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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莫斯科时空的特点 (一)莫斯科的女性气质 莫斯科的女性气质一直被提及。在《一八三六年彼得堡笔记》中，果戈理形象地指出，莫斯科是位“不爱出门的老大娘”，是“未婚妻的宝藏”，“莫斯科是女性”阴柔的，“彼得堡是男性”阳刚的。然而，这样的莫斯科身上也有一个缺点，即它是混乱的、邋遢的、懒惰的、不像积极的、充满活力的“花花公子—彼得堡”。总之，在果戈理那里，出现了一个“离奇的”矛盾组合：不同于自古形成的本民族城市莫斯科，具有欧洲气质的彼得堡体现了俄罗斯的男性彪悍，而莫斯科则体现了俄罗斯的“老大娘”般的懒惰。[22]204 在古老的莫斯科神话的形成中，那些在18—19世纪创建的莫斯科文本部分，比如，Н.М.卡拉姆津、А.С.格里鲍耶多夫、А.С.普希金、Л.Н.托尔斯泰等作家的相关作品可以视为重要的里程碑式的文本，它们构成了联结莫斯科文本的基本思想场域。在这片场域里，莫斯科是作为古老的、不同于彼得堡的、自然生长的城市，体现了自然和谐的生活节奏，这种节奏又与莫斯科人的慵懒乐观的性格相协调，与城市建筑风格一道共同营造了一种舒适、友善、好客和家常的氛围。在莫斯科的形象里，被强调的是占主导地位的“女性”特征，它与彼得堡的“男性”特征相对立。 学者Т.А.阿尔巴托娃认为，Н.М.卡拉姆津对于莫斯科具有独创的艺术思考，在他的小说中，“莫斯科文本是作为完整的多层级和多功能的系统”并初步形成了莫斯科神话的基本思想要素。在他那里，莫斯科作为完整的有机体，“具有鲜活的女性本质”。[23](19—24) 有关在莫斯科的形象里有着女性源头的概念，我们可以在А.С.格里鲍耶多夫、А.С.普希金、Л.Н.托尔斯泰的作品中找到相关的叙述。当然，对于莫斯科的“女性”特质的评价在各个作家笔下却又各有不同。比如，在А.С.格里鲍耶多夫的喜剧《聪明误》中，“女性”元素在莫斯科的形象里被认为是一种反对进步、消灭英雄源头的惰性力量。而莫斯科所特有的生活节奏对于主人公而言，则代表着因循守旧、落后的外省势力。 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普希金虽然把莫斯科描绘成一座积淀了几个世纪的历史，生活节奏缓慢、无聊乏味、“大墓地”般死气沉沉的城市。但还是通过主人公之口发出了：“在我漂泊的命运里，莫斯科，我想念你!”[24](132)的呼声，这句话将莫斯科城市的温暖色调和家常氛围一并烘托了出来。 在《战争与和平》中，托尔斯泰也创建了有关莫斯科富有女性源头的概念。“每个俄国人看到莫斯科，便觉得莫斯科是母亲；每个外国人看到莫斯科，即使不明白莫斯科有母亲城市的意义，一定会感到这个城市的女性气氛。”[25](第三卷，1234)在描写拿破仑在俯首山上的场面里，拿破仑也感受到了这种女性的气氛：“这个亚细亚的城市，有无数的教堂的圣城莫斯科!这个有名的城市，终于看到它了!”[25](第三卷，1235)在拿破仑的眼里，莫斯科被赋予了东方美人的形象，野蛮的征服者想拥有这个美人。 А.П.普拉东诺夫在其长篇小说《幸福的莫斯科娃》(Счастливая Москва，1933-1936)中赋予其女主人公的姓名——莫斯科娃·切斯特诺娃(Москва Честнова)以符号学意味。他采用双重象征的手法，既给予城市以女性特征，也给予人物以城市的特征。美丽的莫斯科娃，具有“庞大”并“充满力量”的身躯和旺盛的精力。在这里，这位洋溢着青春活力的年轻姑娘不仅使人联想莫斯科，还联想到俄罗斯——这个在世界范围内第一个取得了无产阶级胜利的国家。 莫斯科的女性气质也使文学的莫斯科文本“织体”具有“女性逻辑”。学者И.С.维谢洛娃认为，“莫斯科文本”具有对话性、亲密性、激情性和自我打断性，也就是说，具有女性话语的性质。它作为莫斯科城市的精神载体，显现出属于“女性逻辑”的基础和本质。这也是莫斯科“混乱无序”的原因之一。[26]98—116 (二)莫斯科的迷宫性 除了“魔鬼迷惑”主题使莫斯科时空显现出其迷宫性特征之外，莫斯科的“混乱无序”也是造成莫斯科时空的迷宫性的重要原因之一。С.Д.科尔日热诺夫斯基(Кржижановский，1887-1950)曾在其中篇小说《邮戳：莫斯科》(Штемпель：Москва，1925)里给莫斯科下了个定义，即“莫斯科——这是一个垃圾场”[27](272)。这个定义包含着两个层面上的评价：其一，指代莫斯科的城市规划及建筑风格上的混乱，其二，隐喻莫斯科城市人际交往的巴比伦状态。相对于彼得堡的秩序和理性，莫斯科似乎是杂乱无章的，像一个迷宫。它体现了莫斯科的亚洲性，这是它与彼得堡的欧洲性之间的差别。И.С.维谢洛娃在对于莫斯科城市民间文学的研究中，特别提到了这些民间文学首先揭示了莫斯科的“混乱”主题，主人公们往往在数不清的莫斯科的街巷里迷路，迷路之后通过祈祷又找到正途。这其中一方面表现出一种宗教意蕴，另一个方面表现了个体在莫斯科所遭遇的体验，以此来对抗秩序和算计。[26](105) 这种与彼得堡的秩序与理性相对立的倾向，早在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中就可以找到大量的佐证，比如，А.Ф.韦尔特曼(А.Ф.Вельтман，1800-1870)的长篇小说《从海上日常生活中汲取的离奇故事》(Приключения，почерпнутые из моря житейского.,1846-1848)的第七章开篇就以一位首次拜访旧首都的彼得堡人的角度描绘了莫斯科，他想象克里姆林宫为“哥特式建筑，由锯齿形城墙和塔楼所包围，看起来像一个中世纪的骑士城堡”。[28]263—264在韦尔特曼看来，莫斯科是不同时空的交汇点，在那里平静的乡村生活距离喧闹的城市中心只一步之遥。在那样的莫斯科里，人们很容易迷失。正如小说中的人物普罗霍尔·瓦西里耶维奇·扎霍鲁斯基耶夫所体验的那样：“莫斯科就像一座森林：林妖在一个地方使他迷路。”[28]336)韦尔特曼的“魔鬼迷惑”主题在20世纪的А.В.恰亚诺夫的一系列“莫斯科的霍夫曼题材”小说中[29]得以进一步发展，这些作品的情节和主题，都暗示了莫斯科的无序，无计划性，迷宫般的性质。与此相应，在巴拉诺夫(Е.З.Баранов，1869-1934)和基里亚洛夫斯基(В.А.Гиляровский，1855-1935)等人的作品中，那些与列弗尔托沃的巫师勃留斯相关的情节同样显现出令人迷幻的“迷宫”状态。而在А.别雷的长篇小说《莫斯科》中，莫斯科则是由复杂的蜘蛛网状的小巷和“弯曲”的街道构成的世界，它的任何一条直线，都向着弧形、断裂、转弯努力，显现出莫斯科的迷宫特征。正如维谢洛娃所言，莫斯科“空间的混乱在于方向不明，而社会的混乱则是由于个体与亚文化和礼仪界限的模糊不清，而口头上的混乱则是由于判读文本的密码不可传达”[26](115)。莫斯科的迷宫特征使莫斯科即是一座“迷宫”和主人公沿着城市的街道游荡成为20世纪俄罗斯文学莫斯科文本的常见主题。这一特点在М.布尔加科夫的创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布氏的小说情节尽管是虚构的，但是它们却植根于苏联当时的现实生活，具有深刻的哲理隐喻意义。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莫斯科社会光怪陆离，各种流氓骗子、贪官奸商、伪科学者打着“革命”的旗号，践踏着传统道德，破坏了自然界的发展规律，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莫斯科人在莫斯科城市的混乱中也把自身人性中的贪婪和疯狂发挥到了极致。 (三)莫斯科的三种样貌 学者梅德尼斯(Н.Е.Меднис，1941-2010)认为，早在20世纪之初，莫斯科的三个文学样貌就完全被确定下来：即神圣的莫斯科、恶魔的莫斯科、节日的莫斯科。[7]神圣的莫斯科往往与莫斯科的宗教地形学相关联；而节日的莫斯科既与莫斯科的宗教地形学相关联又说明着这种关联所产生的节日氛围；恶魔的莫斯科完全是与第一个和第二个截然对立的莫斯科样貌，它以“敌基督”和诡异的神秘气氛揭示着莫斯科的另一面。自古以来，莫斯科作为东正教的守护者和普世的虔诚之地，与截然相反的恶魔的莫斯科、魔法师和巫师之城并不矛盾。在Е.З.巴拉诺夫和В.А.基里亚洛夫斯基小说中那种被恶魔诱惑的“迷宫情节”占有核心地位。这种类型不仅是指住在列弗尔托沃的巫师勃留斯，抑或是他的同谋们，而且更有意味深长的“主人公”——列福尔托沃本身。白天，它“沉默无语”，不同居民们交谈；夜里，那些可怕的“往事”便自我言说起来。 有关节日的莫斯科，什梅廖夫的《禧年》(《Лето Господное》，或译《上帝的夏天》)则是最好的例证。首先，作品标题中的“夏天”一词意蕴丰富。它既表示一年四季轮回中的一个季节，也寓意着这是上帝的馈赠，因此主人公的精神生活和肉体生命就包含在其中。沿着这个思路，作品中各个章节的标题也就容易理解：在“第一章节日”里，按照时间顺序分别列数了“大斋节”，“大斋周一”，“报喜节”，“复活节”，“开斋节”，“圣母节”，“圣灵降临节”，“苹果节”，“圣诞节”，“圣诞节节期”，“主显节”，“谢肉节”等东正教节日；在“第二章喜庆的节日”里，分别列数了“破冰节”，“彼得节前斋戒期”，“宗教游行”，“圣母帡幪日”，“命名日”，“大斋节的第四个礼拜”，“复活节前的礼拜日”，“悼亡节”等东正教节庆期间的活动。在“第三章悲悼”里，依然以东正教圣礼仪式叙述了主人公曾祖母去世的过程，包括：“圣喜”，“活水”，“痛苦的日子”，“孩子们的祝福”，“涂圣油”，“永逝”，“葬礼”等。[30]很显然，什梅廖夫在这里似乎设置了“两个太阳”：一个照耀着四季轮回的客观物质世界，另一个则温暖着基督徒的灵魂世界。而“禧年”正是由这些上帝所赠与的或欢乐、或忧伤的节日所组成。通过这两个太阳的运行机制，什梅廖夫向我们展示了俄罗斯民族的日常生活，以及俄罗斯民族是如何以自己的辛勤劳作和虔诚祈祷建构俄罗斯灵魂的。 因此，神圣的莫斯科，就是神圣罗斯的符号学代表。通常，在一个统一的文学语境中，神圣的莫斯科样貌与恶魔的莫斯科样貌，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在一部具体的作品中，总会有一种样貌占据优势，它或者对莫斯科的第一种样貌具有排他性，或者对莫斯科的第二种样貌具有排他性。在节日的莫斯科样貌里，其实集成了前两个城市样貌，反射出一种双重的、“狂欢化”的与民间节日文化传统相协调的城市形象。 考虑到莫斯科在俄罗斯历史和文化中的特殊意义和标志性，必须承认，有很多这样或那样地与莫斯科相关联的文学文本，在很大层面上尚没有达到内在的高度统一，以至于可以毫无保留地将话题带入俄罗斯文学的“莫斯科文本”之中。我们认为，作为一个开放的符号系统，俄罗斯文学“莫斯科文本”在其“前文本”的基础上，正在不断夯实、完善这一文本的符号学代码，逐渐形成了虽然“结构松散”却也“自成一格”并与“彼得堡文本”互为存在、相互协同、对位潜移的文本机制。俄罗斯文学“莫斯科文本”的代码系统涵盖着俄罗斯思想有关“莫斯科问题”的所有话语单元，各个符号学参量的不同组合，既构成这一文本的再生机制，也成为对于这一文本的解码锁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