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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中国文学有着多情重义的传统，一直以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善与美战胜丑恶，留下了无数经典作品，让人们在阅读或吟诵时感悟美好，触摸希望，沉浸于人间情意和大爱之中。近一个时期，文学出现了“情义危机”现象：在一些作品中，乡村成了社会转型期“恶”的集散地，城市充满了不堪和龌龊，人性尽是阴暗和仇怨，现实也都是冷漠和无情的；偏执地记述现状，夸张地展示丑恶，缺乏对光明的歌颂、对理想的抒发、对道德的引导，使文学不断遭到矮化和诟病。3月27日，《写出人类情感深处的善与爱——关于文学“情义危机”的再思考》一文在本版刊出后，引起文学界和读者的关注。我们特开辟“呼唤有情有义的文学”专栏，刊发一组笔谈文章，深入剖析文学的“情义危机”现象，呼吁创作更多有情有义的文学力作。 一 孟繁华先生的《写出人类情感深处的善与爱——关于文学‘情义危机’的再思考》（《光明日报》2019年3月27日），指出近年来文学创作中一个带有倾向性的问题，即我们的文学作品在描写五光十色的社会生活时，往往更热衷于刻画和展示人性卑劣的一面，而对人性之善和人间大爱相对重视不够，缺乏酣畅淋漓浓墨重彩的表现。 应该说，这确实点到了文学的痛处。当前文学创作确有不少作品尽管主题不同、人物各异，但落墨重点常常离不开虚假、欺骗、猜疑、嫉妒、冷漠、嫌弃、算计、报复等情感倾向。刘庆邦的短篇小说《杏花雨》构思巧妙，写一对已经离婚的青年男女，签订一份奔丧协议后，女方来到男方家为丈夫父亲奔丧。一场撕心裂肺、轰轰烈烈的豪哭，表面是为公公撒手人寰而悲痛欲绝，其实哭丧者所思所想以及那响彻四方的哭声却与死者无关。许春樵的中篇小说《麦子熟了》广受好评，俊俏的麦叶跟随堂姐麦穗走出大山进城打工，在都市欲望和金钱的双重煎熬下未失良知和本分，却被堂姐猜忌她与老耿“闲扯”的风言风语所击倒，憨厚老实的丈夫桂生因嫉恨和复仇心作祟，偷车撞死老耿而入狱，善良的麦叶跌入家破人亡的深渊而无法自拔。诸如此类的小说，在琢磨生活和表现生活上均有自己的思考，在体察社会风气走向和世态人情冷暖上也颇具匠心，对于读者认识社会、理解人生具有可贵意义。 不过，如果众多作家趋之若鹜地都追逐这种创作路数，出现如孟繁华所说的“无论是乡土文学还是城市文学，人性之‘恶’无处不在弥漫四方”现象，那就值得我们警惕和检讨了。 二 社会生活本身是丰富多彩的，既有风和日丽的春光，也有天寒地冻的严冬；既有酷暑烈日的灼烤，也有夜幕降临的阴暗。文学表现生活，担负着“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的使命。这就需要作家对五彩缤纷、斑驳陆离的现实生活明察秋毫，辨别和处理基调与杂色、亮点与疮疤、高雅与庸俗、娱乐与颓废等种种复杂问题。作家当然可以写生活的矛盾和苦难，表现生活中隐含的欺诈和无情等等，但应该在揭示矛盾和刻画苦难时，看到人们为解决矛盾和摆脱苦难所做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在呈现阴谋欺诈和背叛无情时，表现真诚善良的可贵和世道人心的向背。 这不是笔者个人的主观论断，而是生活本身呈现的客观事实，或者说是社会演进的客观逻辑和客观规律。翻开厚重的中国历史，每一页都书写着中华儿女不惧艰难困苦、勇对屈辱欺凌的奋斗精神。这种向上向善的不懈奋斗精神，是中华民族历经千难万险而不断开拓前行的不竭动力，也是我们能够以国际第二大经济体的矫健身影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内在原因。 历史发展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伴随我国改革开放逐步迈入深水区，伴随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入推行和商品经济浪潮席卷社会的每个角落，我们生活肌体的每个感知器官都或多或少地飘落着利益的尘埃。 这使我们的作家一方面不自觉地更多看到生活的不堪、龌龊、肮脏和罪孽，另一方面自身也不同程度地陷入市场化、工具化写作的浪涛中随波逐流。于是，解构崇高、轻蔑英雄、调侃历史、讥讽道德一度成为时尚，热衷表现人物的欲望和隐私、热衷描写生活的庸常和无聊、热衷展示人性的阴暗和卑劣，成为一些作品的家常便饭。我们的文学之所以出现“情义危机”的病变，缺乏源自情感深处的善与爱，作家在实用主义流感和功利化病毒的侵染下、主体人格萎缩和精神高度下滑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