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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彬之于中国文学的言论及判断，一定程度上或许是他与听者的一种互相误解。如其所言，误解是正常的，误解也是好的，让彼此更清楚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厘清中国文学该如何观察自身与所处的世界、怎样讲述经验与故事、如何与世界文学对话的种种问题。 在文学资源全球化和同质化日趋激烈的当下，观察现实、描写人的心理，不按模式写作，仍然是有效手段 郑小驴：我关注的一位德国青年女作家尤迪特·海尔曼，她的笔触多描写柏林普通青年人的日常生活，大量描写细碎的生活琐事，情绪的铺垫或渲染，一个不经意的动作或姿态，让读者产生“蓦然回首”的感动。这类小说很容易在读者心中产生情绪的共鸣，也容易产生似曾相识的审美疲劳，和海明威、福克纳他们那代作家相比，文字中依稀能察觉到“训练”过的痕迹。在文学资源全球化和同质化日趋激烈的今天，您认为作家要怎样用个性化来抗衡集体化，避免同质化的同时凸显文学的个性？ 顾彬：写真话，描写人的心理，不要按模式从事写作。不过问题在于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知道别人多少？我们能、也敢观察现实吗？原来(中国)作家喜欢描写大事儿，但是我同意茹志鹃说的“小事情中包括大事情”，因此我宁愿一种“安静”的创造方式。 郑小驴：您对中国文学有过一些公开的批评，在我看来，需要反思的是中国作家已经学会懂得避开条条框框，知道如何巧妙地在这些人为设置的栅栏中获得写作的空间和自由，并竭力不使作品的审美意义变得贫瘠而乏味。这看起来很像米沃什所揶揄的“纯艺术化”写作。但对特殊时期的很多作家而言，至少它保留了一些写作的可能性。您怎样看待这种“栅栏式”写作的意义？ 顾彬：无论是什么情况之下都可以写出优秀的作品，二战时期的波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连在集中营的犹太人都创作了优秀的艺术品。中国作家老骗自己说:“当时我们不能写……因为……”中国作家是好娃娃，老爱诉苦，他们好像更需要一场暖和的采风活动。开玩笑！ 郑小驴：我非常喜欢的一本小说《德语课》，据说是伦茨取材自画家埃米尔·汉森在纳粹统治时期被禁止作画的真实事件。小说塑造了一位忠实“履行职责”顽固不化的警察父亲角色。恪守职责、尽职是德国文化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您怎么看待君特·格拉斯、海因里希·伯尔、伦茨他们文字中体现出来的“德国职责”？ 顾彬：原来我都不太喜欢他们的文字，可是重视他们的人格。可以说他们代表德国的良心、良知。如果只从文字来看，他们有值得一看的作品，但他们的作品从美学来看不一定都是最优秀的。 郑小驴：那您心中最优秀的德语作家是哪些？最近中国引进了约瑟夫·罗特的小说，据称被认为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德语作家之一，您怎么看待这位德语作家？ 顾彬：哦，你是要让我流眼泪吧。他是我最喜欢的德语作家之一！他是酒鬼，1918年之后欧洲社会发生了大变革，对作家而言，这比几百年前的世界更残酷。因为对社会失望，他选择酗酒，最终导致死亡，死是他当时唯一的路。 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一样，对自身所处世界的感受和理解，越来越难获得期待中的回应 郑小驴：世界文学向来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中国文学好像并不是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对中国作家来说，多少有些打击自尊心。随着中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日渐提高，您对中国文化未来的影响力和辐射能力抱有乐观心态吗？ 顾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应该是国际的。要不然它就是一种落后的乡土文学。写作意味着作家也影响到国外的读者。除了当代诗人以外，中国较少有世界的、国际承认的作家。辛亥革命以后的文学成功的原因是不少作家会外语、会看原文、去国外也用外语写作。中国当代作家去国外基本上需要一个汉学家陪着他们，因为他们什么都看不懂、听不懂、也说不出来。 郑小驴：但是这种状况目前已经发生了改观，年轻一代作家都受过比较好的教育，很多人都会一两门外语，有些年轻作家已经开始了双语写作，和国外的交流也越来越频繁。当这些东西不再是问题时，您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和国际文学难以接轨的原因出在哪里？ 顾彬：事实上，如今没有中国当代年轻作家可以用外语跟外国作家谈文学。他们都需要译者。我一直为中国作家做译者，既有笔译，也有口译。他们唯一的反应就是:我们的文学这么伟大，你该为我们作出努力！ 郑小驴：阅读是我们体察世界的一种延伸，作家通过写作，表达对自身所处的世界的感受和理解。但这种表达当下越来越难获得期待中的回应。文学面临边缘化，这不单是中国作家面临的问题，也是全世界作家共同面临的事实。这个问题在德国严重吗？您怎么看待未来的写作趋势？ 顾彬：德国文学倾向跟美国的、中国的一个样:最重要的题材目前是长篇小说，诗歌处于边缘，散文稍好，话剧没有人写。好像只有长篇小说能给读者回答存在的问题。不过，长篇小说很无聊。因此看完了读者就把它扔掉。 郑小驴：最大的腐败是语言的腐败。僵化教条的讲话、标语、网络流行语等，严重腐蚀和侵害了文学的心灵。这种现象在德国曾经也出现过，现在还有别的问题吗？ 顾彬：德语文学分成两部分:通俗文学与精英文学。通俗文学读者多，精英文学读者少。精英作家会使用美丽的、深刻的、纯的、无错误的语言。德国文学奖很多，奖金也很丰厚，获奖作家可以借此提高生活水准。通俗文学家一般得不到什么奖，也不需要，因为他们的著作卖得好。 郑小驴：您曾说过：“1945年以后，欧洲的小说家不再写什么真正的故事，对小说而言，不再是讲故事的时代。唯一还写故事的作家是美国人和中国人。”作家依然处在“故事的发生地”，我们需要故事，也需要揭示故事背后的内因，您认同吗？ 顾彬：因为在中国老教德国当代哲学，所以我对这个问题有一种新的了解。德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Odo Marquard不久前发表了一篇文章，主张人需要故事。谁都想、谁都应该讲述自己的故事。问题在于讲什么样的故事。他说无论自身还是别人，每一个人有一个过去，我们应该把它弄清楚。但我们好像失去了辨认生活方向的能力。因此我们需要故事告诉我们怎么喝一杯咖啡、怎么走路、怎么爱一个人等。这类故事不一定需要一种情节。 最难写的是长篇小说，“美”是重要的，它允许我们发展幻想 郑小驴：就审美意义而言，也许您眼中的中国小说就像德国火腿，并没有纳入严肃文学的范畴，读者更多是带着猎奇和消遣的心态去了解中国文学。但文学的真正意义也许并不在于审美，而在于启发人们以不同的方式思考这个世界，在于开启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您认为呢？ 顾彬：以伯尔的小说做例子吧。他死后，他的读者没了。原因是他还在的时候，他的小说帮当时的西德解决了不少社会问题。因此他的作品是重要的。不过，他描写的社会问题克服了，他的小说就失去它的现实性。他原来的读者突然注意到他的语言，发现他语言水平太差。也有专家说除了战争时写的书信外，他连一部好的作品都没有！ 郑小驴：这点和鲁迅很相似，但鲁迅文章中批评的社会问题到现在依然有效，假以时日,鲁迅描写的社会问题解决掉的话，您认为他的文字会不会失去现实性？ 顾彬：对我来说，鲁迅是二十世纪唯一全部了解中国问题的人！他提出来的问题恐怕无法这么快解决！ 郑小驴：我在网上看了您的一些访谈和言论，看得越多，觉得彼此误解越深。奥登曾言，对于诗人而言，最痛苦的莫过于发现自己的一首诗受公众追捧，被选入选集，然而他清楚这是一首赝品。可见误解也是文学的一部分。您怎样看待这种误解？除了语言、文化、种族、信仰的差别，还存在彼此更难进一步交流的内在原因吗？ 顾彬：误解是正常的。误解也是好的。因为误解让我更清楚地发表我的看法。我不怪谁把我的观点理解错了。不少原来攻击我的人现在成为了朋友。 郑小驴：您批评中国作家的长篇小说写得过长，人物过多，但托马斯·曼、君特·格拉斯、伦茨等人也有过大部头小说。莫言谈及长篇小说这一文体时说：“长篇小说不能为了迎合这个煽情的时代而牺牲自己应有的尊严。长篇小说不能为了适应某些读者而缩短自己的长度、减小自己的密度、降低自己的难度。”您怎么理解莫言说的长篇小说的“尊严”？ 顾彬：你举的例子是现代文学的，不是当代文学的。目前最难写的是长篇小说。如果要写的话，不得不跟现代作家比。但是谁会呢。另外，目前的长篇小说是商品，不是艺术品！ 郑小驴：您曾公开表达过不满，“中国当代作家根本不知道人是什么”，您说的“人”和中国作家理解的“人”在自由、女权、民主、平等这些价值观上是否存在偏差和误解？ 顾彬：人可能是最复杂的一个现象。“人是什么”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连我们自己都不一定理解、了解。我批判的是不少作家对人的认识局限于一种模式。比方说女人是美的，女人是肉体，男人戴眼镜，男人抽烟。 郑小驴：回顾整个二十世纪，以革命开头，用流血做注脚，中间穿插两次世界大战，以冷战、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作为结尾，没有任何一个世纪的历史能比得过二十世纪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也没任何一个时代能与二十世纪的深重苦难相提并论。德国留下了《铁皮鼓》《德语课》等优秀作品，现在有一种声音，认为中国文学错失了二十世纪，和二十世纪擦肩而过，并没有留下与这个世纪等量齐观的文学作品，您置身其中，又身在其外，怎么辨认这种声音？ 顾彬：如果从“五四运动”后来看中国现代文学，有一些优秀的作品，比方说钱钟书、萧红、沈从文等人的作品。 （转载时有删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