，创作的优势和弊端在哪里？最想要得到怎样的帮助？ 刘平勇：对于一个在基层的作者，底层生活资源丰富，创作的优势就是原汁原味接地气。弊端是眼界不够开阔，跟外部世界不容易接轨。埋头拉车的时候多，抬头看路的时候少。即便看了，由于所处位置的局限，也看得不够远。作为一个基层写作者，最需要得到开阔眼界、拓宽视野的机会和条件，最渴望得到名家的指点、批评和关注。 曹 斌：谈谈您的阅读？您读得较多的是那类书籍？ 刘平勇：我的阅读比较泛一些。除了文学书籍外，还涉猎政治、经济、文化、哲学、宗教之类的书。尤喜古代的一些经书。我会经常用小楷抄写心经、道德经、金刚经，感受博大精深的教义。当然阅读得最多的还是文学类的书籍，从中外作家的经典之作中获取营养。近二十年来，我每年都订阅《小说月报》和《小说选刊》，当然也间杂订阅许多优秀的文学期刊，以此了解国内中短篇小说的创作发展情况。很喜欢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还有犹太作家辛格的作品集。 曹 斌：哪些作家对您的创作影响较大？ 刘平勇：最初对我影响较大的国内作家是史铁生和贾平凹，后来对我影响较多的国内作家还有陈忠实、苏童、余华、毕飞宇、迟子建、夏天敏等。国外作家对我有影响的作品有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马尔克斯的《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萨特的《墙》、辛格的《傻瓜吉姆佩尔》、巴西作家若昂•吉马朗埃斯•罗萨的《河的第三条岸》、冰岛作家拉克司奈斯的《青鱼》等。 曹 斌：您是如何处理地域与写作的关系的？ 刘平勇：在我们老家，许多山上都会生长菌子。一些山上主要生长大把菌，一些山上主要生长黄丝菌，一些山上主要生长罗锅菌，一些山上主要生长牛肝菌或者鸡枞菌，当然一些山上还生长多种不同种类的菌子。这些都是由不同的气候、温度、湿度、土壤等因素而决定的。如果把山比作地域，作品比作菌子。地域和写作的关系大抵如此。地域性对写作的关系是极大的。独特的地域会产生带着地域气息的独特的作品。 曹 斌：据了解，您至今出版了五本小说集，一本散文集，每年发表三至五篇中短篇小说，您对这种状况满意吗？ 刘平勇：是的，这些年出版了散文集《行走的草垛》，小说集《香味》《另一种悬崖》《一脸阳光》《因为有爱》《天堂邂逅》，每年也在国家级、省级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三至五篇。我对这种状况，十分不满意。倒不是作品发表的少，关键是缺少有分量的引起关注的作品，自己依然在文学边缘踽踽独行。但我明白，这是因为自身能量不够，所以光芒黯淡。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努力努力再努力，不断完善自己，积蓄能量。至于光芒嘛，该亮的，自然会亮。 曹斌：在工作生活之余，您一直在练书法，据说，您用小楷抄写《心经》，都抄写了两三百本了，据我了解，《道德经》《金刚经》都有四五千字，您都各自抄写了四五遍。是什么动力支撑着您这样做的？ 刘平勇：是的，我喜欢用楷书抄写。楷书抄写，您必须平心静气，严谨认真，中规中矩，这有利于炼心炼气。我自幼喜欢书法，初习颜柳欧，后习“二王”，尤喜唐楷。对张旭、怀素、孙过庭、米芾、赵孟頫等古代书家和作品有所涉猎，从中汲取营养。平时也喜好书理、喜欢读帖、临帖，学古人教养、风骨、耐心和趣味。以此求新意，书吾心，养心性，冶情操，藉心灵。 世间事，只要喜欢，您就会心甘情愿去付出，也许别人觉得累的，于您来说却是一种享受。至于抄经的事，那也是因为兴趣所致。我觉得《心经》《道德经》《金刚经》，它们是深奥的哲学，通过抄写，能够获得宁静，扫除心中的杂念，弱化人心的贪婪和物欲。这于写作，于生活，都是很有益的。譬如说《心经》，260字中出现最多的是两个字，无和空，20个无，6个空。它就是一部深奥的哲学，同时也是一部修心的浅显的教科书。说它深奥，是因为谁都难以把它解析得透彻清楚；说它浅显，是因为人人都可以念诵，从中得到感悟。以我个人肤浅的理解，这20个无字，6个空字，其实就是教人学会放下，看透，释怀。知道许多尘世繁华，只不过是空相而已，无须去贪念。做到心无挂碍，就会远离颠倒梦想，才能涅槃新生。难道不是吗？天下熙攘，皆为名利所累。于我而言，在工作生活之余，经常抄经习经，能修心养生，在尘世的喧嚣中，寻到安身立命的一方宁静。 曹 斌：您现在的创作计划是什么？近期还有没有作品出版？ 刘平勇：过去是随心随意写作，现在有所规划。最近五年，继续读书，思考。继续抄经书。每年打算写三至五个中短篇小说，其间写完一个有关变革时期乡村权利对人性影响的长篇小说《底线》，以及一部十万余字左右的写给我的父辈们的长散文《萤》。今年会出版两本书，一本是散文集《疼痛与抚摸》，一本是长篇小说《如尘》。 曹 斌：您心目中的好作家是什么样的？您希望成为一个怎样的作家？ 刘平勇：我心目中的好作家一定是一个对世界、对人生有独特见解；才华横溢心地纯正善良以人为善的人。我希望做一个灵魂真诚健康自带亮光的作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