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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建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以工农联盟为基础，重视创造发扬以工农为主体的文化事业，鼓励工人写作、鼓励知识分子书写工业生活便是其中重要一环。十七年阶段涌现出胡万春、费礼文等一批优秀工人作家和艾芜这样书写工厂生活的专业作家。“文革”中断了这个实验，但是工人在文学创作中的地位依然极高。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市场经济兴起，工人在文学创作中的地位有所下降。今天的主流文学写作与工厂、工人的关系似乎逐渐淡去，然而通过文学社会学的方法，包括仔细梳理民间文学资料以及田野调查工作，能够重新发现上世纪70年代末转型时期文学与工厂、工人的有趣联系。 以作家严歌苓的家庭为例，她的父亲肖马作为革命干部和知名作家，在上世纪60年代按照上级改造知识分子的要求，被下放到安徽马鞍山钢铁厂，举家迁往马鞍山。知名作家吕宕、张弦、曹玉模等，当时也被下放到马钢参加基层劳动。梁剑华、曹致佐、陶继森、余华平等工人作者均回忆自己受到过肖马的影响。梁剑华最喜欢的工业题材作品出自肖马的短篇小说集《哨音》（1965年出版）。 20世纪70年代，“文革”走到末途，文学开始复苏。在这个历史转折时期，《马钢工人》报值得重点提及。《马钢工人》报作为马钢公司机关报，以刊发新闻和宣传稿件为主，也会刊载工人文艺作品。1966年停刊，1974年复刊，更名为《马钢简报》。在1974年12月27日的《马钢简报》第四版，整版刊发了一篇叫作《老倔头》的文章，作者是严歌平，正是严歌苓的哥哥。 这其实是一篇小说，不过很谨慎地标识为“人物速写”。文章生动描写了一位极度节约耗材的老工人。他掌管材料仓库，却喜欢满车间收集“废料”，再清洗翻新。一位工人来要钢筋，他给了几根旧的。对方不开心，他拿油一擦，焕然一新，令对方很佩服。他节约到几乎苛刻，看见地上有油滴，就一路跟踪，终于找到了漏油“元凶”——一个青年工人的油桶有个小破洞。文章结尾，老倔头批评对方说：“桶上的漏洞小，你思想上的漏洞可不小呢。”这句话升华了主题，符合当时“狠斗私心一闪念”的主流意识形态要求。但是细读全文，却不太符合当时的文学主流。全文的兴趣都放在人物细节描写上，恢复的是十七年经典文学“典型人物典型生活”的传统，而不是“文革”期间的高大全风格和路线斗争主旨。全文充满欢乐，例如开篇作者作为通讯员，居然冒充新来的工人学徒获得老倔头的信任。 不妨对比一下。1974年，马鞍山革命委员会政工组组织一批工人作者进行创作，结集出版了一本小说集《火焰》。严歌平也在《火焰》上发表了小说《老顶头》，同样通过细节描画一位爱护集体财物的老工人，但全篇按照路线斗争的线索来组织，描写某中学革委会委员、传达室的敲钟人丁老头与校革委会主任、主抓教育的赵主任之间的矛盾冲突，反映教育路线的斗争。然而在现实中，工人与知识分子的关系要亲密得多。钳工出身的工人作者罗瑞民也回忆，严歌平曾用胡万春小说里的细节描写来告诉自己怎么写小说，胡万春注重细节写实的风格对他具有潜在影响力。在《老倔头》里，严歌平放下刻意的路线斗争意识，行文轻松自在，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劳动也成为一种自在、自觉，具有生活气息的事物。 在十七年时期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劳动具有特别的抒情功能。电影《李双双》就是典型范本，青春、爱情、民族情感等都在劳动中体现和升华。马钢焦化厂测量工詹正香回忆：喜欢张弦的《记忆》，“看见焦炭取样工，敲焦炭，朝霞出来，很感动，这就是我炼的好焦炭，上焦炉如上火焰山。”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要求打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区别，用劳动实践改造意识，在这个意义上，“学工学农”本身意旨并无问题。但是“文革”的激进化和机械化扭曲了这条道路，作品观念先行，人物形象脸谱化，甚至刻意强调工人“老大粗”形象，造成负面效果。《老倔头》恢复了对人物典型的塑造热情，搁置路线斗争，文字如行云流水。类似的作品在70年代末还有很多，接续十七年传统，把工人及其劳动者纳入审美对象。 改革开放之后，文学写作中的工人作者逐渐退场。工人与劳动的光彩很少再被作为审美对象，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今天，中国已成为世界制造业规模第一的大国，并全力攀登工业升级高峰，工人及其劳动获得新的重视，严肃文学如何反映劳动并产生能动作用，是我们需要思考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