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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列国在近代遭遇困厄，无疑与自身的学术状况有关。“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一度被“向西方寻求真理”和“脱亚入欧”所置换，当是没有亲历过那场“二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者所无法感受和不好理解的。然而，即使一个半世纪后回头观望，“唯西方马首是瞻”口号的“过度”处仍然值得讨论。如果允许用一个极端的事例来说明这一点，即假如东亚人当年真的全部听信了前岛密、南部义筹和周树人、瞿秋白等列位的极端式“建言”，那么，中国和日本的现行通用文字，大概早已变成了罗马字母这种曾被日人讥为“蟹文字”的语言符号了。 汉字之所以面临过如此窘境，一则因为在西方“近代”、“科学”和“民主”的比照下，人们过多地强调了它所裹挟的意识形态成分——“封建主义的文字载体本身，就是近代化的巨大阻碍”；二则因为汉字在掌握上确实有难识难读费时费力等特点——“千百万字的汉语，使学问的普及难度要远远大于二十六个字母的排列组合”。然而，不要说汉字的母邦中国，就是声称“汉、洋既俱属他国，何不可舍汉而从洋”（南部义筹语）的日本，也没能真正完成这场“文化大革命”。相反，东西方文化汇合的结果不但没有使汉字消亡，反而极大地刺激、丰富和强化了汉语的潜质、语汇和功能。在日本，一度的“和汉对立”竟因“洋学”袭来而再度联手，甚至明治二十二年（一八八九）政府在通过“学校令”首次整顿大学制度时，“国学”逞威于幕末的毒性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消解，学院式的“和汉文学”（和文学、汉文学、汉学）开始出现，“国史”、“国文”和“国语”也进一步以学科领域的形式得到组建。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史学，既是从国学当中析出的汉学部分，也是从汉学中析出的国学部分。由于“汉学”和“洋学”的对置并不表明日本人排斥洋学，而是如何实现两者间的互补与合作，因此，中村正直（一八三二——一八九一，汉学者兼洋学者）的话，部分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真实信息：“有汉学之基者而进于洋学，常显非常之功效”，“观今日洋学生徒中森然挺立头角且可托万里前程者，皆乃汉学功力深厚者也”。反过来，那些没有“汉学之基础”而只习英学者，则“惟语学可以上达，亦皆进至所难而止”。黑住真教授指出：“明治人及其社会在各种场合都不断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洋学’是竖立于‘汉学’基础上的学问。” 然而，这同样不能证明日本对汉学的“合理主义”观念论就没有批判。一大批明治精英曾严厉地指出过汉学者的固陋，认为其万事皆备然而粗疏笼统的弊端倘不加以克服，汉学的学术生命将为之终结。由于态度相对理性，所以日本人对西学的连类格义功夫，似不比中国人差。特别是明治时期，其领域的对接范围、速度和程度还要广于、快于和精细于中国人许多。一个典型的事例是，近代以来日本人所译概念的受众，已远超严复者不知凡几，致使严译术语不要说在日本，就是在后来的中国人当中也少有使用者。 “和制汉语”的登场，是东亚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根据日本官方公布的数据和学者的研究，出典于现代日本文献的汉语词汇，共计四百五十六个；近代词汇五百一十九个。我之所以相信大家都会对“和制汉语”抱有浓厚的兴趣，是因为现代中国人很少能想到平素随口就来的大量日常用语，居然会来自日本；也不太敢相信几千年的古老汉语竟会有如此强韧的更生力。这些在幕末明治期曾一度被称作“新汉语”的语汇所创出的新概念竟如此丰富，以致“概念”一词本身，也出于日本人的创造。陈力卫的研究成果显示，由于“观、学、性、觉”等语尾词的采用提高了新汉语的造词能率，因而不仅为日本吸纳西学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而且经由留日学生对日本著述的大量翻译，还使流风所至，遍及中国、朝鲜和越南，一时间竟造成了学术话语的“逆输入”景观。由此而形成的近代知识结构和共有价值体系，对各国的文化交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由于这些造词在形式上仍然是汉字的组合，因此，正如“新汉语”一词所明示的那样，虽说这是对西洋知识的翻译，但本质上仍不过是汉语对新事物的格义和摹写。这恐怕也是日本以外的东亚地区能够迅速接受和使用日式汉语的原因之一。沈国威指出，日本人在翻译西方概念时曾采用了直译（翻）、意译（义）和音译（音）三种处理方式。其中，幕末明治之际多行直译；明治启蒙者如福泽谕吉和西周等人多行意译；进入大正阶段，音译才渐成主流。用片假名来表记的音译词汇固有快速便捷的好处，可意思的直观性却因假名本身的纯粹表音性质而无法像汉字那样一望便知。由于这种弊端因外来语数量的激增而越发积重难返，因而近年来日本人开始担心，认为这样下去将造成汉字文化圈无法继续与西方共同拥有新概念的结局。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正在从事的研究工作，就是如何用汉语翻译词来代替音译词。沈氏认为，江户兰学者的工作，将会给这项研究带来有益的启示。而我以为，这种启示如从一九七八年以来中国三十年的语汇现代化经验中去获得，意义可能会更大些。由于再复杂的现代科技术语，一到中国环境都几无例外地变成富涵中国文化意蕴的汉语，所以现代日本所遇到的语言难局，在中国人看来好像并未构成问题。这意味着，作为锤炼了数千载的高度成熟语言，汉语不但可以应对东西世事的万端变化，还足以使任何无视“六书”造字原则的纯注音符号日益显露出意义的干瘪和苍白。事实上，这笔弥足珍贵的巨大文化遗产，不但成功地迎接了梵文的挑战，为佛教创造了覆盖东亚并足以向印度“逆输入”的灿烂宗教文化，其在近代文明的狂飙骤雨面前，亦未尝不卓然挺立，实现了那些决计向“蟹文字”全面投降者所无法想象的自我更生。由于汉语的出色表现并没有构成近代化诠释的语言障碍，这就给即将完成现代化改造任务的东亚地区提出了区域文明该如何继承和发展的重大课题。 课题本身，触媒于东亚各国互补互动和合作发展的需求日益迫切的今天。历史上，“衣冠唐制度，诗书汉文章”，常被人用来状摩东亚地区曾经有过的黄金交往期。那个时候，东亚四国用以交流的文字形式是文言（日韩越称之为“汉文”）。口语的不通之所以没有构成四方交流的障碍，是因为彼此间通行着一种既可达意又不失亲切的交谈方式——笔谈。笔谈又称“笔话”和“笔语”，是只凭纸墨笔砚即可相互认知的沟通手段。在日本，五世纪初应神天皇之前并无文字，但日本人见到汉字的时间可能会比较早。有一种说法称，日本孝灵天皇四十五年时，秦始皇即位。始皇好仙，派人赴日求长生不死药。日本则反索五帝三皇书，始皇送之。其后三十五年，秦始皇焚书坑儒，故孔子全经得存于日本，且此事曾见于“异朝之书”云云。秦始皇派徐福（市）东瀛求药事，见诸《史记·秦始皇本纪》，而“异朝之书”云者，当来自欧阳修《日本刀歌》的一句诗：“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后来的《文献通考》和《琅邪代醉篇》所载，亦均本此。在尚未得到事实的确固证明前，这种说法只能被视为美丽的猜测。实际上，六世纪以降，汉字才开始了大量涌入日本的过程——这当然有赖于佛教和儒教的东传。汉字的力量十分巨大，以至“倘无汉字文化的作用和刺激，以往缓慢的氏族联合就不会朝规模庞大的国家统合方向迈进”（黑住真语）。六世纪末的隋唐帝国，无疑给日本带来了更进一步的影响，所以七世纪时，日本又踏上了“律令国家”的道路。到了八世纪的奈良时代和九世纪的平安初期，该过程才大体完成。也就是说，从五世纪到九世纪这一堪称确立了日本古代国家框架的约五百年的时间里，日本的通用文字为汉字，文章亦只通行汉文。作为律令国家之文化象征的八世纪汉诗集《怀风藻》和九世纪前半叶缤纷涌现的敕撰汉诗集等自不待言，在人们看来几乎是古典之古典的《古事记》、《日本书纪》和《万叶集》等，亦全部以汉文书就。而且，即便八、九世纪已成为过去，日本人的记录手段仍无甚改变。不用说作为正史的六国史、律令格式及其注释、诸种公文和公共记录的撰写和记录方法一仍其旧，就是男性贵族们的日记和备忘录、佛教儒教的经典、教学书和修法书等，亦继续以汉字的形式来书写。中间虽有变化，但以汉文记录的传统，却一直被保存了下来。日本的汉文使用能力既然如此发达，中日之间的口头翻译作用便没有获得特别凸显。例如，雍熙初年（十世纪末），日本僧人然来到宋朝，“献其国职员令、年代记”。然“然善笔札，而不通华言，有所问，书以对之”。到了江户时代，“问答需凭笔”、“言谈在此书”，就更是中日人士相互了解的不二方法。在日本“锁国”和中国“海禁”的特殊历史阶段，类似的问答活动，不但有助于相互了解，还极大地加深了彼此间的交谊。华人启堂等三人漂流日本期间，与日人秋岳交游有日，蒙眷甚深。后因日方清港令已下，乃不得不去。及涕泣揖别，亦以笔语赠答： 启堂云：清港以来，经乙百多日。辱眷之厚，譬之无言。奈现刻叙别，不觉泪下。望我公台下，在留本处，时时相见谈心，〔许〕之麽。 秋岳云：二十八字二只（首），代笔语，聊眷眷之情。情长言短，我棣台三位照鉴是祈——人事从来梦等闲，忽逢清港别琼山。兹身设得分为二，一个随君一个还。屈指六旬舱里过，恩情更比弟昆多。管城写道谈心处，不信人间有汉和。 类似的佳话，不胜枚举。笔谈不但表现出日本人不菲的汉文功力，由此而引发的人间情谊竟也如此深厚，一句“不信人间有汉和”的肺腑话语，已足令当代人士唏嘘嗟叹，感慨有加了。 与日本相比，朝鲜与中国的交流要更早，也更频繁些。但韩人何时开始接触汉字，历来说法不一。据韩国最古的史书《三国史记》卷二十四百济近肖古王三十年（三七五）“古记”所载：“百济开国已来，未有以文字记事。至是得博士高兴，始有书记。然高兴未尝显于他书，不知其何许人也。”实际上，汉武帝早于公元前二世纪初就在朝鲜设有四郡，公孙康于四世纪初又在南部设带方郡，说明汉字应更早传入朝鲜才是。唐朝初年，韩人一般的汉文修养提高颇大，后起直追的新罗尤其如此。这有赖于其不懈的联唐政策，也跟汉文具有特殊的外交功能有关。唯此，它收到了与日本类似的效果，以至于文武王说：“强首文章，自任能以书翰致意于中国及丽、济二邦，故能结好成功。我先王请兵于唐以平丽、济者，虽曰武功，亦由文章之助焉，则强首之功岂可忽也！”。从大唐行军总管薛仁贵和文武王讨论唐新联军攻略高丽、百济问题的信札中可知，汉文在当时中朝间所发挥的作用，的确十分巨大。如果推察不误，则文武王的“报书”亦当出自强首之笔。当然，这一统一作用的发挥，与高丽和百济的文字形式早已是汉文有关。在嗣后的《李朝实录》当中，中朝汉文文书的交流变得更加频繁；而不管是出于善意的了解还是用于防范的刺探，一部《燕行录》，已使这类交流活动登峰造极。如果仅仅在文字的意义上套用日本人秋岳的那句诗，则“不知人间有中韩”似乎更能表现那个时代的中朝交流特征。 与此相似的，是汉字在越南的传播。研究者指出，汉字进入越南，当始于汉武帝元鼎五年（前一一二）。这一年，汉帝国在越南设置了交趾、九真和日南三郡。据说，当时已有若干通晓汉文的越人，并担任着郡县的下级官吏。随着汉文修养的日益加深，越人对中原的文化认同渐趋强烈，以至于东汉末任交趾刺史的李进竟向汉廷上言：“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今登仕朝廷，皆中州之人，未尝奖励远人。”降至唐代，安南人士游学中原者益众，且频与中原名士王维、杨巨源、贾岛等交游，诗文唱酬颇多。东晋时，尽管安南已告独立，但汉文的地位非但未见削弱，反而在南宋中叶的陈朝，变得愈加牢固。这一方面有陈氏先祖来自中国的原因，也与中原文赋已成为国家取士和文人晋身的标准有关。至于黎朝（明宣德年间所建），因直接仿效大明科举之制，遂使那里的整个文教形式与中原和朝鲜益发逼肖， 这种景象，一直持续到清乾隆年间。 实际上，有如此“共同”点的王国，还不止于日、朝、越三方。在容易被人遗忘的琉球群岛，也同样刻录着并不亚于以上三国的类似印记。虽说琉球王国与中国的正式交流始见于《明史》的记载，但民间层次的贸易往来，却发端较早。而且从一四一○年（永乐二年）到一八六六年（同治五年）约五百年的时间里，琉球一直都接受着来自中国的册封，中琉之间不仅贸易往来频繁，彼此还发生了深刻的政治关联。作为一种珍贵的文化遗留，今天的“首里城”，仍到处弥漫着浓重的古典中华气息，无论是楼阁门阙，还是雕梁匾额。为了提高当地人的汉语使用水平进而普及汉语的使用面，琉球还实行了“官生”（国费留学生）制度，不但往南京国子监（明）和北京国子监（清）派去留学生，而且民间的许多人士也纷纷浮槎福建，自费“勤学”。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在赴华留学之前，一般都要接受类似于今天“预备校”学习的中国“官话”训练，久则渐成定制。专供这种学习之用的汉语教材，如《学官话》（一名《尊驾》）、《官话问答便语》和《白姓官话》等，亦不一而足。据载，琉球与中国之间的函件往来，行文典雅，用词规范，是标准的汉文。起初，琉球的对日官函大体照顾日式的汉语表达。但是，随着与中国关系的日益加深（日本方面的说法，过多强调日方对琉球行“大君”号的时间转折[庆安二年，一六四三年］），琉日之间往来官函的汉文风格，越发朝规范方向发展，并且这种风格还在日本的延宝、正德年间（一六七三——一七一五）得到了确定。 琉日的对话手段，同时凸显了汉文作用的另一重要侧面，即作为东亚共有语言形式的汉文，还自觉地承载起中国外围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功能。康熙年间出使清朝的阮公沆在诗作《赠朝鲜国使俞吉一、李世瑾》中咏道：“地各东南海际居，计程一万又零余。威仪共秉周公礼，学问同尊孔氏书！”《惺窝先生文集》中有日本近世大儒藤原惺窝与朝鲜硕学姜沆（日朝交战时被掳至日本）的笔谈实录。其间固有两国交恶的阴影，但日本知识人的向学精神和由此生发的两国学者交谊，至今仍被传为佳话（见《藤原惺窝集》卷上，思文阁一九四一年版）。江户时代，“朝鲜通信使”在与日本的百余年交流过程中，所采行的也正是笔谈形式。汉文笔谈，可以使当事人直入双方的心灵世界，它加深了朝日之间的了解和友谊，致使时任对马外交官的雨森芳洲感慨道：“贵国（朝鲜）之于我州也，诚信眷恤百年有如一日。”据称，标志其对外关系理念发生巨变的《交邻提醒》一书，即形成于他的外交生涯中。笔者踏查“对马历史民俗资料馆”时注意到，在“朝鲜国通信使之碑”的旁侧，伫立着凝结芳洲外交思想精华的“诚信之交邻”石碑。当然，从日琉赠答文书中，人们也不时可以看到丰臣秀吉对琉球野心的如实记录——“欲弘政化于异域者，素愿也。” 无论汉文交流史上有过怎样的悲喜哀乐，当我们今天也试图做如此交流时，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却横亘在面前：经过一个半世纪的西学冲击，东亚诸国的文字表述形式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异。不但日本的汉字使用量大为减少，朝鲜半岛的通用语也大多实现了“无汉字化”，而越南文字，则完全罗马化了。即便在汉语母邦中国，除台湾和港澳外，普及了简体字的大陆，文字的表现形式亦因几套改革方案的偶尔混用而不时招致混乱，甚至许多人文学者连“识繁用简”的基本要求也无法做到，当然也就不要指望《大清史》的撰写者们还会用文言来承载起浅近轻盈的白话文所无法承载的厚重时空了。 东亚各国的语言出现今天的状况，有着可以理解的原因。近代的落后，使汉文母邦的中国亦不得不发生文字上的变革；而族群文化的自觉，则早在西学冲击前，即有过文字形式的变易诉求。日本曾发明过出于学习汉文之实际需要的“假名”和“环读”法，也掀起过“国学”情绪主义激荡下的“去汉字”运动；越南陈朝时亦有过用自身文字“字喃”来写作所谓“国语诗赋”的时代，尽管响应者不多；而朝鲜李世宗时更出现过欲以“谚文”来抗衡汉文的阶段，时副提学崔万里还为此专门上疏，斥之为“舍中国而同夷狄”的“文明之大累”。但所有这一切，与西学新文明冲击下的变化强度，都无法相比。据统计，日本于昭和三十五年（一九六○）限定汉字为一千八百五十个，外加不常见的九十二个字；韩国一九五七年规定汉字为一千三百个，一九七二年八月又公布恢复汉字一千七百八十一个；越南自被法国占领后则完全改用罗马文字，而朝鲜的日常行文当中也已见不到一个汉字。至于琉球文字的无奈消亡，还与其堂皇的王宫遗存构成了一种反讽，这在感觉上有点像美国人给印第安人建立的博物馆。毋庸讳言，在“民族—国家”理念甚嚣尘上的阶段，“去汉字化”本身即暗藏着“去中国化”的动机和情绪。对中国人来说，需要面对一个矛盾的事实，即：尽管这种排斥给区域既有文明带来过撕裂的创痛，却又无法否定其国际法框架下的主权表现意义。然而，问题的关键似乎并不在此。朱云影指出：“今日各国那些汉文古典，多已被束之高阁，各国青年能读懂他们祖先著作的，恐怕已无几人。这不能不说是东方文化史上的一大损失！”早年，黑住真教授的话亦引发过我类似的感慨。他认为，今后除极少部分外国的专门学者外，真正能对东亚史进行深入研究者，大概只有中国人了。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这取决于中国学者的汉文优势。这意味着，西学的冲击和褊狭民族主义的无节度滋漫，可能会带来这样的危险，即倘若不采取必要的挽救措施，东亚各国自身的历史将发生人为的遗失。而且，更为严重的问题是，东亚横向国际关系的很多关键点，往往存在于纵向的历史纠葛中。如果这类问题得不到认识和解决，东亚未来的横向联合将会因对历史的无知而变得一筹莫展。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即便在中国大陆，也不能说全无是虞。当年的“白话文”运动固有其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但由于现行汉语与古典汉文已发展成两种不同的表达系统，因此想用现代汉语与周边尚有部分保留的古老中华文明实现完全的对话，反而不是一桩简单的事。近世朝鲜曾有过比中国朱子学还要朱子学的学术年代，日本国的文化也是最古与最新的混合体。尽管从长线观察，日本和朝鲜半岛的自身文化困扰会在未来的岁月中表现得更加严重，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周边的历史文献也因此比白话文要简明易知。印欧语系的拉丁语，曾经是罗马人的语言。然而，罗马帝国解体后，该语言仍作为罗马天主教会的公共语一直被保存到今天。不仅如此，作为欧洲共通的文语，拉丁语还从中世纪一直被使用到近世初年。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民众话语的拉丁语也没有因为罗马政治实体的崩解而消亡，它经由地域的分化，已逐渐转化为通俗的各国语言。这意味着，拉丁语不单留下了一个语言形式，在相当的意义上，它还是欧洲人共同历史记忆的源头，也是欧洲内部能够实现认同的重要文化纽带。有一个现象几乎被熟视无睹，即欧洲人在寻找某个概念的原初形态时，都会不约而同地找出它们的拉丁语词根，从而在这个“根”上寻出共同的原点。“欧盟”的形成，固有当代政治经济的重要动因，但如果了解欧洲各国曾经共有的那段历史，会发现这个容易被人忽略的元典文化其实在发挥着无形的作用。日本启蒙思想家西周在充分研究了拉丁语在欧洲各国所发挥的特殊作用后，曾发出过“以汉学为东洋之拉丁语”的倡导。这无疑是一个积极的倡导。它至少表明，汉文不是“他者”，而是东亚人的共有文化遗产。在度尽劫波后汉文能够留给该文化圈的，应该是暖意和乡情而不是戒备和敌意。可是，当我们需要对东亚的过去做出深入的历史研究时，却发现百余年的演变已确实使汉文变成了“他者”，哪怕是“不可避的他者”（。这意味着，除有限的研究者外连自国古典都不再认识的现代东亚人，首先使千百年来的“笔谈”传统变得难乎为继，其偶一为之的形式模仿，也只能让人哭笑不得。有一个中日交往的现代“物语”说，一位日本友人来华期间，受到过一名不懂日语的中国女性的关照。当机场分别时，不巧翻译不在，日本人以为去掉假名只剩汉字对方就能读懂他的字条，情急之下乃尝试与之“笔谈”，意思是：我（回国后将）写信（向你致谢）。可当这位女性看到“私书手纸”四个字后，竟羞臊得进退两难，不知所措（见阿哲郎前揭书）。今年“春晚”郭达扮演的奥运会志愿者，因听不懂韩国观众的内急呼救而险些摧毁了对方的膀胱——这在古代只需“如厕”二字即可解决的问题，今天竟只能靠英语“WC”前来救驾了。前不久，日本一位政要在做报告时竟把汉词读得完全走样，这一“高级”官员的“低级”表演，在日本的大小媒体上还引起了愤怒。然而，类似的忍俊不禁和谴责声讨背后，隐现的其实是东亚人难以名状的“乡愁”。它意味着，“欧盟”式“东亚共同体”的形成，除了政治、经济的磨合过程外，还需要十分漫长的文化苦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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