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名作家祝勇 故宫博物院影视所所长。已出版主要作品有《血朝廷》《纸天堂》《辛亥年》《故宫的风花雪月》《故宫的隐秘角落》等，荣获郭沫若散文奖、十月文学奖、朱自清散文奖、百花文学奖等文学奖项。主创历史纪录片多部，主要作品有《辛亥》《旧宫殿》《血朝廷》，荣获中国电视星光奖、金鹰奖、十佳纪录片奖、学院奖等诸多影视奖项。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新疆》总导演。 关淑格：今天（3月28日）是人民文学出版社68年的社庆日，请问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您心中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祝勇：一方面，我觉得人民文学出版社是一个老人，68岁，比我大，我在整个成长过程中都在仰望着这棵大树。另一方面，我又觉得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值壮年，非常有底气，非常有创造性。再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很年轻，因为我这两年的作品开始集中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接触的编辑、营销、宣传全都是年轻人，这跟我原来想象中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队伍的形象不太一样，人民文学出版社里面有大量的年轻人。另外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近年出版的作品也越来越丰富，也有一些时尚的因素和年轻的因素加入，所以我觉得人民文学出版社特别的年轻。 关淑格：您还记得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第一部书是什么吗？ 祝勇：出版的第一部书不是我写的，是我主编的一本《重读大师》，主要是九十年代知识分子阅读大师经典的一些笔记，我印象中应该是2000年左右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部书有两卷，一本是外国卷，一本是中国卷。  《重读大师》，祝勇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 关淑格：那个时候您的编辑团队和现在肯定是不一样的。 祝勇：对。 关淑格：那个时候是什么感觉？ 祝勇：那个时候还是一些资深的编辑，我当时抱着书稿跟人民文学出版社联系的时候心里面战战兢兢，觉得这是一个殿堂。那时候我非常年轻，战战兢兢地到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本书能够出版，我特别荣幸也特别高兴，尽管不是我个人的作品，但是它也多多少少体现我一些思考吧。结果从去年开始，我真正意义上第一部自己写的作品，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就是《故宫的古物之美》。  从《故宫的古物之美》开始，我的一些作品，尤其是写故宫的一系列作品就要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集中出版了，我非常高兴同时也非常悲哀地发现，我的合作者都比我年轻得多。 关淑格：您觉得这些年轻的编辑对这些书和您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祝勇：一方面，年轻的编辑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带来了很多活力和朝气。我工作的单位是在故宫博物院，人民文学出版社跟故宫博物院有点相像，都是历史非常悠久的文化单位，但是这几年都越来越年轻，所以我能够感受到这种年轻的力量，年轻会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故宫博物院带来一种力量感，一种新的朝气。所以从年轻编辑们的身上，我能感到这种朝气。 另一方面，这个“年轻”跟传统并不断裂。虽然年轻人有的时候会产生浮躁情绪，因为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诱惑让人眼花缭乱，但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有自己的传统，有自己的标准，就是艺术上的这种标准，甚至可以说，出版社有自己独特的气质，有自己待人接物的方式和对待作者的态度，这些传统在年轻人的身上都有所体现，这一点让我特别高兴和特别欣慰。 我们都知道，人民文学出版社是中国文学最高的出版殿堂，无数的大师作品都是在这里出版，不用说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老舍等等这些现代文学大师，包括当代的我们非常敬仰的，比如像陈忠实、阿来、铁凝等等，很多作品都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近些年跟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合作比较多，我感觉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无论是领导还是编辑，没有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或是凌驾在作者之上、颐指气使的态度。相反，他们非常的谦卑，而且对作品有一种独特的眼光，这是作者特别需要的。其实在我看来，一个作者不需要吹捧，只需要尊重，你对他的劳动的尊重，包括对作品深入的阅读、认识和编辑，都能体现对作者劳动的尊重。 有的时候我接触一些其他的作家，比如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作品的作家，有的人回忆当年都是骑着自行车、驮着自己厚厚的稿子，毕恭毕敬地把稿子送到出版社来。实际上，作者希望得到的未必一定是出版，因为作品参差不齐，出版社有它的标准，而是希望得到出版社的尊重，哪怕你不出版，但是你对这个作品有一个完整的评估和认识，然后告诉给作者，这个也没有枉费作者一辈子的心血，因为长篇小说都是凝结作者很多的心血，创作过程非常不容易。但是当下社会的浮躁以及过度商业化的趋势，可能会影响到一些出版单位，导致这些出版单位对作者没有足够的尊重。这个尊重不是体现在点头哈腰，而是你真正意识到他的稿子背后的劳动的艰辛。所以在这一点上，人民文学出版社有特别好的传统，在年轻人的身上也有体现。 关淑格：您这本《故宫的古物之美》现在很畅销，接下来您的这三本书能给我们都介绍一下吗？ 祝勇：《故宫的古物之美》实际上是我在几年前，大概六年前曾经出版过的一本讲故宫书画的书，因为故宫里面收藏着大量中国古代经典的书法和绘画作品，我对这些特别感兴趣，所以我以自己的视角、眼光来重新面对这些古代名画，尽管有些已非常有名，而且被写过很多次了，但是我在面对它们的时候还会产生自己的发现或感受，会有一些自己的分析在里面。 这本书出版以后一发不可收，关于书画这一块我还在不断地拓展和增加，接下来要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叫《故宫的古物之美（绘画风雅1和绘画风雅2）》，总共是两本，因为它的规模不断扩大。这是绘画的部分。 书法的部分也要在不久的将来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叫《故宫的古物之美（书法风神）》，讲书法的部分。前不久我刚刚写完一篇新的，关于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因为《祭侄文稿》在春节之前刚在日本的东京国立博物馆展出，是从台北故宫博物院借去的，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关于这个借展方式也引起很大的争议，总之是非常吸引人眼球。写《祭侄文稿》也是我多年的心愿，积累了很多年，搜集了很多资料，尽管这次我没有去日本，但是我也托朋友从日本带回来很多关于展览的资料。所以最近写了很多关于书法的部分。 关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文物，我想以书法和绘画为核心向四周拓展。刚才讲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书是《故宫的古物之美》，这个《故宫的古物之美》不包括书法和绘画，主要是讲器物的部分，所以这几本都叫《故宫的古物之美》，它自身就是一个系列，就是讲故宫文物的系列，这几个系列将根据主题来分成不同的分卷分册，分别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因为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文物总量非常大，186万件，在中国博物馆里面应当是收藏量最大的一个。然而，由于我们展陈条件的限制，展出的比例非常低，我们每年展出量占库存总量的不到1%，所以故宫收藏的大量国宝藏在深宫无人识。即使展出，普通的游客在看展览的时候也是走马观花，很难深入地了解一件文物以及文物背后的历史和人物的情感命运，所以我觉得图书用图文并茂的方式向读者呈现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再加上这几年的“国宝热”，比如《国家宝藏》这样一些电视节目，以及去年我们组织的一档电视综艺节目叫《上新了故宫》，这些节目都掀起收视热潮。但是我觉得图书有它自己的优势，用写作出版的方式也可以弥补很多的不足，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关淑格：这两本书也是您的新作。 祝勇：对，这两本书是另外一个系列了，这个是讲紫禁城历史的一个系列，总体上都放到“祝勇故宫系列”当中。但是这个跟刚才讲的《故宫的古物之美》系列又有所不同，那个是重点讲古物、讲文物，这个系列有《最后的皇朝》，还有《远路去中国》，主要讲历史，但是我讲历史也不是那么刻板地去讲历史，还是想通过一些独特的视角去讲。 比如说《远路去中国》是通过外国人的视角来讲述紫禁城，因为从马可波罗以后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进入到紫禁城，他们观察紫禁城的视角完全不同，我们可以借用他们的眼睛来重新观察。另外，他们本人也干预了历史的方向。我们对历史的书写通常是从我们自己的视角和史料出发，并且已经习惯了这样一种表达方式和阅读方式，但是，紫禁城的历史，尤其从马可波罗以后这几百年紫禁城的历史，实际上已经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处在全球化的环境当中，所以我们的眼光可以放远。  在全球化的坐标系下，有大量的西方的文献和西方人来记录紫禁城，其实对这一块我们过去的了解比较少，我们比较习惯于自说自话，同样的一件事情，当我们换一个视角，或者当我们能够了解到西方人是怎么说的，他们的史料是怎么记载的，然后跟我们自己的一些观点相衔接或者相对应，我们这个历史的面貌就会发生一个全新的变化。就好像我们在看一件文物的时候，比如我们到博物馆看文物，看一个青铜器，我们看的永远只是一个角度，因为青铜器就放在那个地方，我们是不能动它的，所以博物馆摆成什么角度我们只能看成什么角度，我们经常觉得青铜器没有意思，不是特别爱看，因为我们看的永远是这一个角度，是它规定给你的一个角度。但是我们能不能从底下往上看青铜器？青铜器下面还有很多东西，瓷器下面还有款。我们能不能从上面看青铜器？我们能不能到青铜器里面去看？里面还有很多文字和图形。所以当我们换一个角度去看的时候会发现事物完全发生了变化，它并不是那么僵硬和刻板。 写作也是这样，我们觉得这段历史永远是一段僵硬的、刻板的历史，是因为我们始终站在一个固定的角度去看，当我们换其他的角度或者用更加丰富的角度去看，这个历史的面貌就会发生全新的变化。所以在《远路去中国》中，我想试图用这样的方式重新言说和诠释紫禁城历史，实际上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比如这里涉及太平天国、八国联军入北京等等很多历史事实，都开阔了我们的眼界，它是这样的一本书。 关淑格：您是怎么样在做研究和文学创作之间作平衡的？ 祝勇：我的写作基于学术性，因为这些写作不是戏说，也不是八卦，它必须基于一种严谨的史料的挖掘、探寻、连接，还有分析。因为史料是非常零散的，浩如烟海，你必须找出它们之间新的逻辑关系，所以这些必须从一个严谨的态度出发，不能有任何的主观随意性在里面，因为它不是写那种很随意的网络小说的方式。但是在表达的时候，我也没有用那种传统的比较刻板的纯学术的方式去书写，我还是借鉴一种文学的手段，注重讲故事。  举个简单的例子，《最后的皇朝》实际上是讲辛亥革命的。讲辛亥革命的书很多，我们一想到辛亥革命脑子里大概能够呈现出一个样子，甚至于有的读者可能不用看辛亥革命的书就知道辛亥革命是讲什么的。但是在表达的时候，我挖掘了很多新的从来没有披露过的史料和非常罕见的历史照片，并且使用了一种文学讲述的方式，把文学性和学术性很好地结合起来。比如这本书的开头，它是讲辛亥革命的书，但是我是从北京胡同里一个死亡案件开始的，从一个家庭灭门突然死亡开始的，这是在1910年春节之前，然后进入到辛亥革命前一年的历史时空当中。但这个不是我编的，而是有真实的史料支撑，这里面人物的姓名、家庭住址的门牌号，突发病情之后进的哪个医院，全部都是真实的，都有真的名字。所以这种表达必须以最真实的历史考证为基础，同时用一种文学的方式，这是我写作的（一个特点），因为我的写作是从文学写作开始的，从散文开始的，所以这是我写作的一个很大的特点。 关淑格：在今天访谈的最后，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对人民文学出版社未来的期望和寄语吗？ 祝勇：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古今中外非常多的文学经典，是我们中国文学的一个宝库。但是这些年也越来越与时俱进，出版了很多年轻人喜欢的，比如我的这些图文并茂的书，这在以前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物里面非常少见，包装也越来越时尚，同时也非常有书卷气。所以我非常希望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原来的传统之上，能够适应时代的潮流，也希望越来越多的年轻读者喜欢人民文学出版社。 *本文据3月28日祝勇先生参加人文社68周年社庆直播时的访谈速记稿整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