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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新生活运动最初几年(1934-1937)中，通过直接创作产生的“新生活电影”(及剧本)，在编纂和改造中形成的“新生活电影”或与该运动有明确关联的电影，以及在运动影响下出现的符合“新生活”精神的电影/剧本，虽然数量不多，但对于一部完整的电影史而言仍然是重要的。 关 键 词：新生活运动 早期电影 电影生产 抗战之前国民党发动的新生活运动(始于1934年)，致力于官方主导下的国民生活现代化改造，其内容大致为通过“礼义廉耻”改造“衣食住行”，提倡“规矩”与“清洁”，后期又将其生活教条凝结为生活军事化、生产化和艺术化的“三化”目标。①这一运动在电影生产领域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却鲜少被人提及，本文试勾勒其大致范围。粗略地看，该运动导致了两类电影的产生：一类笔者称之为“新生活电影”/剧本，它大体是指那些在内容上以直接呈现“新生活”或其运动为主，并在意义走向上被该运动的精神所直接统摄的电影；另一类影片/剧本，虽不能称之为“新生活电影”，但又确实与此时运动推行之下的大环境有关系，它们的出现，显现了新生活运动的影响力。 一、“新生活电影”的创作 (一)民营公司的创作 并非所有的“新生活电影”都是在合作或委托的情况下产生的，即便是民营电影公司，也常有“主动”制作，联华影业公司拍摄《国风》即是一例。如我们所知，在当时上海的民营公司之中，联华影业公司是与国民党官方关系最为密切的，其老板罗明佑更是国民党主导意识形态的积极追随者。但作为一个合组起来的公司，“联华”其实内部矛盾重重；不仅如此，在此时期前后，由于罗明佑在经济上的逐渐失势，他在公司中的地位也开始动摇②；而公司内部的左翼势力，又利用他与“实力派”人物吴性栽的矛盾，联合起来反对他。在此情势下，当罗明佑响应国民党政权的号召，写作了剧本《国风》，要在“联华”开拍的时候，很自然地就遭遇了抵制。据说，《国风》的“剧本一到编导委员会，就遭到左翼的拒绝，认为这是为政府卖力，把影片成为御用的文化工具”，经这么一定调，结果导演们“面面相觑，不敢执导”，因为“以左翼当年在上海文化界的声势，哪个导演敢在老虎头上搔痒呢?”据称“幕后操纵的左翼势力”，还“不许朱石麟动这部戏”。对此罗明佑大为光火，决定自己亲自执导(与朱石麟一起)，并表示“你们不支持新生活运动，我要支持”。③关于《国风》拍摄的这场不大不小的风波，杜云之在其《中国电影七十年》中也有大同小异的记载。④总之，在罗明佑的坚持下，《国风》还是开拍并完成了。 明星影片公司在此阶段拍摄制作了两部“新生活电影”，分别是《新生活运动》和《饮水卫生》，前一部为该公司卡通科的万籁鸣等人创作，是有声卡通片；后一部则为“通俗教育片”。《新生活运动》是别出心裁利用卡通形式直接宣传新生活运动的电影，又名《新生活》，由胡旭东编剧，完成于1936年，⑤是万籁鸣等人自1933年以后推出的一系列卡通作品中的一部，曾经与其他九部作品一起以“中国卡通大会”的名义，放映于上海的商业影院。⑥尽管此系列作品号称“富有教育意义”，有一定说教味道，但因其活泼的形式(绝大多数由真人参演)，兼以又部分采用了有声技术(《新生活》是其中两部有声片之一)，⑦因此它们对当时的观众还是有相当吸引力。《新生活运动》应当是明星影片公司以自有资金主动拍摄的，⑧相比之下，《饮水卫生》—— 一部讲述饮水清洁运动(新生活运动初期的“清洁”工作)的故事性教育片⑨则不是“主动”的作品，它的剧本作者是身居国民党“中委”高位的陈果夫。据其回忆，该片“分幕本”也是由他“自编”，委托“电影厂”拍摄，并“几经修改”。⑩陈所提到的“电影厂”，就是明星影片公司，在接受委托以后，“明星”将导演工作交给了吴村和沈西苓，当时正是1934年6月，(11)到该年7月中旬，仅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影片就“已经赶拍结束了”，(12)如此匆忙，无怪乎陈果夫要“几经修改”了。 除了“联华”和“明星”，作为当时大公司之一的“天一”，尽管一直有“落后”和保守的名声，但在新生活运动的潮流中，也不甘人后，承接拍摄了同样由陈果夫(一说为陈立夫(13))编制的剧本《模范青年》，一部号称“阐扬三民主义，而用适合于新生活运动为主”的电影，该片一度曾由洪深“暂代”导演，但最终由高梨痕执导完成。(14)对于《模范青年》，《申报》在其拍摄期间，断断续续有所报道，但奇怪的是，该报上却没有其上映广告。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所编的《两年来国产影片本事汇刊》，收入了天一影片公司一部名为《艰苦的奋斗》的影片，该片的导演、演员均与《模范青年》完全重合，就其故事来看，也与《申报》的零星报道相吻合。据此推断，这部被标记为“教育”类的《艰苦的奋斗》，与《模范青年》当是同一部影片。(15)此外，天一影片公司还曾拍摄过新生活运动推动过程中的相关新闻片，这类影片，像后面将提到的官方同类制作一样，可归入“新生活电影”的范畴：1935年，天一影片公司到北平拍摄了当地集团结婚的新闻片，(16)而集团结婚，差不多算是新生活运动举办过的最受普通市民欢迎的活动。(17) (二)官方电影制作机构的创作 官方电影机构进行的“新生活电影”创作，主要集中在中宣会(部)电影股(科、事业处)及其下属的中央电影摄影场，以及军委会政训处电影股，它们的创作以新闻片占多数。就前者而言，其在1934-1937年所摄制的新闻报道类“新生活电影”有《新生活运动上海市童子军及保安队举行检阅》《南京第一届集团结婚》《四川成都举行卫生扫除运动》《南京市第三届集团结婚》《首都各界庆祝新运二周年纪念会》《广州集团结婚》《首都国民劳动服务》等，均是直接呈现新生活运动或者该运动所发动的集团结婚、卫生扫除、劳动服务等内容的。(18)相比之下，后者摄制的新闻报道类“新生活电影”相对较少。《广州特辑第二辑》是南京中央政府取得对华南地区的实际控制权之后拍摄的新闻片，开拍于1936年8月“粤局平定后”，因是跟拍“蒋委员长并已亲莅革命策源地之广州，重游十年旧地，在中国革命史上，饶有重大意义”的活动，在当时被认为比较重要。为拍摄此片，政训处电影股特派出了“一行六人”，“携带最新式有声电影机”前往广东。(19)《广州特辑》有两辑，第二辑内容包括蒋介石“抵粤后励行新生活，实行禁烟禁赌，处理粤事之情形……所有封闭之广州大赌场，尤为奇观……并有黄慕松对广州人士之禁毒报告”，(20)可见南京中央权力进入广东之后大力推行新生活运动(禁烟禁赌是新生活运动之组成部分)是其主要内容，还是“尤为奇观”的部分，称之为一部新闻片形式的“新生活电影”当无不可。在广州之外，政训处电影股也曾在别省拍摄以新生活运动为内容的新闻片：据《“中央日报”》记载，该股1934年于“闽省巡回公映”之后，又曾“返省拍摄新运大会影片”。(21) 官方电影机构也有故事片形式的“新生活电影”出品，其中以军委会政训处电影股比较惹人注目。1934年底，蒋介石亲自向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发出“训示”，指出“电影为最好的宣传工具，总会可将衣食住行各方面——新生活的，不新生活的——用电影演出，给观者一种明白比较，何者应仿效，何者应革除，可一见而知”，根据“训示”，该总会编制了“《黄老虎》剧本材料”，交给政训处电影股“分幕摄制”。《黄老虎》(由于缺乏资料，难以判断其类型和内容)大概是这一时期唯一的一部由新生活运动推动机关直接参与创作的电影。(22)该片是否完成，尚不得而知。据当时媒体报道，“行营电影股”1935年又“拟摄宣传新生活运动之影片《再生》”，为此该片导演李钟茵决定聘请“过气”明星夏佩珍担任女主角，双方合同签好之后，却有人提出“以专演关秀姑一流人物之明星表演此片，似非所宜”，导演因此违约，不再聘请夏佩珍。(23)从明星与影片意义生产之关系的角度看，电影股与夏佩珍解约是有道理的(男明星请的是龚稼农(24))。但像《模范青年》一样，《再生》在此后的媒体报道中也“消失”了。与此同时，另有一部宣传新生活运动的电影《新生》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它与《再生》拥有同样的导演和男主角。(25)而据记载，在同一时期军委会政训处正出品了一部名为《新生》的“教育”类影片。(26)以此推测，《新生》与《再生》当是同一部电影。不过，在《电化教育》的“推荐语”中，《新生》却变成了“群星电影研究社”的出品。(27)限于资料，目前尚不能确定此“研究社”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组织。但既然有此记载，可能的情况大概是，政训处电影股开始了《再生》/《新生》的拍摄，但却没有完成它，而由另一机构接手(或被委托)了摄制工作。 国民党政权的地方民众教育机关，虽并非专门的电影制作机构，但也偶有新闻报道类的“新生活电影”创作，如福建省立民众教育处有自制教育(新闻)影片《新闻第二号》，内容为“学生壮丁公务员等筑路开山劳动服役”及“冬令清洁运动周检查工作”，正是一部标准的新生活运动新闻片。(28) (三)社会机构与个人的创作 社会机构的“新生活电影”创作，以金陵大学为代表。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与金陵大学理学院的生产合作始于1935年。该年10月份，双方共同组织了合作委员会，并“聘孙如经(按：应为孙明经之笔误)先生专司其事”。(29)其合作模式为，“协会负经济责任，金大负技术责任”，为此，教育电影协会从专项资金中提出了四千元作为合作经费。(30)在合作过程中，金陵大学理学院以制作地理风景、国防常识、自然科学、工业常识等影片为主，(31)意识形态色彩并不强烈。这意味着，像“新生活电影”之类明显为统治服务的影片，不会成为合作的主要生产目标。到1937年，由于金陵大学在制作教育电影上的出色表现，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大规模推行电影教育”之际，也决定与该校合作，但根据规划，此时的金陵大学教育电影部仍然准备优先摄制地理风景片。(32)尽管如此，在这一年，教育电影部的孙明经还是创作了一部宣扬新生活运动的“稿本”《新生活》，准备摄制一部非叙事性的教育影片，只是由于“琐事及抗战开始”，导致“未暇开摄”。(33) 个人所进行的“新生活电影”创作，其实是指电影剧本的写作，这些剧本，有的被送去电影机构拍摄成了电影，有的则由于各种原因，永远停留在了“半成品”阶段。在这方面，陈果夫可说是最积极的践行者和个中“佼佼者”。他所写作的《模范青年》(作者尚存疑问)和《饮水卫生》已如前述，特别是后者，在当时甚至被称为“国产教育影片中之开山著作”。(34)事实上，陈果夫的确是教育电影运动最积极的提倡者和推动者之一，照其自述，他“注意教育电影，历时已久”，早在1931年养病上海期间，他就向蒋介石谈到过利用电影普及教育的问题，后来更在蒋介石的直接支持下推动成立了中央电影摄影场，在“主苏政后”，他“仍未敢契置”电影教育，并直接参与进了剧本创作之中。也正在此阶段，除了《饮水卫生》等之外，他又与蒋星德、邱培豪合作，开始了“国民生活教育电影”《移风易俗》剧本的编制工作。(35)《移风易俗》是一部构思十分宏大的教育电影，它“旨在改革全国习俗，转移风气”，为此它甚至将国民生活的几乎每一天都规划了起来，予以指导和教育，可以想见，如果摄制完成，它会是一部将新生活运动的每一条要求都条分缕析地予以影像化呈现的电影。作为主创人员，陈果夫也正是这样设想的：他希望本片“凡置景动作，均求合于新生活原则”。(36)当然，由于规模太大，剧本直到抗战爆发也未能完成。(37) 二、编纂与改造 (一)《女儿经》的“篡改”问题 通常认为，明星公司的《女儿经》曾被国民党电检机关篡改，(38)但根据现有资料，则不仅没有篡改的明确证据，相反却有一些它可能根本未被电检机关做出任何实质性修改的证明：查阅《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公报》可知，在1934年10月份《女儿经》上映之前，没有该片曾被修剪的记录；恰恰相反，《公报》的一次会议记录倒是暗示，中央电检会甚至曾经想要删去《女儿经》中有关“双十节”的部分，只是在其上级部门中宣会的干预下才予以保留。(39)由此也可推断，所谓“双十节场面”——它包括影片中的“新生活提灯会”——原本就存在于剧本中。更有甚者，从当时报道来看，在其最初构想中，《女儿经》直接涉及新生活运动的场景，并不是只在现存影片版本的结尾部分。一幅报道《女儿经》中妇女形象的图片显示，本片中有顾梅君饰演的女教员一角，她正侧身面向镜头之外进行讲解，在其身后(或说身前)，黑板上清清楚楚写着几个大字“妇女的新生活”，图片的文字说明，则更是直白的国家话语：“新生活，新生活，先觉觉后觉；不在口头空谈，还要切实去作。”不过，这幅画面，及其背后所包含的必然跟新生活运动有关的故事，并未出现在现存影片中(报道中出现的其他图片，也有很多是现存影片中看不到的)。(40) 图片报道所显示的“额外镜头”足以引发一系列问题：这些图片是怎样出现的?它们是否是本片已经拍摄的某些电影镜头中的画面?或者仅仅只是明星公司为了宣传而单独摆拍的?诸如此类的问题需要进一步考证。但不管怎样，女教员讲解“新生活”的图片的确是存在的，这更给《女儿经》被篡改事件增加了其让人迷惑之处。当然，仅凭已有的证据，或许还不足以证明本片绝对没有遭到任何修改：剧本审查委员会的存在，让人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也许是它将新生活运动强加给了《女儿经》。总之，在没有绝对证据的情况下，贸然推翻已有说法，有轻率的嫌疑。更关键的是，即便真的并不存在篡改，国民党的电影机关，却的确曾经对《女儿经》中直接涉及到新生活运动的部分有过关注并给出了审查意见。而就现存影片来说，本身即在“左右”取向上暧昧不明的《女儿经》(41)，就其意义指向而言又确实是以其前面90％以上内容为铺垫，衬托最后的新生活运动“国庆”提灯游行那不足影片10％的场面之登场的。暧昧不明的立场为“篡改”提供了可能性。基于此，可以认为它是一部经过改造而产生的“新生活电影”。 (二)从《农为邦本》到《新生活》 在新生活运动期间，外国影片的中国代理商试图主动将其影片改造为“新生活电影”的案例，也曾发生过。1934年底，美国电影《农为邦本》(Our Daily Bread，1934，金·维多编导)出口到中国，因为恰逢运动正如火如荼之际，该片的中国代理商葛伟昶在已经以“农为邦本”的译名获得审查通过的情况下，仅过了十天左右，又迅速决定将片名改为“新生活”，并呈请中央电检会批准，(42)进而要求给予褒奖。对于上述两项呈请，中央电检会的答复是，“所请改名一节，应毋庸议；关于电影片褒奖事宜，非属本会范围，仰径向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呈请可也”。(43)在此，中央电检会以其自身职权范围为由，委婉拒绝了褒奖。联系此后该会积极为《国风》向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申请奖励的不同做法，(44)则可看出其“内外有别”的立场和态度，是极其明显的。 不过，官方拒绝给予《农为邦本》以褒奖的原因，应当还与影片本身有关系，它肯定不可能是真正的“新生活电影”，甚至连受到运动影响也是不可能的。但问题的微妙之处也正在此：如果《农为邦本》是一部跟新生活运动丝毫搭不上边的电影，那么电检会何以如此轻易地同意了改名申请?这并不能从该会希望以此扩大运动之影响的角度得到完满的解释，因为根据它一贯的办事风格来看，电检会并不会仅仅因为某部电影在主观上有“献媚”的动机，就在审查中轻率地予以放行或给以鼓励。比如，国产电影《性本善》就曾被剪去“第一本开场总理遗像及读总理遗嘱”一部分。(45)这意味着，即便是对于迎合国民党主导意识形态的内容，电检会也持有相当审慎的态度，那么它何以同意一部外国电影利用“新生活”的名义呢? 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公共话语中，金·维多被认为“有着较清醒的头脑，艺术家的良心”，其《农为邦本》一片也被评价为具备“浓烈的正义感”。(46)可以猜想，《农为邦本》应当在某种程度上让官方认可了其与新生活运动之间的关联性。这就牵涉到《农为邦本》到底是怎样一部影片的问题了。简单地说，该片以大萧条为背景，讲述了一群失业者离开城市到乡村地区通过拓荒创造新的幸福生活的故事，其主题是严肃的——上映时即有评论指出，《农为邦本》每一个场面都是大萧条时代有说服力的注解，导演还从中提炼出了崇高的精神教育意义。(47)作为一部带有空想乌托邦色彩的影片，《农为邦本》中对资本主义都市的逃离(本片被认为是对back-to-the-farm movement的呼吁)，对团结互助、“精诚奋斗”精神的颂扬，对“浪漫”女性的否定(片中一位引诱男性脱离为幸福生活而奋斗之集体的女性被设置为一个“treacherous blonde beauty”)，乃至其中挖掘灌溉沟渠的关键情节等，(48)很符合当时中国社会主流话语的胃口，(49)也的确与新生活运动的倡导之间有某种相似性。(50)显然，《农为邦本》存在着被“改造”为“新生活电影”的可能性，尽管从根本上说二者之间不能划等号。但广义而言，为影片命名，哪怕仅仅是为进口的外国影片翻译本地片名，也可视作电影(再)生产的一部分，由此，《农为邦本》/《新生活》可勉强算一部因新生活运动而“改造”了的电影，至少在中国当时的语境中，它被临时“征用”从而产生了新的意义指向。 尴尬且又吊诡的是，本片上映后，大部分情况下仍被称作《农为邦本》，只是偶尔被称作“生活”，或以括号附注的形式标明，《农为邦本》“即《生活》”。(51)“新”字之消失，似乎昭示着本片与新生活运动之间藕断丝连的暧昧关系。 (三)地方民教馆的“编纂法” 地方民众教育馆是南京国民政府在各地推行民众教育的机关，由于电影在民众教育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各民众教育馆在行使其教育功能时，也越来越倚重于电影。但在此过程中，各地民教馆普遍感到片源匮乏。为此，它们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针对国产片中有教育意义但却存在缺陷(如香艳肉感镜头)的影片，“发明”了一种“编纂法”，以取得符合其宗旨的教育电影。所谓“编纂法”，即“将过去所开映的影片剪选他们所需要的部份，群集编纂，以求合乎他们所需要的目标，并将剪纂的影片再加复印，创造一种新型片”。(52)此种类似于“资料汇编”的方法，有效规避了所选影片中“不好”的内容，并将“好”的部分择取出来，按照意识形态和逻辑需要，重新加以剪辑。众所周知，蒙太奇是可以创造全新意义的，因此，地方民教馆利用“编纂”的方式，既避免了电影审查造成的权力压迫感，又以较低的成本形成了符合意识形态需要的教育电影，可谓一举两得。在“编纂”下产生的作品中，自然也少不了新生活运动的身影，江苏省立镇江民众教育馆于1937年“编纂”的《国光》就是一部含有新生活运动内容的教育电影。按照“编纂”模式，《国光》“除字幕歌词自行摄制补充外”，大部分内容来自“联华公司出品《共赴国难》《铁鸟》《小玩意》及《国风》”“艺华公司出品《民族生存》及《黄金时代》”“江苏民政厅出品《水陆公安检阅》”“江苏教育厅出品《童子军大检阅》”等电影之中。(53)从其选择的若干影片而言，《国光》虽然因为有《国风》的内容而应当直接包含了新生活运动，但运动在影片中可能只是展现国民党治理之下中国“国光”的一小部分，因此该片难以称为一部标准的“新生活电影”。 三、新生活运动影响下的电影 有历史学者指出，1934-1937年的新生活运动，除了“复活封建礼教、强化思想统治外，还直接吸收和借鉴了当代西方国家的一些社会改良措施，制定了不少符合现代文明要求的生活目标和行为标准，从而使新生活运动派生出改良社会习俗、提高国民生活素质和文明程度的积极功效，被后人称为‘生活改造运动’”。(54)所谓生活改造，本质上是要为一个强有力的现代民族国家准备并制造与之相应的现代国民及其生活，这其实是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共识，无论他们来自左翼还是右翼。在此意义上，所谓新生活运动，只是一段时期以来现代化的民族国家理想在国民党执政者方面的一个投射，其间必然存在大量能够引起众多知识分子暗暗共鸣的东西。同样的情况在电影界其实也存在。 在新生活运动所加强的“复古”思潮中，有论者指出，“新生活运动从一开始，就致力于‘固有道德’的恢复和发扬，‘礼义廉耻’被确立为新生活运动的中心准则”，也就是说，该运动的确有其“复辟封建礼教”的一面(55)——罗明佑于《国风》之外，又在联华公司推动拍摄了《天伦》(与费穆合作导演)一片，该片所阐发的儒家伦理思想，不能不说与运动所加强的复古文化氛围有一定关系。同样还是由罗明佑参与导演(继《国风》之后再次与朱石麟合作)的《慈母曲》也出现于同一文化氛围之中。不过，所谓“复古”思潮，并不是真的要全面“复辟封建礼教”，相反，它其实是要在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诉求之下，借用“封建礼教”来形塑新的家国关系，将家庭编织进民族国家体系之中。在上述影片之外，民新公司的《母爱》、联华公司的《小天使》、明星公司的《妇道》及卡通片《新潮》(56)、小公司的《贤惠的夫人》和《三个媳妇》等，以及江苏省立镇江民众教育馆的剑锋编制的电影剧本《良母》，也存在“复古”的情况并生发着类似的现代民族国家意义。 在联华影业公司，孙瑜也同新生活运动发生了微妙的关系。他在此阶段拍摄的《体育皇后》和《大路》，前者被宣传为“新生活运动先锋队”，(57)后者则隐隐然与当时绥远省驻军官兵新生活劳动服务团所进行的筑路工作有关联(58)，它们与运动所倡导的生活军事化、生产化诉求存在着呼应关系。与《大路》相比，陈果夫编剧的《富强之本》、剑锋编剧的《可爱的手》在倡导和演绎生活生产化方面，要更为明确而直白，无论是前者宣传提倡的“合作事业”，(59)还是后者于一般民众中呼吁的“学习生活技能，增进社会生产”，(60)均是生活生产化的重要内容。而明星影片公司以侦探片形式摄制的国防电影《金刚钻》，在表现反走私内容的同时，更将走私物品设定为奢侈品钻石，其背后隐含的意思，正与反对都市消费主义、提倡储蓄与节约的精神相应和，此一精神也是生活生产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金刚钻》相比，同为明星公司出品，被称作“新型的”喜剧片的《小玲子》，(61)则通过呈现一个“生产”的乡村，更为直接地应和了生活生产化的倡导。至于此阶段大量出现的一些生产指导类的或科学知识类的教育影片，比如金陵大学摄制的《造纸》《陶瓷》《开采煤矿》《搪瓷》等，在其基本的拍摄立意和目的上，也是符合生活生产化精神的。最后，艺华影业公司的《黄金时代》在观念上与新生活运动之间存在关联性，这不仅在于该片中“有识字运动的提倡”，(62)更在于它所传达的在当时尚属少见的时间观念：提倡学习和时间观念恰都是生活艺术化的内容，尤其是后者，作为一种对于现代性时间观念的提倡，新生活运动发动的“守时”运动，(63)顺应和强化了当时国人日益高涨的时间焦虑和由此而来的时间管理观念。 改良社会风俗也是新生活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该运动的发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国民党原有风俗改良工作的效率，而其自身也有很强的风俗改良色彩。随着国民党电影控制力的加强，此阶段也出现了反映风俗改良的电影。对比一下同样表现农村自然灾害的《狂流》与后来的《凯歌》可以发现，与前者侧重于自然灾害中的阶级斗争不同，后者更多地转向了反“封建迷信”斗争， 尤其是还在故事中引入了一个代表现代科学知识的小学教师形象(像《饮水卫生》一样)，引导农民战胜了自然灾害。如果说《狂流》以大水象征了浩浩荡荡的阶级斗争的话，那么《凯歌》简直就是国民党破除迷信改良民俗运动的理想化呈现。(64)此外，明星公司与湖州旅沪同乡会组织“湖社”合作摄制的“礼服运动影片”，也是反映风俗改良的电影。 南京国民政府的反毒品运动，尽管早在国民党执政全国之初就发动起来了，但真正取得效果也是在新生活运动期间。按照《蒋介石传》一书作者的说法，“这场运动始于1928年，但却陷入了官僚主义的散漫拖拉之中”，借助于新生活运动，蒋介石以禁烟运动最高领导人的身份，严厉打击了毒品的贩卖、运输和服用，以至于1935年“设在日内瓦的国联有关委员会指出了中国反毒品运动的显著成就”。(65)就在厉行反毒品运动期间，明星影片公司推出了一部侦探片《翡翠马》，该片正是以代表国家力量的侦探对于吗啡毒贩犯罪活动的消灭为题材的，根据导演徐欣夫的说法，本片的确意在配合政府的反毒品运动。(66) 在上述电影/剧本之外，此阶段引起较大轰动的《大地》事件，也若隐若现地与新生活运动扯上了关系，《大地》并因此一度传闻成了一部宣传新生活运动的电影：由于南京国民政府所实施的生产监控，《大地》至少在当时中国的公共话语中，差点进入“新生活电影”的序列。(67)总之，在1934-1937年间，能够被称作“新生活电影”的影片，以及与新生活运动及其提倡的精神有较为明确关联的影片，所占此阶段各类国产影片总量的比例并不算大，而若论它们的重要性，恐怕也难以与被传统电影史所看重的左翼电影、国防电影等相提并论。但不可否认，它们的确是中国电影史上的客观存在，对于一部完整的电影史来说，不应被忽略和遮蔽。何况抛开纯粹的“艺术”观念或意识形态成见来观照这些电影的话，则它们丰厚的意涵对于我们理解早期电影的现代性价值、乃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之现代性状况，都是不无裨益的。简而言之，这些电影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对现代性社会控制的鼓吹、表现和呼应。实际上，也就是对新生活运动本身或其政策、精神的应和。限于篇幅，此问题留待另文论述。 注释： ①关于新生活运动的介绍和评论，可参见王晓华《“模范”南昌——新生活运动策源地》，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温波《重建合法性：南昌市新生活运动研究(1934-1935)》，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 ②联华影业公司在1933年底就已经陷入一次比较大的危机之中，参见李春生《联华将彻底改组》，《电声》1934年第3卷第5期，第84页；到1936年初之前，“联华”的不景气就“已达到极点”，罗明佑不久也终于“被推翻了”，见《联华的前途》，《电声》1936年第5卷第2期，第43页。 ③公孙鲁《中国电影史话》(第2卷)，香港：南天书业公司1961年版，第54-55页。 ④杜云之《中国电影七十年》，台北：“中华民国电影图书馆出版部”1986年版，第188页。 ⑤《明星》1936年第4卷第6期，无页码；微白《中国卡通大会》，《新闻报》1936年6月20日第10版。此外，国民党官方制作机构如军委会政训处电影股等也创作过一些宣传性的“标语卡通”，但尚未能确定这些“标语卡通”中是否包含宣传新生活运动的影片，参见《国民今日加映广州风景影片》，《“中央日报”》1937年3月4日第2张第3版。 ⑥微白《中国卡通大会》，《新闻报》1936年6月20日第10版；《申报》1936年8月18日，本埠增刊第8版。 ⑦此系列卡通片前六部又被称作《卡通集锦》，据称是由“张石川幼女张敏玉和小黑猴、小黑猫、小黑狗、小白兔等会串而成”；但张敏玉并未参与全部十部卡通片，其中有的卡通片由其他人参与演出，而另外有些则不确定是否有真人参与(《新生活》即如此)。至于该系列片当时以十部合集的形式被称作《中国卡通大会》，后世何以又有六部构成《卡通集锦》，尚待考证。参见杜云之《中华民国电影史》，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1988年版，第225-226页；微白《中国卡通大会》，《新闻报》1936年6月20日第10版；《中国卡通大会(上)》，《明星》1936年第5卷第6期，无页码。 ⑧参见《教育影片推荐》，《电化教育》1937年第2期，第20页。 ⑨《饮水卫生》，《教与学》1936年第1卷第8期，第125-137页。 ⑩陈果夫《饮水卫生及其他自序》，《小意思集》(增订本)，南京：正中书局1947年版，第233-234页。 (11)《吴沈合导<饮水卫生>》，《申报》1934年6月24日，本埠增刊第9版。 (12)《<上海廿四小时>上舞台》，《申报》1934年7月14日，本埠增刊第5版。 (13)《洪深教探“毛遂自荐”》《，时事旬报》1934年第2期，第12页。题目中“教探”应为“教授”之笔误。 (14)《洪深赴京任导演》，《影画》1934年第1卷第4期，第108页；《洪深教探“毛遂自荐”》，《时事旬报》1934年第2期，第12页；《银花片片》，《申报》1934年6月23日，本埠增刊第9版；飞人《<模范青年>导演人洪深婚礼预志》，《电声》1934年第3卷第25期，第491页。 (15)《银花片片》，《申报》1934年6月23日，本埠增刊第9版；白芸《天一短讯》，《申报》1934年11月7日，本埠增刊第9版；白芸《天一摄影场里沈亚伦打死范雪朋》，《申报》1934年12月1日，本埠增刊第9版；白芸《李君磐差一点气死》，《申报》1934年12月9日，本埠增刊第9版；白芸《“模范青年”在课室中》，《申报》1934年12月11日，本埠增刊第9版；《<艰苦的奋斗>本事》，《两年来国产影片本事汇刊》，中国教育电影协会1936年版，第120-122页。 (16)《拍摄集团结婚片》，《京报》1935年5月10日第8版。 (17)参见谷秀清《集团结婚与国家在场——以民国时期上海的“集团结婚”为中心》，《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第217-222页。 (18)《中央宣传部中央电影摄影场出品目录》，出版者不详，1947年，转引自宫浩宇《中国国营电影事业之滥觞——中央电影摄影场的创建及其在抗战前的电影活动》，《当代电影》2013年第7期，第56页。“中电”出品的新闻类“新生活电影”不止这些，比如它曾受邀拍摄“肃清烟赌娼联合宣传大会”，参见《肃清烟赌娼宣传会宣传日程已决定》，《“中央日报”》1935年5月31日第2张第3版。另，它在1935年还拍摄过《上海市首届集团结婚》，参见《首届集团结婚昨在市府举行婚礼》，《申报》1935年4月4日第13版。 (19)《鄂政训处电影股派员赴粤》，《京报》1936年8月14日第3版。 (20)《国民今日加映广州风景影片》，《“中央日报”》1937年3月4日第2张第3版。 (21)《赣政训电影股在闽公映》《“中央日报”》1934年4月26日第1张第3版。 (22)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编《民国二十三年新生活运动总报告》，台北：文海出版社，出版年份不详，第288页。 (23)《行营电影股牺牲五百元》，《影坛》1935年第6期，第23页；另参见《签订主演新生活影片合同夏佩珍不劳而获》，《电声》1935年第4卷第42期，第897页。本片导演最初曾传闻为余仲英，参见茄《中央拟请龚稼农主演一片》，《时代日报》1935年9月25日第6版。 (24)《龚稼农暂归国有》，《影坛》1935年第6期，第23页。 (25)《教育影片推荐》，《电化教育》1937年第2期，第20-21页。 (26)《两年来国产影片公司出品一览》，《两年来国产影片本事汇刊》，中国教育电影协会1936年版，第8页。 (27)《教育影片推荐》，《电化教育》1937年第2期，第20页。 (28)《福建省立民众教育处电影教育实施概况》，出版者不详，1937年，第18页。 (29)潘澄侯《金陵大学理学院与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合作推行及摄制教育影片之经过及今后之希望》，《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第五届年会特刊》，1936年，第56页。 (30)陈友兰《电影教育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48页。 (31)直到1947年，金陵大学生产的全部教育影片，地理风景、工业常识类占据了大多数，参见金陵大学理学院影音部摄制十六毫米动片目录，《影音》1947年第6卷第7-8期，第103-104页。 (32)《金陵大学摄制教育影片》，《民众教育通讯》1937年第7卷第1期，第146页。 (33)孙明经《<新生活>影片拟稿》，《电影与播音》1944年第3卷第3期，第6页。 (34)《试映<饮水卫生>影片》《，民众教育通讯》1934年第4卷第7期，第13页。 (35)陈果夫《饮水卫生及其他自序》，《小意思集(增订本)》，南京：正中书局1947年版，第233页。 (36)陈果夫《移风易俗教育电影编著之缘起及经过》，《教育电影移风易俗内容述要》，教育部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指导委员会，出版年份不详，第3-4页。 (37)1941年剧本全部完成，1942年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成立后，才摄制了一小部分，参见陈果夫《移风易俗教育电影编著之缘起及经过》，《教育电影移风易俗内容述要》，教育部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指导委员会，出版年份不详，第5页。 (38)参见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年版，第315页。 (39)《第二十六次委员会议记录》，《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公报》1934年第1卷第13-14期，第20页。 (40)《妇女研究：上海明星公司新片<女儿经>中之妇女》，《中华日报新年特刊》1934年新年特刊，第41-42页。 (41)《女儿经》暧昧立场的经典阐释是“坚决而又灵活的策略”，参见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年版，第315页。美国历史学家魏斐德也持此观点，指出夏衍“机敏的策略”甚至让他在新生活运动初期赢得了蒋介石及其夫人对本片的支持，参见Frederic Wakeman,JR.Licensing Leisure:The Chinese Nationalists' Attempt to Regulate Shanghai,1927-49.Journal of Asian Studies.Feb 95,Vol.54 Issue 1,p33。不过，魏的说法尚待查证，其文中提到的电影Morals of Women，魏明确说跟夏衍有关，因此极有可能是《女儿经》，但该片一般翻译为The Classic for Girls，此外也未见到此片获蒋介石支持的资料。 (42)《审查通过给予准演执照长片一览表》， 《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公报》1934年第1卷第15-16期，第12页；《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批答第五十号》，《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公报》1934年第1卷第15-16期，第5页。 (43)《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批答第五十号》，《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公报》1934年第1卷第15-16期，第5页。 (44)《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公函第一一二号》，《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公报》1935年第2卷第9期，第3页。 (45)《二十四年五月份修剪影片一览表》，《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公报》1935年第2卷第5期，第46页。 (46)张央《边塞英雄传》，《大公报(上海版)》，1936年10月6日第16版。 (47)‘Our Daily Bread’:Vidor's Triumph at Miracles.The New York Herald(European Edition)(Paris,France),Wednesday,October 17,1934,p3. (48)Human Drama Opens Run at Grand Today-‘Our Daily Bread’ is King Vidor's First Independent Picture.The China Press,January 23,1935,p8; Performances in King Vidor Movie Please.The China Press,January 24,1935,p8. (49)《农为邦本》的集体主义色彩更会引发中国左翼知识分子的共鸣。毫不奇怪的是，美国评论当时指出，本片受到了苏联电影的影响，参见Andre Sennwald.King Vidor Dramatizes a Cooperative Farm in ‘Our Daily Bread’.The New York Times,October 3,1934,movie review. (50)《农为邦本》挖掘灌溉沟渠的关键情节，让人联想到新生活运动对于疏浚沟渠修筑道路的兴趣，参见《驻军官兵新生活劳动服务团第一期工作纲领》，《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会刊》1935年第21期，第32页。 (51)呐鸥《光调子与音调》，《时代电影》1934年第6期，第5页；《<农为邦本>光陆今日开演》，《大公报(天津版)》1935年3月28日第15版；《申报》1935年1月24日，本埠增刊第6版。 (52)(53)《教育影片推荐》，《电化教育》1937年第2期，第21页。 (54)关志刚《新生活运动“失败论”析》，《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第74页。 (55)参见关志刚《新生活运动“复古论”析》，《江汉论坛》1998年第11期，第20-23页。 (56)《新潮》也是《卡通集锦》的一部分，在主题上与《国风》很接近，参见《福建省立民众教育处电影教育实施概况》，出版者不详，1937年，第19页；杜云之《中华民国电影史》，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1988年版，第225页。 (57)《申报》1934年4月13日第1版。 (58)参见李玥阳《在南京国民政府与左翼电影之间——以孙瑜电影为例》，《电影艺术》2010年第3期，第122-123页。 (59)《<富强之本>提倡合作》，《江苏教育》1936年第5卷第12期，第150页。 (60)剑锋《可爱的手》，《教育电影研究集第一集》，江苏省立镇江民众教育馆编印，1935年，第120页。 (61)水水《再度推荐<小玲子>》，《大公报(上海版)》1936年10月30日第16版。 (62)琦《评<黄金时代>》，《电声》1934年第3卷第38期，第754页。 (63)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于1935年曾修正通过《南昌市各机关公务员厉行守时运动办法》，参见《江西省政府训令秘十三3第三〇八三号.江西省政府公报》1935年第288期，第3-5页。 (64)参见艾萍《民国禁止迎神赛会论析》，《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第216-221页。 (65)参见[美]布赖恩·克罗泽《蒋介石传》，封长虹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127-128页。 (66)徐欣夫《关于<翡翠马>的摄制》，《明星》1935年第3卷第2期，无页码。 (67)相关介绍，参见李九如《<大地>事件再探究：围观，改写，霸占与想象好莱坞》，《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第74-76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