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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荡三十年》读书笔记（一） 这段时间里，我沉浸在这本《激荡三十年》中久久不能自拔。作者吴晓波先生站在国际视野的高度，透过民间观察的角度，用真实和激情相交融的优美文字，整体和个体相结合的描述手法，将一部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企业发展史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客观、全面、细致、生动地再现了几代企业家在历史创造中的激情与迷惘、喜悦与伤痛、成功与没落、经验与教训。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借用这样一句颇为矛盾的话语可能的确反映了1978到2008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程。 作者按照编年的体例介绍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每年出现的重要事件或现象，并归纳出这些事件或现象的原因，并在每年都附上一个典型的案例介绍，如广为人知的禹作敏倒台、健力宝的沉寂等。可以说颇有当代中国经济资治通鉴的感觉。作者以尖锐的视角帮我们概括了中国这三十年这样一个发展模式。 改革开放早期、初期，在国家呵护和政策扶植下一批国营企业拔地而起，茁壮成长，但当时代渐渐步入改革开放成长期后，国家开始放手这些溺爱的“孩子”时，他们开始掉队了，他们原有的市场开始不断遭到自主能力更强的民营企业和私有企业的猛烈蚕食，有些国企甚至砰然倒下。这10多年间，国营企业、私有企业、以及股份制公司的兴衰变化，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有强烈的政府和民营资本博弈的色彩，改革之前，政府掌握了基本上所有的经济资源，而改革便是让民营资本一步步向国有经济领域发起进攻，这其中有成功，有失败，有挣扎，于是便有了书中一个又一个的故事。 中国企业的三十年历程，有多少激动人心的辉煌，就有多少令人揪心的陨落。过去我们讲，“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但现在我们发现，中国绝大多数的企业只能各领风骚三五年，一时风光无限，不久就销声匿迹。即便是一些巨型企业，也难以幸免地经历了从神话到噩梦的轮回，“泰坦尼克现象”此起彼伏。究其原因：正是在这个激情年代中，中国企业界和企业家形成了一种非理性的市场运营模式和思维，涌动在激情之中的那股不可遏制的投资和扩张冲动，上演了一出令世界瞩目的中国企业崛起大戏，可也正是这种过度泛滥的激情把中国的市场推向了新的无序和盲动，使如今的中国市场呈现出非线性的迷乱态势。更要时刻警觉的是，一旦我们因盲目自信、自我膨胀、急功近利而丧失理性，就有可能撞上那足以令船毁人亡的冰山一角。 这本书让我深深地懂得了两个道理，时势造企业，识时务者为俊企业。在中国特定的国情背景下，事业要有所成就，一定要及时关注中央的政策走向，把握历史的风向，因为根据“丛林法则”——存活下来的物种，不是那些最强壮的种群，也不是那些智力最高的种群，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最积极反应的物种。只有能够不断适应政策及时代变化的企业才能长治久安，才能长盛不衰。企业这样，人亦如此！ 读罢《激荡三十年》，不禁让我想起《三国演义》中的卷首词《临江仙》中那句“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三十年的中国企业史，在历史的长河只能算是很短的一段，但由于处在改革开放这个时代背景中，却显得尤为不平凡。在历史的机遇面前，有人窥见先机，一跃而起抓住了机遇，获得了飞跃的发展和急速的膨胀；有人随改革的进程，在不断廓清思路的拉锯中起起伏伏；亦有人始终站在政策的前端，捞取着转型时期中国经济的厚利；还有更多的人，他们以自己的勤勉、奋斗在这个英雄的年代，大写英雄的历史。作者的写作目的绝不是简单地为这段高歌猛进同时又充满曲折的30年商业史歌功颂德，恰恰相反，他正是要用饱醮激情的笔触，“在事实和理性的层面上抽丝剥茧”，为我们揭示“一个空前复杂而大半面目未清的时代”。同时也告诫我们，在进入改革发展事业的“深水区”，更要摒弃早已泛滥的激情和“自我崇拜的热焰”，以一种更理性的思想状态，更良好的职业操守、更奋发的拼搏精神，努力走向希望的春天，真正成就企业的不朽。  《激荡三十年》读书笔记（二） 《激荡三十年》分为上下两部，本来是买的全套的，结果买回来，一位至贱无敌之人看了一小部分后爱不释手，霸着不放。僵持之下，我只拿了上部去看，后来在网上无意间看到了下部，每天看一点，现在终于看完了。 激荡三十年 这本书粗略地描述了现代中国企业此起彼伏的发展史，其最大的精彩之处是对同类人不同命运的感慨与点评。从这本书获得最大的感触是：人生需要不断的折腾，不管成功，或者失败。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爱折腾的人，第一类是爱幻想爱读书有思想的人，这类人立足点高，对事有着极为独到的见解和看法，除了理性，还兼具浪漫的气质；第二类人是草根精英，精明狡诈，处事圆滑，能随大流奔走；第三类人是在体制内求发展的人，这类人沉稳执著，不拘泥于体制内束缚，擅于打擦边球，与体制很好地契合在一起。 八十年代是自由与激情的年代，”摸着石头过河“，在经济规则还未完全明确的情况下，上述三类人前瞻性地打破意识形态的束缚，成为时代的弄潮儿。人得在看不清楚的情况下寻找方向，混乱的状态下也许是最好的表达，所谓”乱世出英雄“就是这个道理。在这本书中我最佩服的人是牟其中，虽然他现在身陷囹圄，但他的商业理念和格局仍旧是超前的。他那“罐头换飞机”的神话至今仍旧为人所乐道，当然他只不过运用了商业中最简单的道理，但其对信息的敏锐和商业运作的精湛足以让人叹服。作为一位商人，首要本领就是要嗅觉灵敏，嗅出有价值信息，另一个本领就是预知能力，对未来需求方向的可预见性，再一个就是执行力。万科的王石从当年倒玉米起家，中间再倒外汇，最后再折腾房地产，对信息的洞察无一不比人胜出一筹。当然也不乏像禹作敏、吴仁宝这种草根精英，借地利之势，凭积累的威信，靠着精明强干的执行力，带领村民致富，“一荣俱荣，一损则损”。 到了九十年代，因为八九年那场风波，政策有所退缩，规则也渐渐建立起来，以前的任性不羁将会对企业或者企业家本身造成重创。红塔山的褚时健的入狱，长江动力的于志安的外逃，大邱庄的禹作敏因对抗政府被抓，这些都是体制内的“叛逆”。后来九十年代末和二十世纪初的国企改制也许将累赘分离出去，更换了新的血液，加入了许多的管理规则，但换汤不换药，国企庞大的行政体系仍旧是阻碍前进的动力。国企的掌舵者更像是一位地方政府首脑，而不是一位企业家，也许是因为类似上述三人的反面教训太多了，掌舵者们行事谨小慎微，以官僚式的作风管理企业，用宣传为推动力量，将生产模式运动化，更多地去灌输一些类似大跃进的宣传字眼，而不是建立稳固的激励体制。教训是要吸取的，但更多的是学习，褚时健等是八十年代真正具有企业家的精神的人。拨开国企董事长、总经理那层外衣，内涵里更多的是部级、厅级干部，更看重的是行政级别，当然在中国行政级别是很重要的，与政府部门打交道很有用，越级那就是僭越。如果说国企依靠行政级别推动发展，那么民间部分个体商人却是以钱色推动，因此，许多商人开始攀附权贵，“红顶商人”在中国从来未失去过权力，只不过变成了“红色商人”而已。经过十多年的耕耘，坊间传言现在不少的企业或多或少都具有红色背景，特别是那些与政府分配资源息息相关的企业。如果在中国只做一位简单的企业家，可能是不太现实，因为政府本身是威权型政府，而不是服务型政府，冗杂繁多的盖章和反复重叠的行政功能让人头疼。威权型政府为了维护平衡或者说维持统治，推行唯一思想统治，钳制言论自由，就如《雪国列车》中的维尔福德和梅森部长。威权统治的好处是社会高度团结（无利益时）统一稳定，但坏处是随着时间推移社会形态越来越固化，渐渐形成以众多威权家族为中心的权阀体系。所以，要做一位优秀的中国企业家，必须具有高度灵敏的政治嗅觉和随时应付政治变化的手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