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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纯文学、杂文学观念的西方学术依据 纯文学与杂文学的分别，其西方学术的依据，如朱自清先生所言，正与戴昆西“知的文学”(literature of knowledge)与“力的文学”(literature of power)之分辨相关。 戴昆西(Thomas De Quincey,1785～1859)，英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1848年发表《蒲伯作品集》的书评，其中一段文字屡被征引： There is,first,the literature of knowledge,and,secondly,the literature of power.The function of the first is to teach; the function of the second is to move:the first is a rudder; the second an oar or a sail.The first speaks to the mere discursive understanding; the second speaks ultimately,it may happen,to the higher understanding,or reason,but always through affections of pleasure and sympathy.(36) 太田善男《文学概论》第三章“文学的解说”中引其语，译为“文学有二，一为知之文学，一为情之文学”，直接将“the literature of power”译为“情之文学”。(37)太田氏认为文学分内容与外形两方面，必须两方皆美，而在文学内部则又分纯文学与杂文学，纯文学为诗(律文诗、散文诗)，杂文学为文(叙述文、评论文)，两者就在于情与知的分别。其《文学概论》云： 文学应分为二：纯文学(Pure-literature)与杂文学(Mixed-literature)。所谓纯文学，乃诗之别名。其内容为美的思想，而其外形可分为歌的形式(吟式诗)与读的形式(读式诗)。前者即所谓律语，后者乃散文诗。纯文学之特色不止内容与外形俱美，一般而言，要点在其为情的。不是诉诸知，而是诉诸情。所谓杂文学乃纯文学以外文学之总称。其性质与诗异。杂文学可分为叙述文与评论文两类。其既亦称文学，其内容外形自当共关。杂文学之特色，其要在其为知的。换言之，与诗之专以感动为目的相反，此则以教导为目的。(38) 很明显，太田关于纯文学与杂文学分别的观念依据就是戴昆西“情的文学”与“知的文学”之说。 在中国，黄人《中国文学史》亦引戴昆西之语，其中译即根据太田氏的日译：“科因西哀所著《亚力山大扑浦论》中有曰：文学有二：一知之文学，情之文学。前者以教人为事，后者以感人为事。知之文学为舵，情之文学为棹与帆也。”(39)太田氏书在中国没有译本，黄人《中国文学史》在当时亦影响不广。(40)吕思勉《小说丛话》(1914)分“纯文学的小说”与“杂(不纯)文学的小说”： 纯文学的小说，专感人以情；杂文学的小说，亦兼诉之知。(41) 纯文学的小说，与不纯文学的小说，其优劣之原，果何自判乎？曰：一诉之于情的方面，而一诉之于知的方面也。(42) 此以情与知作为“纯文学的小说”与“杂(不纯)文学的小说”的分别依据，亦即“纯文学”与“杂文学”的依据，亦源自太田善男。 谢无量(1884～1964)《中国大文学史》(1918)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影响巨大。其书1918年初版，至1932年已有十八版!该书第一编第一章“文学之定义”，实际上亦受太田善男《文学概论》之影响。其第二节“外国学者论文学之定义”，实根据太田氏《文学概论》第三章第一节“文学的意义”撰成。谢氏云： 至于文学之名，实出于拉丁语之Litera或Literatura。当时罗马学者用此字，含文法文字文学三义。以罗马书证之，用作文字之义者，塔西兑Tacitus是也。用作文法者，昆体卢Quintianus是也。用作文学者，西塞罗Cicero是也。(43) 此节即根据太田氏《文学概论》。(44)其引述欧洲诸家论文学之定义，共有四家，亦全出太田氏著作。一是白鲁克(Stopford Brooke,1832～1916)之说：文学云者，所以录情，发男女之英思，使读者易娱。故其行文，尤贵典秩，而散文非文学之至也。(45)此亦太田氏所引第一家，唯较太田氏所引更简略。其二是亚罗德(Thomas Arnold)(46)：文学者著述之总称，非以喻特殊之人，及仅为事物之记识而已。在会通众心，互纳群想，于是表诸言语，而得人人智情中之所同然。斯为合矣。(47)此亦为太田氏所引第二家。 太田所引第三家乃Thomas Davidson新编《词汇》之“文学”条，谢氏没有征引。谢氏所引第三家即是戴昆西：“戴昆西De Quincey……尝释文学曰：文学之别有二：一属于知，一属于情。属于知者，其职在教；属于情者，其职在感。譬则舟焉，知如其柁，情为帆棹，知标其理悟，情通于和乐，斯其义矣。”(48)谢氏直接把“力(power)”译作“情”，同于太田氏。如此，则知识与情感之分遂成为两类文学之别。谢氏称“前三说中，戴氏之说，较为明了。然所谓知之文学，未定其范围。”(49)此说亦大体采取太田氏之议论。 谢氏所引第四家乃庞科士(Pancoast)，著有《英国文学导论》，其言曰： 文学有二义焉。(甲)兼包字义，统文书之属。出于拉丁语之Litera。(50)首自字母，发为记载，凡可写录，号称书籍，皆此类也。是谓广义。但有成书，靡不为文学矣。(乙)专为述作之殊名。惟宗主情感，以娱志为归者，乃足以当之。文学虽不规规于必传，而不可不希传，故其表示技巧，同工他艺。知绘画音乐雕刻之未艺，则知文学矣。文学描写情感，不专主事实之智识。世之文书，名曰科学者，非其伦也。虽恒用历史科学之事实，然必足以导情陶性者而后采之，斥厥专知，撷其同味，有益挺不朽之盛美焉。此于文学，谓之狭义。如诗歌、历史、传记、小说、评论等是也。(51) 谢氏称其“论文学定义，最详审”。(52)谢氏所引四家之说，不仅内容、顺序与太田氏《文学概论》第三章“文学的解说”相同，而且谢氏的翻译也参考了太田氏的日译，尤其是所引戴昆西之说，受日译影响尤其明显。(53) 谢氏主张“文学为施于文章著述之总称”，(54)属于所谓广义文学观，其在第一章第四节“文学之分类”中，谓“自欧学东来，言文学者，或分知之文与情之文二种”，(55)当是指太田之《文学概论》，即以戴昆西之说，将文学分为两类。谢氏未直接采用太田氏纯文学、杂文学二分之说，只是第三章第二节题“夏之杂文学”，(56)不过并非在与纯文学相对的意义上使用，而且论述其他时代文学时亦未用此语。尽管如此，“杂文学”一语却是在文学史著作中出现了。谢氏文学史在早期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界影响巨大，其“杂文学”之语当为时人所熟知。 20世纪上半期，戴昆西此段论述在中国学术界影响甚大，被认为是广义文学与狭义文学分别之依据。当杂文学与纯文学术语出现并逐渐代替广义文学与狭义文学，其论述遂成为杂文学与纯文学分辨的理论基础。 钱基博《我之中国文学的观察》(1923)论文学之定义有广狭二义，他本人采取广义，并总结云： 然则文学者，述作之总称；用以会通众心，互纳群想，而表诸文章，兼发知情；知以治教；情以彰感；譬如舟焉，知如其柁，情为帆棹；知标理悟，情通和乐；得乎人心之同然矣。(57) 此总结即檃栝谢无量所译亚罗德与戴昆西之说，采亚氏广义文学定义，而以戴氏知、情二分为文学内部的分别。 马宗霍《文学概论》(1925)第一篇第一章“文学之界说”列文学之广狭二义，同样以戴昆西说作为广狭二义文学之区分依据： 戴昆西(De Quincey)谓：“文学之别有二：一属于知，一属于情。属于知者，其职在教；属于情者，其职在感。譬则舟焉，知如其柁，情为帆棹，知标其理悟，情通于和乐，斯其义矣。”(58) 钱锺书评周作人《中国新文学源流》(1932)中说： 周先生把文学分为“载道”和“言志”。这个分法本来不错，相当于德昆西所谓the literature of knowledge和literature of power。(59) 此同样是把戴昆西之说与文学的广狭二义相连。 当杂文学与纯文学之说等同并逐渐取代广义文学、狭义文学之术语时，戴昆西之说遂被视为杂文学与纯文学分类的依据。曹百川《文学概论》(1931)先引谢无量所译戴昆西语，并云： 我国学者类别文学，亦有相似之说。曾国藩《湖南文征序》云：“人心各具自然之文，约有二端：曰理，曰情，二者人之所固有。就吾所知理，以笔诸书而传诸世；称吾爱恶悲愉之情，缀辞以达之，若剖肺肝而陈诸简策；斯皆自然之文。”理知之文，以供世人实用为目的，故亦称“实用文”或曰“杂文学”，情感之文，以使读者兴美感为目的，故亦称“美术文”，或曰“纯文学”。美术文虽不若实用文之能直接施诸日用；然隐储伟大势力，间接有关于社会之存在及进步，占重要之位置。(60) 曹百川以戴昆西说结合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加以发挥，直接作为划分纯文学与杂文学之依据。杂文学表现理知，以实用为目的；纯文学表现情感，以美感为目的。这大体代表了当时对于纯文学与杂文学观念的主流看法。 本来纯文学与杂文学之分只是文学内部的分别，但到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主张纯文学的人干脆否定杂文学是文学。陈源(西滢，1896～1970)《论翻译》(1929)： 英国的批评家De Quincey曾经说过，文学可以分为二类：有“智的文学”，有“力的文学”。智的文学是教导的，力的文学是感化的；智的文学是说明事实的，力的文学是描写真理的；智的文学是诉诸吾人的理解力的，力的文学是诉诸情感，更从同情或好感以达到高一级的理解力或理智的。只是这样的分类，像大多数的分类一样，界限极不容易分明。一部二十四史是“力的文学”呢，还是“智的文学”呢？即如赫胥黎的《天演论》是不是只是“智的文学”呢？大都的人不免要说它们是教导的而兼感化的了。可是无论如何，一本植物学教科书是教导的，李杜的诗是感化的，是毫无疑问的定论。不过在普通公认的分类，只有力的文学才是文学，纯粹的智的文学却不能享受这一个名称。所以智的文学与力的文学的分别只是文学与非文学的分别。(61) 陈氏从英文重译了戴昆西的著名论述，将literature of power改译为“力的文学”，显然较源自日译的“情的文学”更准确，但“力的文学”在中文语境中却不如“情的文学”易于理解。陈氏这段话表明，在1929年左右，“在普通的公众的分类”中，“智的文学”即杂文学已经不算文学，纯文学与杂文学的分别，本来属于文学内部的区分，遂成为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赵景深(1902～1985)《文学概论》(1932)： 台昆西(De Quincey 1785～1850)就是这样把纯文学和一般文字这样分开的，“先有知识的文学，其次有力的文学；前者的职能是教，后者的职能是动。”动即感动，亦即感情。这自然比章太炎和安诺德要高明些，(62)但他还是不爽快。我们要把知识的，教的文学撇开，不当牠文学；只承认力的，动的文学。(63) 在纯文学的观念支配下，文学概念的范围发生了变化，杂文学被从文学中剔除，文学就是纯文学，杂文学不是文学。此种文学观念体现在文体上，诗歌、小说、戏曲被认定为文学体裁。 1932年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一讲关于文学之诸问题： 近来大家都有一种共通的毛病，就是：无论在学校里所研究的，或者个人所阅读的，或是在文学史上所注意到的，大半都是偏于极狭义的文学方面，即所谓纯文学。 此可见到1932年时，纯文学观念已经成为主流的文学观念，所以被周作人称作“共通的毛病”。 周作人的说法可以拿当时的文学史研究来印证。金受申《中国纯文学史》(1933)便是基于纯文学观念，该书《绪论》说： 我们研究中国纯文学史，应该先知道什么是纯文学；纯文学就是有情感的文学——活文学，力的文学——中国文学的分类家，把将哲理的文字，载道的文字——死文学，硬性文学，知的文学，杂文学——都拉入文学范围之内，这是一件极大的错误。(64) 金氏认为纯文学才是文学，杂文学不是文学，因而便把杂文学驱除出文学史。 刘经庵《中国纯文学史纲》(1935初版，1933年著成)也是基于纯文学观念。其“编者例言”声明“本编所注重的是中国的纯文学”，(65)所述体裁仅包括诗歌、词、曲、小说。其《绪论——一般文学与中国文学概说》中，先论文学的定义，称“无论中外，皆有广狭之别”。在述外国文学的广狭定义时，他列举了两人：一是英国文学家庞科士(Pan Coast)，一是戴昆西。而他所标举之纯文学即狭义的文学。陈介序说：“他侧重于纯文学之分类的叙述，这并不是偏爱，也不是趋时，只是纯文学如诗歌词曲小说等，含有艺术的成分稍多，且较少传统的载道思想，正足保持其文学的真面目，……而那些含有文学成分以外还有很多别的分子存在的杂文学——如《庄子》、《左传》、《论语》等在哲学理事经学内也往往论及……他就略而不论，这种判断的精神，的确是他编著上一种新颖的见解。”(66) 梁启勋撰《中国韵文概论》(1938)，亦是主纯文学观念。梁氏于《序》云：“纯文学原是‘唯美’的，乃精神作用，娱情而已。”(67)《总论》云：“文学之与纯文学略有差别，文章原是一种工具……但纯文学则有时专为作文而作文……此类文章，多属于韵文方面。”(68)正因为韵文属于纯文学，故其专论韵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