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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想象力’的正确，不滥用想象力就不正确吗？写实对于年轻人是不正确的吗？想象未有的经验比忠实既有的经验更正确吗？坦白平庸比制造传奇更不正确吗？认真地说说‘哲学’就不正确吗？”作家弋舟的这些诘问，来自他对《西湖》杂志2019年第2期新锐牛利利的中篇小说《未曾命名的世界》的直观感受。一定程度上，这正是对牛利利小说特质的一种概括：写实、坦白平庸、哲学意味。 牛利利显然不是一个别扭的写作者，他最诚实的一点，莫过于在小说中平静地承认自身生活的庸常、温吞，无有波澜，和我们这个时代大多数年轻人的生活一样。也正是因为不别扭，他对生活庸常和精神超拔的阐释都在明白晓畅的语言和无有炫技、叙事套路的情节结构中展开，人在庸常与超拔间的彷徨自处也显出一种单纯的味道。这些或许都来自牛利利对生活的态度：不偏激，不蔑视生活，也不对生活妥协。 记者：《未曾命名的世界》，何为“未曾命名的世界”？为什么要追寻这个未曾命名的世界？我的一点理解是，这个“未曾命名的世界”是相较于所谓“此在”的你了解的世界而言的，寻找的目的，或许是为了小说中孔雪笠所谓的“逃避”。但更深层次上，这篇小说的主题不止于此。 牛利利：“此在”这种海德格尔式的表述，有种让我重回毕业答辩现场的感觉。写这篇小说前，我重读了尼采的《悲剧的诞生》。当时我觉得尼采所说的艺术的形而上学大概不是命题化的，真理更像是没有背景的舞台，让我们在上面栖居、思索、争执，舞台的光照亮这一切。不论是孔雪笠的“未曾命名的世界”，还是忠实于现实的“我”，我都不偏向，只是让他们去争执。孔雪笠设想一个“未曾命名的世界”，然后自己去命名，命名的过程就是用自己的经验去充实世界，然后和世界建立联系。对“未曾命名的世界”的追寻是有它的意义的，庸常的生活敉平我们的各种经验，让我们对一切不再好奇、惊讶、感动。而对“未曾命名的世界”的追寻，重新锻造我们的经验，仿佛白骨生肉一般，让习焉不察的日常再度棱角鲜明。但是孔雪笠和“我”各有各的风险，这一风险并非只指生活中裁员、恋爱、就业等带来的现实风险，而是自身存在状态的风险。“我”的风险当然很明显，在无止境的现实风险中，“我”很有可能坠入庸常，变得麻木。而孔雪笠的风险在于无止境的追寻中，一切感动与新奇必然是短暂的，他不会在任何事物中逗留，一切过往都是匆匆一瞥。这种生活归根结底是无根的，难免走向另一种麻木。这麻木虽然是以热爱之名，最后只剩自以为是之实。至于你问“未曾命名的世界”背后是什么？我觉得它更像是西方绘画的透视法则，仿佛你看到的这个立方体是由一个固定的点发散出来的。这是一种虚构。当你为了看清立方体时，这个点才有意义，当你只是为了追寻这个点时，它并不存在。 记者：生活的庸长与精神的超拔，借“我”之口说出的“大家荒废时光，你也不能太积极”和孔雪笠一直在寻求“未曾命名的世界”，是一种两相对照，许多人其实都有这两面。一个问题是，在年轻作者那儿，这其实是一种常见的主题，你的又有何不同？ 牛利利：我相信不同的特质是有的，但我并不追求它。每个人都不一样，当你真诚说话时，别人是能听到你特质的音色的。但当你捏着嗓子说话，让自己的声音成熟、深刻或者性感时，你就混入人群中了。生活的庸常和精神的超拔之间存在着张力，我相信这是青年作者那里常见到的主题。青春充沛的生命力要求自我扩张自我实现，但步入社会之后各种现实力量又压迫自己的生命力，这种矛盾下自然会有苦恼。我希望做到不偏激，不蔑视生活，也不对生活妥协。你说了“许多人都有这样的两面”，我也是这么觉得的。一张纸就有两面，但它毕竟是同一张纸。这个大概就是我期冀的特质吧。 记者：弋舟说你这个中篇富有“写实”的品格。他甚至将你和那些经常被褒奖的“想象力”的青年群体做比较，在你的小说里似乎无有“残酷青春”，无有“愁肠百结”，温吞、写实、坦白又如庸常的生活本身。这似乎是你写作风格的主观取向，这种写实的面貌下，是不是有你对于小说更多的理解？ 牛利利：我的小说里确实没有“残酷青春”，没有“愁肠百结”，至于原因，说来也挺可惜，我的生活就是庸常、温吞的，没有太大波澜。我不仅没有残酷青春，也无法想象这种生活的真实感。说服不了自己的情节，我不会去写。当我看一些国产青春片时，常常怀疑自己拥有的是一个假青春。小说当然要写实，这个“实”更应该是“真实”，不能随便在小说里摆上沙发和桌椅，设置一段臆想的婚外情或者婆媳矛盾，就可以自称“现实主义”。我也写过一些看起来比较先锋的东西，我觉得这和现实主义并不矛盾。结构上可以创新，但不能为新而新，应该为真而新。我喜欢托尔斯泰，看《复活》时落了泪。我看卡夫卡的《饥饿艺术家》时，也落泪了，当时才十五六岁。这两部作品都很真，一切力量都来自真实。假种子肯定发不了芽。 记者：这自然会来到弋舟对你的另一个观感，“平静”，你“平静地说出了感知到的一切”，“平静里还不乏单纯”。你对于生活的观察似乎是冷静的，仿佛正如孔雪笠的那一清澈一冷漠的两只眼睛，在我看来这个设置是你自身对于外部世界感受我的一种体现。 牛利利：相对于歇斯底里，我更喜欢屏气凝神、不动如山的腔调。我会更信任有着平静语调的人。而且这个故事有点哲学味，怎么尽可能显得不那么装，我觉得平静的语调会让人更容易听进去这个故事。文学反对麻木不仁，但激烈的语调并非必然是热情的结果，反而可能是冷酷的另一种表现。弋舟老师说这篇小说“平静里还不乏单纯”，我很喜欢这样的评价，希望能保持。对于外部世界的感受这个问题，我觉得问题挺大的。但我并不是孔雪笠这样的感受方式，我只是试图接近他的想法。我希望自己在感受和表达感受时，能够尽可能真诚。 记者：创作谈里你说“眼睛应该比嘴巴高”，“在开口前，世界是沉默的，这需要我们先去看”。你提到在这个小说前自己在哲学专业学习后一段时间内用“新奇的词语指导写作”，“写的东西几乎都趴在地上”。我的感受是，事实上你是从词语与世界中将自己打捞出来，看清自己和世界及其之间的联结。这种打捞是否存在？效果又如何？ 牛利利：这种打捞是存在的。其实这种打捞就是将自己从一种不真诚的状态中拯救出来。哲学能让不自信的人变得自负，能让自信的人变得谦逊。刚开始学习哲学和写作时，我是有些不自信的。现实经验匮乏、缺乏审视现有经验的能力，这些写作上的问题在当时觉得很难解决。因此有了借力的想法，用一些奇怪的表述掩盖自身的不足。一旦遭遇批评，就把锅甩到读者身上：你们懂康德、德勒兹、德里达吗？这毫无疑问是有害的。 记者：你在小说里探讨了哲学，在许多年轻写作者那里，我看到过哲学词语、思维、讨论，甚至比你多得多，对主旨思想的参与度、建构度也多得多。在你这里是人物对话一种自然的结果，但可以看出，哲学事实上影响了你的写作。 牛利利：哲学确实影响了我的写作，虽然我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文学和哲学似乎天然具有亲缘关系，尤其是海德格尔说了“诗思同源”之后，大家更加热衷做比较。谈文学时力有不逮，就会讲讲哲学，哲学的论证不太充沛时，就会背诵荷尔德林、保罗·策兰的诗句。我不喜欢这种花腔。但哲学确实影响了我的写作。哲学重反思，常常在你习焉不察的地方提出问题，《狂人日记》里说：“向来如此，就一定是对的吗？”哲学并非整日思不可思议之物，说不可言说之事，它不是思维的猎奇，它也是基于生活本身的。对于哲学本身祛魅，才能从哲学里有所获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