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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学批评的述史之辨(3)

http://www.newdu.com 2019-04-25 《文学评论》2018年第3期 欧阳友权 参加讨论

    三 处理好文学史元典传承与网络时代观念新变的批评语境选择
    作为一种“史”的建构,网络文学批评的述史修纂行为在学理观念上必然要面临历史元典与现实新变的落差及其调适问题,亦即是立足于传统的史学典律、批评观念和修史范式,还是遵从现实逻辑,着眼于变化了的文学实践另起炉灶,抑或是调适传统与现实、范典与新见,写出一部既传承经典又回应现实的网络文学批评史?很显然,答案应该是在后者。不过实际情形并非这样简单。克罗齐曾有名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意思大抵有二:一是每个修史者只能站在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立场上,从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思想境界出发来评说历史,所写的历史总会带有那个时代的历史的影子;另一层意思是说,史料本身并不会说话,使史料发挥作用的只能是历史学家的学识水平和思想境界,学识水平和思想境界越高,其笔下的历史就越具创造性,所揭示的历史意义就越深刻,因为史学家不是被动接受、考订和阐释史料,而是要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力。我们所建构的网络文学批评史也当作如是观,也应该向这个目标努力。可实际情形是,在清理网络文学批评的史实史料、确立批评史的史观史论的时候,难免常常要碰到以下两种情形:
    一是如何在原典规制与网络文学批评的现实之间寻求某种平衡。网络文学既然是“文学”,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用“文学”的尺度去衡量和评价它,但网络文学又是具有“网络性”的文学,它显然有别于以往所说的“文学”而打上了数字化时代网络媒介的烙印。那么,有没有一种评价标准既符合“文学”的批评逻辑,又能切中“网络文学”的本体特征呢?问题在于:如果依从前者,这种批评与批评标准与传统的“文学”批评何异?如果是基于后者的理论逻辑,除了要找到属于“网络文学”的新质外,其与传统的评价体系和原典规制区别何在又如何建构?时下,网络文学批评处于“大幕刚刚开启、好戏尚未上演”的阶段,其批评史的“出场”还需等待真正的网络文学批评的“上场”。有学者认为:“理论批评界对网络文学主要是大而化之的文化研究……泛泛而谈的宏大式、空泛式批评,使得我们对于网络文学的认识长期停留在既有印象上,对网络这个复杂的媒介中产生的一些具有独特性、原创性和个性化的东西容易忽略”(12);因而,应该“在反思精英标准、理解网络文学的基础上”(13),进入网络文学现场,突破研究的困境;网络文学的理论批评需要“向网络文学的实践者,特别是其精英粉丝们学习……将它们再加工(或翻译)成严密的学术语言和学术理论,最后,将这个辩证的学术理论还给网络文学”(14);“故必须构造一种新观念、新方法,创建一种新模式,以适应文学批评阐释和评价新对象的需要”(15)。研究者对网络文学批评的评价没有错,对于它的期待也渊源有自,批评史的建构只需在这样的批评现状上做出清理和选择。然而问题在于,网络文学批评史要想成为克罗齐所说的那种“当代史”,不仅要有诠释的自洽性,还要有观念的引导性和学理的建构性,应该在“元典传承”与“观念新变”的博弈中寻得一种适恰的配制。现在看来,网络文学批评史的成功建构,有待于网络文学批评的历史性出场和理论批评成果的积累与成熟;而批评的成长与成熟最终还要有待于网络文学作为一种独立的审美形态的出现——今日的网络文学的主流(如网络类型小说),基本属于印刷文学的数字网络版,是“网络传播的文学”,即把与传统文学无异的文本通过网络传播,供网民数字化阅读,仅是利用了网络的传播优势而没有充分使用网络技术的创作优势,因而还不是真正成熟的“网络化”的网络文学,还没有形成自身的审美独立性。怎样的网络文学才具有审美独立性呢?有学者提出了这样的观点:“网络文学的审美独立性具体展开为数字虚拟的创作模式、复合符号性赛博文本、‘融入’性审美体验等方面。”(16)这种持论有较强的前瞻性。以此看来,既然今日的网络文学还处在成长性的、探索性、未确定的阶段,此时的网络文学批评也只是“筚路蓝缕”“小荷初露”的起步期,那么,我们书写网络文学批评史也只能是探索性、尝试性的,只能在“原典规制”与“网络文学批评”的现实对接之间找到它们的“最大公约数”。
    二是网络文学的去留无存、难以定格的表情,让“碎片化”的批评难以准确认知也无从把握,于是,“选点”与“定格”应该成为批评史书写的技术策略,这样可以从个案研究中看到网络批评是如何处理元典传承与功能新变的关系的。“选点”需要重点关注从事网络文学理论批评的突出人物和代表性成果,“定格”则需要走进网络文学批评现场,观察一个个批评行为、批评事件的横断面,让述史者的思维触须从已有的理论批评成果中探寻批评观念传承与演进的路径。如厦门大学的黄鸣奋教授在20世纪90年代即涉足网络文艺学、数码艺术领域,主编了“网络狂飙丛书”,陆续出版了《电脑艺术学》《比特挑战缪斯——网络与艺术》《超文本诗学》《网络媒体与艺术发展》《数码艺术学》《电子艺术学》,以及多卷本《西方数码艺术理论史》《数码艺术潜学科群研究》和《位置叙事学——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艺术创意》等,其持续而多产的研究具有筚路蓝缕之功,为我们探究网络文学批评史拓宽了视野,开启了学术的入口。中南大学网络文学研究团队从20世纪末即开始聚焦网络文学理论评论研究,先后出版了五套网络文学理论批评丛书,发表网络文学理论批评论文数百篇。该团队出版第一部网络文学研究专著时,董学文就曾评价说:“《网络文学论纲》在问题设定和原理建构上所做的拓新式努力,进一步拉开了网络文学研究这一新领域的学术帷幕,并将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该书中,作者在廓清互联网时代文学生态的基础上,深入考辨了网络文学的文化逻辑,人文内涵,意义模式,存在样态,主体视界,创作嬗变,接受范式和价值取向等问题,最后,还对网络文学的发展对策做了省思和前瞻。应该说,从文学基本理论的学理原点上研究网络文学,无论是对于人们正确认识和评价网络文学,还是对网络文学自身的健康发展,抑或是对网络文学理论的创造性建构,都是一件意义深远而又十分紧迫的事情。”(17)陈定家称该团队的网络文学理论批评成果“包含着明显的立足现实直击当下的‘述史意识’”和“‘趋零距离’的实时、实地、实证、实录的‘史记’精神”,“使网络文学理论与批评,由野调无腔的跟帖点赞变成了一个气象万千的新兴学科”(18)。还有几个需要“选点”关注、“定格”审视的网络文学理论批评团队与学人,在“碎片化”网络批评中均自有沉淀,组成了一道“史”的风景——北京、湖南、浙江、山东、广东、贵州、四川等省市近年来陆续涌现出地方性网络文学理论批评学术集群,如北京有中国社科院、中国作协、中国文联、北京大学中文系相关研究者组成的“京派”阵营,湖南有以中国作协网络文学研究基地为中心的湘军阵营,浙江有以中国网络文学研究院为依托的浙军阵营,山东有以山东师范大学网络文学研究中心为依托的鲁军阵营,还有以广东网络文学院为中心的粤军阵营、以贵州网络文学学会为中心的黔军阵营、以西南科技大学网络文学研究阵地为中心的川军阵营、以福建省作协网络文学专业委员会为代表的闽军阵营,还有以其他许多高校、研究院(所)为依托的地方性学术团体等。在网络文学理论批评学人及成果方面也有值得关注的重要人物,如马季的《读屏时代的写作——网络文学10年史》《网络文学透视与备忘》等,陈定家的《比特之境:网络时代的文学生产研究》《文之舞——网络文学与互文性研究》等,邵燕君的《网络时代的文学引渡》《网络文学经典解读》等,单小曦的《现代传媒语境中的文学存在方式》《媒介与文学:媒介文艺学引论》和译著《数字文学——从文本到超文本及其超越》等,周志雄的《网络文学的发展与评判》《网络空间的文学风景》等。还有如南帆的《双重视域——当代电子文化分析》、张邦卫的《媒介诗学:传媒视域下的文学与文学理论》、蒋述卓和李凤亮的《传媒时代的文学存在方式》、谭伟平《未来文学形态探析》、刘克敌的《网络文学新论》、王祥的《网络文学创作原理》、黄发有的《中国当代文学传媒研究》、庄庸和王秀庭的《网络文学评论评价体系构建——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创新”》,还有白烨、肖惊鸿、王祥、许苗苗、夏烈、桫椤、汪代明、何志钧、李盛涛、李玉萍、王小英、韩模永,以及来自媒体的网络文学批评家舒晋瑜、庄庸、王颖、王国平、行超、刘晓闻等人,他们发出的网络文学批评的声音,为该领域批评史的建构提供了史实、史料的“砖瓦”,蕴含着有价值的“学术颗粒”,为网络文学批评的历史形态奉献了观念本体的学术探索。这所有的“点”的聚合构成了我国网络文学批评史的“线”,也整合了出它的“面”,其脉络和轮廓彰显于网络文学发展的历史时空。它们承传着文学史的批评传统,又开启了网络批评的时代新声,在数字传媒语境中垦拓出一片新批评的榛林,调适出新的批评路向,创生了新的批评成果,其中蕴含的史识、史观和史论,逐步确立起网络文学批评述史的历史合法性,并让自身成为网络文学批评的史学本体的一部分。这些网络批评学人中,学院派成为批评的主力,他们受传统批评观念的浸淫最深,对网络文学的评价与思考也更为敏锐和深入。尽管有的学院派批评存在观念老套、“我注六经”的弊端,但他们中的许多人面对网络时代文学新变的敏感与担当,他们对起步期网络文学的解读与引导,他们面对元典传承与观念新变形成的批评语境的理性选择与执着探索,依然使他们成为网络文学批评的中坚力量。毕竟,我国网络文学批评的历史正是因他们的不懈努力而开始汇聚史实与史料、形成史观和史论而成其为“史”的。
    事实上,网络文学批评同它的批评对象网络文学一样,也是在许多人的怀疑和冷眼中艰难前行的。当网络文学的草根形象难登大雅之堂时,关于它的理论批评同样被视为“旁门左道”,存在“合法性悬置”问题——连网络文学是不是“文学”都是存疑的,网络文学批评还能叫“批评”么?网络文学研究还能成为“理论”么?随着网络文学的声威日隆,现在仍然持此论者已大为减少,但在积淀深厚、传承久远的传统文学史、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界,唱衰网络文学和网络文学批评的依然不乏其人。不过我们必须看到一个基本的事实:人类的“数字化生存”才刚刚开始,网络技术传媒发展的不可逆性,网络文学生产和运行机制的强劲活力,以及二者结合形成的网络文学的可成长性、网络文学批评的可塑性,必将使网络文学成为可被历史认证的真正的“文学”,使网络文学批评史成为不可或缺的、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相统一的“史学”之一。今天,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界限正在不断消弭,传统作家上网写作与网络创作向传统靠拢都将是大势所趋(19)。未来中国文学的主流可能就是传统文学与网络文学走向合流后所共同打造的。到那时,技术服务于人文,媒介服膺于审美,只有“文学”而不见“网络”,网络文学及其批评均回归文学本体,人们孜孜探索而书写的“网络文学批评史”岂不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文学批评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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