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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文化原点，要求古代文论研究要回到中华文化语境中来。我们研究和撰写中国传统文学理论批评史，应该在对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丰富而庞杂的传统文论典籍进行现代阐释的基础上为之，这其中便存在着一个历史还原的问题。这里所谓历史还原，主要如下两个方面的旨意：一是讲求古今视界融合，知人论世、忠实文本，准确地理解把握古人的意旨，以使所阐述出来的内容符合古人原义；再就是要将研究对象放在历史发展的链条中进行纵向和横向的考察，看所研究的文论家、文论典籍在哪些方面因袭沿用了前人的观念，哪些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新见和创设了新的话语，为文学理论批评史增添了哪些新的内容，由此而给研究对象在文论史上一个准确的历史定位，此之为“双重历史还原”。当然，我们主张“回到还原”，强调的是研究中要有一种“入乎其内”的文化心态，即深入传统文论的纵深处，所针对的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的研究中“出乎其外”的文化心态持续太久太久了这一现象。大致说来，“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之间也应形成一种“诠释学循环”。所以，我们今天倡导“入乎其内”并非是从之以复古主义的姿态，要把研究的目光完全封闭到传统的视界之中，也并非认为早期研究中的“出乎其外”毫无价值，而是为了在两者间建构起必要的张力，促成它们之间的视界融合。“入乎其内”是为了强化古代文论研究视界的自主性，因为只有真正具有自主性的文化视界，才能与其他文化视界形成真正具有创造性的深度融合。因此，我们强调“回到还原”之目的，最终并不在“复古”而在“创生”。因此，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值得充分关注： 其一，回到传统学术史语境。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一大特点是文史哲浑融不分而呈现出一种整体性的视界，然而现代以来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一大特点则是以移自西方的文学理论观念体系话语模式来改造之，将其从其传统的文史哲合一的学术共同体中剔解出来，与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分离，分门别户另起炉灶“过日子”，并且过分地强化其学科的独立性，以致出现了与传统学术史语境脱节严重的现象。比如对传统古代文学批评史或传统文论通史的书写，在非常讲究学科分疆划界的现代学科体制影响制约下，对历史典籍材料的择取必须是“文学”的，只有那些能适用于建构、“改写”性书写的材料才能得到采撷，文献材料的搜罗范围更多地拘泥于集部之尾的“诗文评”类范围之内，其他的多弃而不用，而今天看来，这种作法是需要进行反思的。不管怎么说，这样显然大大缩小了传统文论研究的范围。另外也直接影响到了今人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在中国传统学术格局中的定位，一种常见的逻辑是：诗文评处于四部中最后一部集部，而且还在集部的最后面，属于集部的“尾巴”，由此可见古代文论在传统学术中的地位是如此之低。实际上，这种推论是经不起推敲的。比如，如果我们宽泛地说文学评论首先主要是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分析的话，那么，对《诗经》的解读、评论是不是一种文学研究？其中有没有文学理论批评思想成分？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那么，对《诗经》研究的绝大部分文献恰恰不在《四库全书》集部之尾的“诗文评”中，而是在排在四部之首的“经”部中，如此，我们何以能证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在传统学术系统中地位就绝对地低呢？中国现代学术体系构建和学科划分，打破或曰拆解了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参照西方学术体系而得以建立，在文学理论批评方面则是基本仿效西方文学理论的模式而建，基本的文学观从西方文论中移植而来，而西方文论中的“审美中心论”的影响至今影响犹烈。或许有人会对上面的质疑反驳道：在经部的《诗经》研究要么是为了封建的意识形态服务而腐陋不堪，要么是仅仅只作技术性的小学研究(这又涉及到学科分化问题)，不如传统诗话重视审美品味，因此经学营垒中的《诗经》研究不入传统文学批评史是应该的。然而，我们不不禁要问：1.史实真的如此吗？2.即使真的如此，只有强调审美特性的文学研究才能称之为“文学研究”吗？如此等等。当然，学科分化更重要的影响是在学术思维方式方面，经过一番“纯化”后，古代文论被从其具体所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和学术史语境中抽离出来，然后把抽离出来的这些材料置于西方文论的模子中进行冲压塑型，将其嫁接到西方文论的枝干上，使用西方文论的观念、方法、术语对其进行阐释，其中出现方枘圆凿的情形也就不足为奇了。因此，我们提出回到学术史语境，主要是强调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要回到影响制约了其生成和发展演变轨迹的传统学术史即经学、史学、子学等思想史语境中来。因为传统文论的基本思想与传统经学、史学、子学思想是密切关联在一起的，我们经常讲古代文论研究要深入到哲学史、学术史的层面，但是此所谓“哲学”“学术”首先应该是与传统文论同生共长的中国传统哲学、学术。因此，在研究过程中的学术运思、诠释方式、述学手段等方面，就应该多多地汲取传统学术的优长之处并传承和发扬光大，以使我们的研究更加“中国化”一些，而在文献搜罗上要则应该由“醇”返“杂”，扩大文献资料的爬梳和使用范围，高度重视那些广泛分布在经史子集中的除“诗文评”而外的文学理论批评资料。在处理不同学科关系时，我们更是要拆除现代学科划分而形成的相互之间的樊篱，尽量打通文史哲三者，在这方面钱钟书的研究实践做出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我们应该以之为楷模，深入学习领会。总之，回到传统学术史语境，无疑将大大有益于从最为基本的学术思维方式上增强古代文论研究的文化自主性和中华学术品格。 其二，回到传统文学史语境。就文艺学研究领域的古代文论研究而言，多年来，所呈现出的一个特点是在联系文学史、联系具体的文学创作来谈文论方面做的较弱，往往仅满足于抓住传统文评中的只言片语进行纯理论析解，而事实上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活动与文学创作、作家和作品联系紧密，这一点与西方文论更多地呈现为一种“纯理论”形成鲜明对照。其实在早期的古代文论研究中，如郭绍虞先生等还是比较重视文学批评史与文学史的互动关系考察的，但是随着移自西方的文学理论之影响日渐扩大，话语权利日渐扩张，古代文论研究与文学史研究之间就渐渐拉开了距离，而当批评史或日文论史脱离文学史而成为一门独立自足的学科时，这在客观上就必然会形成古代文论研究中的“去文学史语境”现象，而随着学科在发展过程中越分越细现象的出现，文论史、批评史与文学史之间的距离便越来越大，于是脱离文学创作谈文学理论，脱离文学史谈文论史，在文艺学研究范围之内，便成为一种常态。脱离文学史语境的古代文论研究，又影响到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对文论文献材料的取舍，由于看重的是纯理论抽绎，所以对传统文学批评文献资料中的偏重于“评”的、“论”的那些材料格外青睐，而对于偏重于“赏”的、“本事”的材料，以及对那些选本、注解材料，则往往以缺乏思辨、没有理论而不入法眼。然而，我们知道，古人言谈对于文学的认识，并不仅仅通过对诗文的直接之“评”“论”来表达，而且还通过诗文赏鉴、本事记事，已经选本、注解等途径来表达。比如，在以往的文学批评史书写中对《文选》鲜有关注，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对唐代诗人和诗歌创作产生影响最大的恐怕首先还不是六朝时期哪一种、哪一家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理论，而影响最大的正是这部《文选》。再如元代人所选的唐诗选本《唐音》对明代格调派诗学思想的影响恐怕也要大于某种具体理论，而要考察清人沈德潜的诗学思想恐怕也不能仅仅只研究其诗话著作《说诗晬语》，而且还要研究其《唐诗别裁》等等。在新近的研究中，有学者提出“选本批评”也是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一种重要的运作方式。再有，在古人所作的许多对典籍的注、疏、正义，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字上的疏通，也有许多义理阐发，包含着丰富的文学思想，因此也极具理论价值。新近有学者提出古代文论中的“注释批评”，再如所谓“杜(甫)诗学”研究文献应到“千家注杜”之“注”中去搜罗，这些见解均值得充分重视。再比如罗宗强先生等的中国文学思想史著作，也非常重视在古代文学创作实践中发现和提炼文学思想，也可谓是对文学史语境的高度重视。脱离文学史语境可以说也是“以西裁中”的一种曲折表现，因此，回到文学史语境也是强化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视界自主性的一重要途径。 其三，回到传统价值论语境。我们对于古人的文学观念的理解与评判，应该充分关注和了解古人言说时的价值论语境，否则在一些具体问题的评说上就可能出现以今人的“高见”来责难古人识见之低下，盛气凌人于古人之上。比如，我们在研究中凡遇上古人的“教化”“载道”言说，往往皱眉表示不满，以显今人反封建之思想高姿。但是，我们却不愿承认所谓“教化”“载道”其实也是文学的本位价值的一部分，只是每个时代所主张、所强调的“教化”“载道”的具体内涵不同而已。因此，我们在研究评价中首先需要对每一个历史时期的主流文学思想表示出必要的“理解之同情”和“同情之理解”，然后再评说其在当下的价值意义，而不应该是以批判、声讨来代替具体的学理分析，甚至以不屑的口吻诋毁历史，轻蔑古人。罗根泽先生在其《中国文学批评史·绪言》中便针对此中情况予以评说：“五四的学者，因为时移事改，知道了古人之传统的载道观念曲解历史，却不知自己也正作曲解历史的工作；不过不依据传统的载道观念，而改依五四的缘情观念而已。”又言：“譬如编著中国文学史或文学批评史者，如沾沾于载道的观念，则对于六朝、五代、晚明、五四的文学或文学批评，无法认识，无法理解。如沾沾于缘情的观念，则对于周、秦、汉、唐、宋、元、明、清的文学或文学批评，无法认识，无法理解。”罗根泽还指出：“但因时代意识所造成的主观成见，则以我们得时所厚，可以祛除。我们亲自看见五四以前的载道文学观，亲自看见五四的对载道文学观的革命，又亲自看见五四的缘情文学观被人革命。使我们的主观成见，由时代意识造成，又由时代意识祛除。这并不是我们比古人聪明，是古人没有见过象我们这多的时代意识。假使见过这么多时代意识的我们，仍然自锁于一种胶固的时代意识以编著史书，致使历史的真相，无法显露，不唯对不起历史及读者，也对不起时代及自己。”⑦这里所引的这些话语，即在今天也非常具有启发意义。 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历程来看，其中偏重于强调审美和偏重于强调载道两种文学思想同时并存，并且时常发生相互间的观念纠结和论争，但是从总体来说，传统文学理论批评史和传统文学价值思想史上少有极端强调审美独立性之语，并且从来没有占据过主流地位，而过于偏执地强调极端工具论之语，也不占主流地位。其实，强调审美与非审美的二元对立，在西方也是近代以来才形成的，以此来裁判中国传统文论既是文化空间上的错位，也是文化时间上的错位。经世致用文学价值观念是传统文论的基本思想之一，而依据现代性的审美独立立场来对此加以鞭笞，则完全是游离于传统价值论语境之外的话语暴力。从纯审美立场出发轻蔑传统“教化”与“载道”之说，其认识的偏差是掩盖了文学活动的多维性。当然，对以西方审美中心论裁剪中国古代文论作批评性反思，并非是在否定审美在文学活动中的价值，而是为了说明文学活动除审美之外还有其他的向度，正是多维度的文学价值指向构成了人类文学思想的多样性、丰富性、可能性。 因此，我们认为，在对传统文论文献典籍进行整理和阐释时，应该充分重视文本原始语境，同时还应该将其置于当时思想文化、文学创作、价值论语境中作历史性的分析。这实际上涉及我们对传统文论作现代阐释之时，如何缩小乃至消除研究主体的知识结构、思维习惯与传统的知识特点、思维义法之间的文化差异的问题，故而还是一个视界融合的问题。对于古代文论如何进行“现代转化”的问题，有许多不同看法，而我们的看法则是应以视界融合为前提，通过创造性的阐释，发掘传统文论的深度意蕴，充分认识传统文论的思维特征、基本范畴、话语形态，同时发现传统文论的当代价值，创新性地转化，使其能参入、融合到当代文论话语系统中来。凡此种种，均需要处理好古今之间的视界融合问题。我们认为，中国传统文论思想的丰富性及当代价值意义的展现，当代中国文论思想和理论视野的拓展，均将得益于古今视界融合这一理念与方法。“六经责我开生面”(王夫之语)，为我们深厚的文学理论批评传统“开生面”，乃是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者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同时，使传统文论在当代文学理论批评中得到传承和发展，也是创新性发展具有文化自主性的当代中国文论所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