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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刘丹青（2002）提出，以普通话为代表的北方汉语属于“指示词发达型”语言，而以吴语和粤语为代表的南方汉语方言则是“量词发达型”语言。前者一般使用指示词短语表定指，而后者则至少可以使用指示词短语和定指量名短语这两种形式表定指，如北部吴语富阳话和南部吴语东阳话。 (1) a. 这／那本书是金庸写的。［普通话］ b. *本书是金庸写的。 (2) a. 唔搭那本书金庸写格的。［北部吴语：富阳话］ b. 本书金庸写格的。 (3) a. 侬那本书是我格的。［南部吴语：东阳话］ b. 本书是我格的。 本文针对普通话和吴语中DP结构的句法实现方式，重点考察以下三个问题：（一）有定性是否是指示成分的内在恒定语义特征？（二）“指示词发达型”和“量词发达型”语言中指示成分有无句法语义区别？它们是否具有相同的定指功能，句法上是否都实现为DP内部成分？（三）在“量词发达型”语言中，指示成分和定指量词的句法关系如何？它们的语义分工是什么？ 2. 普通话和吴语指示词的用法差异 普通话和吴语均没有定冠词，但是它们都有指示词。根据我们的观察，这两种语言指示词的用法有显著差异，它们的语法性质也并不相同。具体差异如表1所示。  指示词用法差异的具体例证如下。 (4) 指示词独用作论元表个体 a. ［普通话］这是鲁迅写的小说。 b. ［富阳话］唔搭那*(只)是盘子，葛*(只)是碗。 c. ［东阳话］nom* (本)是《红楼梦》，ka*(本)是《水浒传》。 (5)［指示词＋名词］ a.［普通话］我把那(个)破手机扔了。 b.［富阳话］葛这*(个)小人叫何尔什么名字？ c.［东阳话］ka* (本)书是我买格。 (6)［指示词＋（一）＋量词＋名词］ a.［普通话］这（一）个孩子是谁家的？ b.［富阳话］葛这(*一)个小人叫何尔什么名字？ c.［东阳话］ka（*一）本书是我买格。 (7)［指示词＋数词＋量词＋名词］ a. [普通话] 这三／几个孩子是谁家的？ b. [富阳话］*葛这三个小人叫何尔什么名字？ b’. [富阳话］葛这两几高降调个小人叫何尔什么名字？ c. [东阳话］*ka三个学生我不认识，* nom三个学生我不认识。 c’. [东阳话］ka-个三个学生我认得，nom-个三个学生我勿认得。 从上述对比可以看到，普通话的指示词既有代词用法，也有限定词用法。但是，吴语富阳话和东阳话指示语素的用法则受到了较多限制。 （一）它们的基本指示语素均无代词性用法，需要借助量词实现指代功能。 （二）它们的基本指示语素作指示限定词时，不直接与名词结合，需要借助量词作为媒介。 （三）它们的基本指示语素出现在“指示词+数词+量词+名词”中时，均要求数词为概数词（如“两几”）。与富阳话不同的是，东阳话的复杂指示成分ka-个/nom-个也可以出现在该结构中，并且要求数词为确数，而非概数。 3. 吴语指示词短语的有定性来源以及指示词的跨吴语考察 基于上述吴语中指示词短语的众多限制，我们认为，吴语的指示词不是一个原生句法成分（syntactic primitive），它具有一定的内部结构，该结构至少可以解构为“指示语素＋定指语素”。 首先，虽然吴语没有定冠词，但是DP结构在吴语中确实存在。吴语中的量词或概数词均有有定解读，句法上它们必须落到同一句法位置。该位置只能是某一功能性成分，它最有可能的就是D0，最终投射为DP。当量词或概数词经由中心语移位到D0位置时，就可获得有定解读（Li and Bisang 2012）。 其次，就所考察的两种吴方言来看，指示语素并不能直接和无定成分“数量名”组合，而只能与本身具有有定性的“量词+名词”或者“两几+量词+名词”成分结合。“指示词+（两几）+量词+名词”表达有定，其有定性并非来自指示词自身，而是来自于处于D0位置的定指量词或者定指数词。 第三，在具有定指量词的吴方言中，指示成分不起定指标记功能。富阳话和东阳话的基本指示语素均源自处所指示词，句法上它们不能出现在D0或者［Spec DP］位置，而只能实现为DP的外部成分。 通过跨吴方言指示词短语的考察发现，指示成分源自处所表达这一共性的“外衣”下隐藏了更为细微的跨方言形态句法差异。吴方言的指示词至少存在以下三种句法可能：  指示词具有内部结构这一特性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不仅适用于汉语这类分析性较强的语言，也适用于英语指示词的分析。比如，英语的this/that可以解构为定指语素th-和指示语素-is/-at。Dechaine和Wiltschko（2002:422）也提到，英语中的the/them/this等词内成分的th-具有一定的聚合性（paradigmatic），它们可以解构为［D-ϕ］： (8) a. [D th-e] b. [D th-[is]] [D th-[ese]] c. [D th-[at]] [D th-[ose]] 引用文献 Dechaine, Rose-Marie and Martina Wiltschko. 2002. Decomposing pronouns.Linguistic Inquiry 33, 409-42. Li, Xuping and Walter Bisang. 2012. Classifiers in Sinitic languages: From individuation to definiteness marking. Lingua 122, 4: 335-55. 刘丹青，2002，汉语类指成分的语义属性和句法属性。《中国语文》第5期，411-22页。 原文刊于《当代语言学》2018年第4期 作者简介  李旭平，男，1982年生，浙江富阳人。2011年获以色列巴伊兰大学理论语言学博士学位，现任浙江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形式语义学和汉语方言句法研究，近年来致力于吴语句法的形式化研究。主要代表作有： Numeral Classifiers in Chinese: The Syntax-Semantics Interface (2013) A Grammar of Gan Chinese: The Yichun Language (2018)。 本文转自公众号“当代语言学”，已获得授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