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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目前让人眼花缭乱的现实生活太丰富了，太复杂了，太精彩了，小说的写作已跟不上社会发展的步伐，已被日新月异、层出不穷的现代化故事抛到了后面。有人甚至认为，现在不必费神巴力的去虚构什么小说，现实生活中许许多多千奇百怪的事情直接搬进小说里就行了，就可以叫好又叫座。对这样的说法和看法，我不敢苟同。文学的功能主要是审美的，有时并不需要太复杂，而是需要简单，越简单就越美。小说主要表现的是日常生活中的诗意，不需要过于离奇，越离奇越构不成小说。更重要的是，小说是虚构、想象、创造之物，它是超越现实的，并不直接和现实对应。它建设的是心灵世界，而不是照搬现实世界。好比我们知道高粱里蕴含的有酒，但再好的高粱都不能直接等于酒，都不能当酒喝。高粱变酒的过程是历经磨练的过程，它至少要经过碾压、掩埋、发酵、蒸煮、提炼、窖藏等多道难关，最终才能变成酒。 还有人说，现在的文艺作品出现了同质化现象，一些作品与另一些作品似曾相识，基本上是重复的。欣赏者没有了新鲜感，变得有些厌倦。的确，我们的现实生活是有雷同的地方，时间、时代、空气、环境、生活方式、交流工具，包括使用的语言和说话的口气，都大体相似。文艺作品的同质化固然与这些几乎相同的外部物质条件有关，也与电视、网络、微信等大众传媒带来的信息共享有关，与文艺作品对人的影响和塑造有关。人们模仿到处泛滥的娱乐化文艺作品，等于塑造了人的行为。迎合潮流的文艺作品对塑造过的人的行为模式再行复制，就形成了同质化的循环。其实在人的精神和灵魂层面，绝不会出现雷同的情况。如同每个人与每个人都不一样，脸孔、手纹、天性等不一样，人的灵魂更是千差万别，在全世界恐怕都找不到两个灵魂完全相同的人。我们的写作只要在精神层面做文章，只要写出了一个人独特的灵魂，就与别人的写作区别开了，就只能是打上自己心灵烙印的“这一个”。 托尔斯泰在他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妮娜》里一开头就说，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他是从家庭的角度说的，说的也是家庭中人的命运。同样的道理，幸福的人是相似的，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我们中国人的说法是，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这个说法跟托尔斯泰所说的意思几乎是一样的，都强调了人的困境， 强调了人类与生俱来的困境。首先是，家家都要念经，每家都有很多本经。其次是，在很多本经中，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这个经，我们可以理解为日子，念经就是过日子。日子日复一日，比树叶还稠，我们是必须过的，不想过也得过。在众多的日子当中，必定有一段或多段难过的日子，忧伤的日子，甚至是痛不欲生的日子。这样的日子，无疑就是难念的经。作家的写作，通常关注的不是幸福的经，好念的经。因为这样的经是相似的，写了也没多大意义，亦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有悲悯情怀的作家所关注的往往是痛苦的经，难念的经。只有知苦而进，知难而进，贴心贴肺地写出难念的经，才具有文学即人学方面的意义，才有可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古今中外的好小说，写的都是作家深切的生命体验，都是作家心灵深处最难念的经。 下面结合我新近创作的长篇小说《家长》，集中谈谈这方面的一点体会。 不分男女，人只要生在世上，只要生孩子，就会成为家长。你不结婚，不生孩子，跟家长也有交集，因为你的父母就是你的家长。“千门万户瞳瞳日”，只要有家，就必定有一家之长，可以说家长无处不在。矿长是相对煤矿而言，家长自然是相对孩子而言。一个人有没有孩子，会有很大的不同。或者说当一个人有了孩子，会面临极大的改变。从生理学和心理学的双重意义上说，孩子的出生，改变了父母神经元的连接与重设，使父母对孩子的每个方面都极其敏感，没有什么东西比孩子的命运更能让家长操心操劳。在所有家庭难念的经当中，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恐怕是最难念的经之一。人类与其它野生动物不同，那些动物教会孩子奔跑、捕食、生存就行了，就推出去不管了。人还要负责对孩子进行教育，进行长期的、艰苦的教育。从家长对孩子教育的重视程度和付出而言，每个家长都可尊，可敬，可点，可赞。其实孩子也是一样，因血缘相连，孩子对父母的每一个面部表情、声音语调，以及行为评价，也高度敏感。这种父母与孩子之间错综复杂的关联互动，构成了在整个教育总量的链条中占有重要环节的家庭教育。密集的、带有强烈干预性的家庭教育，会影响甚至决定孩子的一生。 在人才激烈竞争的物质时代，很多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出类拔萃，成为社会精英，在竞争中胜出。于是，他们不遗余力地对孩子施加压力，减负的呼声越高，他们对孩子压迫越重，以致“直升机父母”、“割草机父母”、“扫雪机父母”、“气泡纸父母”等层出不穷，使天下父母成为21世纪最焦虑、最恐惧、最疯狂，也是最可怜、最可悲、最可憎的生态群体。 我们的小说总是要写人，人从来都是小说的主体。但每个人都不是孤立的，都有自己的参照系。如同白云是天空的参照，水是岸的参照，风是树的参照，孩子也是家长的参照，而且是最好的参照。只有在孩子的参照下写人，才能撩开社会的帏幔，进入相对封闭和神秘的家庭内部，写出人的生存本相和人性的本质，把人写活，写立体，写丰富。 我们的小说总是要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最紧密、最长久、最稳固、最不可更改的关系。当然，夫妻关系也是人类最亲密、最重要的关系之一。但比起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来，夫妻关系不是血缘关系，不一定是固定的，有时是可以更改的。虽说父母和孩子有着生与被生的血缘关系，但孩子既然出生，既然脱离了母体，就成了单独的生命个体和生命存在。从生命个体的角度讲，谁都不能代替谁，父母不能代替孩子，孩子也不能代替父母；父母不能代替孩子的成长，孩子也不能代替父母的衰老；父母不能代替孩子的活，孩子也不能代替父母的死。不但不能代替，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般美好，那般和谐，有时是代替和反代替，控制和反控制，教育和反教育，出现的是对抗、冲突和撕裂的情况。正是这样的人类关系才更深刻，更惊心动魄，更值得书写。 我们的小说总是要找到自己，写出最深切的生命体验。托尔斯泰讲过小说创作的三个重要因素，一是宽阔的胸怀，世界性的目光，深刻的思想；二是深切的生命体验；三是属于自己的独到的精当的语言。我个人认为，在这三个重要因素中，深切的生命体验应是重中之重，核心因素。因为生命体验是基础，是感性的东西。从感性出发，才能上升到理性。同样，有了生命体验，才用得上语言为体验、情感和思想命名。任何一件文学作品，里面有没有作者的生命体验，作者自己心知肚明，读者也能判断出来。只有作者拨动自己的心弦，才能触动读者的心弦，引起读者的共鸣。作为家长，生命体验常常不是主动得来的，是被动得来的，不是你想体验就体验，不想体验就不体验，而是你不想体验也得体验。如同你当上了爸爸或妈妈，一旦当上就套牢了，再也推卸不掉。人世间的好多事情就是这样，主动体验终觉浅，像是隔着一层什么。被动体验因不可逃避，带有强制性，才更加铭心刻骨。 对于《家长》这部长篇小说，故事情节我就不多说了。我要说的是，小说里肯定有我自己当家长的生命体验。我父母是我的家长，我和妻子是女儿、儿子的家长，现在我的两个孩子也都成了家长。我当家长的亲身体验当然很多，有的体验还相当深刻。请允许我举两个小例子。有一次我参加儿子的家长会，当班主任老师点名批评我儿子时，我有些按捺不住，从座位上站起，当场为儿子辩护起来。一般来说，家长们在老师面前唯唯诺诺，都很顺从，巴结老师唯恐不及。我不但反驳了老师的批评，还辩得慷慨激昂，情绪激动，让老师和家长们都大为吃惊。还有一次，因搬家需要给儿子转学。而新家附近学校教导处的女主任百般刁难，不接受我儿子转学。儿子正上小学，不转学就无学可上。我一时感到绝望，竟嚎啕大哭起来，哭得非常丢丑。哭过之后，我没有再跟女主任说一句话，转身就走了。类似这样迫不得已的、强烈的生命体验和情感体验都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记忆里。在写以家长为主体的小说时，我怎么可能不融入自己的体验呢！ 在对孩子教育的问题上，不光我自己是这样，我的兄弟姐妹、同学同事，还有好多亲戚朋友，差不多都是这样。我们爱孩子，疼孩子，愿意说到孩子，孩子总是我们说不完的话题。孩子带给我们快乐，带给我们希望。但一说起对孩子的教育，似乎每个家长都有说不尽的艰难，倒不完的苦水，弄得生儿育女好像并不是生命之福，而是生命之痛，真的，不管是比较优秀的孩子，还是不太优秀的孩子，在对孩子的教育过程中，大家都念过难念的经。更让人痛心的是，也不得不承认的是，有的家长因对孩子持续施加的压力过于沉重，孩子不堪承受，最后酿成了悲剧。不必讳言，我这部长篇小说写的就是一场悲剧，就是以悲剧而告终 我在前面说过，家庭教育是教育总量链条中的一个环节。不管这个环节多么重要，它还只是一个环节。构成链条的环节还有很多，如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传统教育，现代教育；自然教育，劳动教育；成功教育，失败教育;正面教育,反面教育;言语教育,行动教育,等等。所有的教育加起来,才形成了教育总量,形成了综合教育。在教育总量当中，每一种教育都不可忽视，不可或缺。或者说各种教育互相关联，相辅相成。教育过程中，有时这种教育占主导，有时那种教育占上风。有时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教育互相矛盾，甚至是互相抵消。孩子接受某种教育正接受得好好的，又一种意外得来的破坏性教育，使前面得来的教育前功尽弃。我的意思是说，一旦对孩子教育失败，不能把责任都推到家庭教育上，各种教育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作家写小说，一般不喜欢别人对号入座，对号会引起不愉快，甚至会招致不必要的纠纷。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发表后，就有人主动对号，说小说写的是某某人，或者说小说写的就是对号者自己。鲁迅先生否认了对号者的说法，他说他写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把许多中国人的国民性集中在某一个人身上。鲁迅先生这样做，既使作品中的人物有了个性，也有了普遍性。向鲁迅先生学习，我的写作在追求个性的同时，也在追求人性的普遍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不反对读者在读这部小说时对号入座。也许读者真的能在《家长》中找到自己。 2018年10月9日至12日于北京和平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