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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理想人格境界的体认思维有整体性、体验性的特征，这种特征与诗歌创作过程中的思维颇为相似，诗歌创作由此成为儒者传达人格境界的重要载体。明代理学家留下大量诗歌作品，其诗境不仅传达着人格境界中的仁之核心理念，还记录下营造人格境界之时内在的情感心绪和外露的精神气质，尤其是从容体道的乐境与刚健慷慨的气象。人格境界和诗歌创作之间存在的同构关系，既是解析明代理学家境界论的重要途径，也能由此更加立体、生动地还原明代理学家乃至历代儒者在传述人格境界时的内心期许和信念。 直觉式与诗意性 对于以儒家为主的古代士人群体而言，理想人格境界是生命的归宿，是参化天地的内在力量，也是化解人生困顿的精神支柱。儒家经典著述中留下大量有关理想人格境界怎样求致、状貌如何的表述，其话语形态以仁为核心，统摄着诚、天命之性、良知等概念，表述内容既包括道德实践的范畴，更指向基于本体感知的精神自足状态。然而，从孔子的“仁者必有勇”到孟子的“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从程颐的“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到王守仁的“仁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欣合和畅”，儒者对境界状貌的表述向来是直觉式、诗意性而非析理性的，并且随着儒士们的诗歌创作活动而逐渐转化为诗学理念、诗作意境，凭借美学感召力发挥着检证人格境界的作用。 宋代以来，儒者用诗歌意境彰显人格境界的现象逐渐显著，及至明代，薛瑄、吴与弼、陈献章、王守仁、湛若水、刘宗周等理学家的诗作，无论是数量之多还是题材之丰富都远超宋儒，其人格境界和诗歌之间的互鉴关系也益加鲜明。一方面，他们将人格理想转化成对诗歌价值、法度的判断。例如，王阳明说：“诗文，其精神心术之所寓”，即诗作的哲思结构、美学内蕴是人格境界的外化，人格境界的高低决定了诗作水准，诗作水准反过来又检证着人格境界的觉解程度。另一方面，他们用人格理想统摄着诗论与诗歌创作，将诗作的理趣限定在心性和教化的范围内，又以性天之真的诗法要求拓展诗歌意境的形而上意味，从而使诗歌创作呈现出重性轻情、追求哲理意蕴的理趣特征，迥异于同时期文人之诗。 明代理学家笔下仁者人格与诗歌意蕴同构的主要关联之处是万物一体和生气流行。宋儒将仁之体诠释为天地的统一性实体，阳明心学则更突出主观方面，以仁体为心性本体。但无论是理学还是阳明心学，工夫涵养的最终目的都是复归仁的境界，在视听言动、人事物理之中体察生生之理，当心性涵养足够清明纯粹时，就能充分扩充与天地同大，从而知人知天，达乎天德，实现完满充盈的仁者人格状态。然而，人格境界的内在察识往往不是纯粹抽象的思维推演，也难以用简易的说理方式来传达，多数情况下需要借助物象或人事来类比、感知，需要情感和审美的体验来辅助明晰理想境界的状貌。就此，创作过程中即物咏怀的思维活动、观物以见道的思维方式无疑使诗歌成为仁体境界表述的重要载体。 “万物一体”与“生生之意” “与天地参”是人格境界的至高状态，这种境界的精神状态在明代理学家笔下的诗歌意境中表现为对道体至大、无处不在而心具天理、映照万象的超越性体认。他们常通过将主体融入乾坤、太虚、无极等宏大时空来传达对道体境界的感知，这种感知或者表现为化同天地、融通古今的意识状态，如庄昶《题画》诗所写“一雪正如此，乾坤何处看。都将无极妙，千古一凭阑”，由弥漫天地的大雪联想到自然现象背后化生万物的至大本源，将主体意识融入亘古不易的道体流行之中，渲染出融通天地古今的意境与心境；或者在审视物象时传达与物同体、消除物我界限的襟怀，如陈献章《读西涯李学士撰赵员外沧江别墅记》里的“江空秋月清，月出秋江明。水月自相得，乾坤谁与争”，王守仁《中秋》里“吾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永无缺”等，都在以月、江等意象的物理性质类比心性，寄托物我相鉴、万物一体的精神格局，彰显道体贯通流行的实在性，表现理道无处不在、亘古不易的规律。而仁者精神境界的伟岸之处就在于能够感知并参法天地，实现如冯友兰在《新原人》中所举四重境界中“自同于大全”的“天地境界”。 生生之意是天地之心，也是仁者人格的本源和价值底色，即朱子所谓“众善之源，百行之本”。明代理学家的诗歌创作常于体物兴怀之际表现世间万物生生不止的自然规律，继而引申出感生、善之德的仁者气象。陈献章的“一痕春水一条烟，化化生生各自然”，写天地发育万物的化生之德，并在此基础上强化了消除物我界限，与大化合一的精神体验；薛瑄沿途观景时由草木荣枯相继、时光流逝不息而感慨“乾坤满目皆生意，何必清宵看斗杓”，感念天地间绵延不绝的生灭与存续，延伸出对时间、对生命的敬畏。这种敬畏的情感又转化为主体以生为德的信念，于是湛若水相信当体生生之善并施用于天下时，可以“化为方寸丹，可起天下瘼”。吴与弼由时移事易、故物犹存而感“悠悠百年兴，良与此轩长”，既在变易的时光流逝中体察不易的事物，又将道之大体的生生不息的总趋势与具体人事或消逝、或存留的现象对举，使作为人格境界的生与善有超越生命局限的意义而益显珍贵。 孔颜之乐与浩然之气 尽体天理世情的仁者人格固然以扩充内心以至平和正大的境界，但在日用或困顿中的具体表现，则多为动静从容、不勉而中、胸次悠然的“孔颜之乐”。就此，明代理学家常在诗中借生活场景来表达体道的乐趣。实现理想人格境界需要经过刻苦奋励的涵养工夫，而在贫寒困窘的境遇中锤炼心性尤其艰难，但以胸次廓然、莹然虚明的襟怀去体察生命状态时，就会有俯仰见道、苦中自乐的心境，如胡居仁《雪夜偶成》中所写“寒窗清苦孰能禁，为访梅花踏雪寻。读罢轲书长闭户，静中又复得存心”，一语双关，以梅喻道，用寻道的意志对抗生命中的清苦，又因心性体悟的进益而泰然自乐，虽处困境却不改其志。与此同时，以道为乐的境界追求已经成为他们的生活态度，进入营造诗境时的潜意识，因此庄昶在望云卷舒之时会感“青天横老眼，吾亦坐吾庐”，薛瑄微醺之际会想“别来生意应如昨，长对东风阅圣经”，吴与弼夜读以至乐而忘眠之时会觉“新知滋味私欣处，何幸苍苍假我年”。他们在观物起兴时流露出与万物同流、以明道为至乐的襟怀，将主体精神状态和带有象征意味的物象融和成圆融洒落的诗歌意境，使诗歌成为传达人格境界的载体。 此外，儒者向来以明道济世、经济天下为己任，仁者的人格境界除了静中涵养、温柔敦厚的一面，还有不平则鸣、刚健慷慨的一面。与宋儒的平易洞达相比，明代理学家笔下很多诗歌都充盈着这种慷慨苍劲、豪宕沉郁的意蕴。薛瑄的“一剑横空有所之，丈夫不作悠悠者”以及王守仁“千里风尘一剑当，万山秋色送归航”“平难心仍在，扶颠力未衰”等诗句背后的精神人格都浸润着坚不可当的锐气；王廷相在送友赴任诗中所写“酬恩虹贯三星剑，行部霜飞六月轺”“豺狼击尽苍生安，关陇澄清望吾子”，安邦定边的志向中充斥着豪迈的人格力量。刘宗周生逢社稷倾危之时，忧患意识和拯济的责任一直萦绕在他的精神世界中，笔下诗作有大量如“圣世功名皆北斗，孤臣涕泪自南冠”的痛心悲慨，试图通过挥洒“南望一峰天目秀，欲将双剑倚■岏”之类的意气来抒发郁结之志。这类诗歌的主导人格形象无疑是锋芒毕露的志士，其写法和美学形态都一反理学诗的平和易直之心和温柔敦厚之态，不节制深情、悲愤等偏离理趣诗的情绪，将疏泄强烈的情志作为写作目的，以带有侠气的豪情来诠释至大至刚的浩然人格。 南宋理学家真德秀曾在《咏古诗序》中称作诗当“以诗人比兴之体，发圣人义理之秘”，此可谓历代儒家士人群体以诗载道的共识。对明代理学家而言，诗歌不仅在于阐发义理，更是一面映照境界涵养的镜子。时常临镜自照，能够通过诗歌意境的美学形态看到不同人生阶段、不同生命体验之下的人格境界状貌，进而成为自我反省察识的参照，成为笃志涵养的动力，也成为后学领略其境界风采、认同其精神人格的凭据。正如阳明后学万廷言谈到阳明诗歌时所讲，“故观此诗而论其世，然后知先生之自乐，乃所以深致其力，伊川所谓学者学处患难，其旨信为有在。益知先生千古人豪，后世所尚论而取法者也”。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