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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莫斯科的城市空间区位 在城市文本的代码系统中，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城市空间区位。因为这些特定的城市空间区位，不仅具有产生情节的功能，而且具有结构上的意义，它们对于设置所描述的事件存在着可能的一致性。在城市文本的叙事结构层面，城市区位反射城市形象和城与人的关联。常见于俄罗斯文学“莫斯科文本”的城市的空间区位，包括自然区位，比如，麻雀山，莫斯科河等；社会区位，比如，特维尔大街，阿尔巴特大街，铁匠桥，普希金广场，地铁站，火车站、教堂，墓地，等等。在此特举几处在构建“莫斯科文本”的代码系统中具有独特意味的城市空间区位。 (一)列弗尔托沃(Лефортово) 列弗尔托沃曾经是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地点，位于亚乌扎河右岸。这是一个与邪灵相关的、有着“险恶”、“不沽”等坏名声的地方。在俄罗斯文学的浪漫主义时代，列弗尔托沃的神秘诡异就已经在А·波戈列尔斯基著名的中篇小说《拉弗尔托沃的罂粟女人》(《Лафертовская Маковница》，1825)②中得到了鲜明的反映。 一个世纪之后，作家А.В.恰亚诺夫(А.В.Чаянов，1888-1937)则在其题为《费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布图尔林伯爵记录的非同寻常的，但却真实的家族传说，有关莫斯科植物学家Х的离奇冒险》(《Необычайные,но истинные приключени я графа Федора Михайловича Бутурлина,описанные по семейным преданиям московским ботаникам Х》，1924)的“霍夫曼式”的小说里对于列弗尔托沃的“诡异”做了进一步地炫染。在А.波戈列尔斯基和А.В.恰亚诺夫的上述作品中，存在着一个共同的“本事”，即主人公都遭遇了“不洁力量”的诱惑，它们试图将他们拖进时空的迷宫，“沿着边缘兜圈子”，但最终还是善赢得了胜利。其实，列弗尔托沃所有与“地狱”、“魔鬼”相关联的坏名声，大约都因这个区位与有关德国的记忆相关(在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这里曾经形成了一个德国自辖村)、与“非俄罗斯”的、不洁的自然力相关，尤其是与俄罗斯的浮士德——“魔法师”勃留斯(Яков Брюс，1669-1735)相关。雅科夫·勃留斯属于苏格兰族裔，其祖先于1647年来到俄罗斯，他的爷爷和父亲都曾为莫斯科公国服务。这个家族在血统上属于知识分子类型。雅科夫·勃留斯不仅是彼得的战友，还是那个时代的饱学之士。他通晓多种欧洲语言，懂得天文、地理、航海，创造了著名的“勃留斯日历”。18世纪，由于俄罗斯人在精神上依然生活在中世纪，对于穿着宽大长袍的巫师比具有启蒙精神的学者类型的人更觉得亲近，他们更愿意将科学理性神秘化、妖魔化。因此，有关雅科夫·勃留斯，生前死后都有一些神秘主义的传言：比如，说他是魔法师和巫师。传说他是俄罗斯共济会的首领并将灵魂出卖给魔鬼，每逢夜里就在苏哈列夫塔楼施展巫术。他用“玻璃眼睛”(望远镜)看天空上的星星，读“魔法书”，在烧瓶里制作冒着五颜六色烟雾的“不明物质”……有人在半夜里，远远地望着勃留斯那“巫师修道小屋”的窗口，“那里闪烁着不真实的、泛着蓝绿色的光芒，听到各种烧瓶匀称的叮当声，鼻子捕捉到化学制剂的臭气……”[11]58—64所以，整个莫斯科，乃至整个俄罗斯，盛行勃留斯是巫师的传闻，随后这些传闻又形成了杰出的民间口头文学。很多构成“魔性莫斯科”文本的行为，正是发生在列弗尔托沃。在那里，“每一位迎面走来的人都被当……臣服于雅科夫·勃留斯的僵尸”。[12](130) 学者Т.В.齐维杨认为，在“莫斯科题材”文学中，大凡与列弗尔托沃相关的内容都显现出一种“恶魔般”的属性，这一区域神秘而不洁的力量与莫斯科“城市的其他部分”相对峙。“列弗尔托沃与莫斯科其他地方的对峙，就像别的世界与我们的世界的对峙一样。”[13]599-614)在“莫斯科文本”中，列弗尔托沃不仅是行为发生地且本身具有“主人公”意义。 (二)玛利亚的小树林(Марьина роща) 在当下，玛利亚的小树林是坐落在莫斯科城北部的一个行政区域，区域中心有一站地铁就叫“玛利亚的小树林”。在俄罗斯文学中，有关“玛丽亚的小树林”经常出现在一些以莫斯科为背景的城市民间文学中。最早这是一处距离莫斯科北郊中心相当遥远的自然区域，很像19世纪的乡村。玛利亚小树林的景色并不是很美，它总被莫斯科人当作“城外”。这个地名本身也很乡土，没有城市味道，即便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莫斯科居民依然把它视为一处坐落在郊区的“蛮荒之地”，尽管从市中心到玛利亚的小树林并不遥远。 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按照俄罗斯东正教的风俗，每年的悼亡节(复活节后第七个星期四举行的民间纪念亡者的节日)都会在玛利亚的小树林举行民间游园会。庆祝活动相当热闹，充满了多神教式的滑稽狂欢。[14](33)然而，在莫斯科人有关游园会的记忆里，还保存了更加古老的回忆。在玛丽亚的小树林周围曾是一个中世纪的俄国首都的遗址(locus mortis)。早在15世纪，距离玛利亚的小树林不远的地方便是上帝之家(Божедомка)，即公共墓地。这是一个埋葬贫穷的人或“赤贫”的人的地方。正如卡拉姆津在自己所撰写的历史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古时候，尸体都被弃置在一个底部有水的大坑里，然后盖上草席，而虔诚的人们“在圣灵降临节前的星期四”(即“悼亡节”)来为这些穷人挖坟墓并唱歌追悼这些死者。[14]28—30) 1809年，В.А.茹科夫斯基仿效卡拉姆津的《可怜的丽莎》创作了中篇小说《玛利亚的小树林》(《Марьина роща》)，讲述了一个美丽的乡村女孩玛利亚与她的初恋乌斯拉德的爱情悲剧。小说发表之后，“玛利亚的小树林”就成为俄罗斯作家们笔下一处熟悉的、莫斯科近郊的角落，而且还是一个常常上演爱情悲剧的传奇之地。19世纪的下半叶，有关“玛利亚的小树林”的文学时尚早已成为昨日黄花。这个城市空间区位的形象，发生了从感伤主义向“哥特式”的转变，而主题往往与赤贫的家和埋葬焦虑不安的死者相关。比如，在В.М.柯杰尔尼茨基的短篇小说里就显露出有关万人坑的历史印迹，作家转述了由历史学家И.М.斯涅基廖夫收集的材料。俄罗斯经典文学间接地捕捉到了这一形象的另一种情况，它与莫斯科周边的“死屋”相关联。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首位在自己的作品里表达了这种关联的作家。20世纪以来，另一个有关“玛利亚的小树林”的说法广为流传。这是一个设施不完善并有着“坏”名声的区域，那里住着一些形迹可疑的人们：小偷，强盗，流氓。在拍摄于2012年的侦探题材电视剧《玛利亚的小树林》中，这一地区就被描写为犯罪率的高发区域。尽管在不同时代不同的艺术载体中“玛利亚的小树林”形象有诸多变体，但总会依稀可见它往日的旧模样。比如，由当代作曲家Л.柯文特作词谱曲的歌曲《玛利亚的小树林》就有这样的歌词： 玛利亚的小树林的灯光 在路上显现 蔓延吧，玛利亚的小树林， 欢宴吧，诚实的人! 当魔鬼没有带走你的时候， 请尽可能将生活看得简单一些……[15] 在大多数基于民间传说的莫斯科浪漫主义文学中，都会出现上述两个城市空间区位。作为“莫斯科文本”的“前文本”要素，它们为“莫斯科文本”的形成打下基础。作为情节发生地和城市空间区位本身，“列弗尔托沃”和“玛利亚的小树林”为莫斯科时空阴郁、神秘的迷宫气质做了铺垫。 (三)克里姆林宫 克里姆林宫是莫斯科较为重要的城市空间区位。它们曾经对俄罗斯和世界历史产生过巨大影响，是一处集建筑的雄伟与壮丽、政治的深邃与凝重的神圣之地，史称：“俄罗斯的祭坛”。它们从莫斯科建城至今一直是俄罗斯传统文化发展的中心。按照俄罗斯人的说法，克里姆林宫是俄罗斯的心脏。“克里姆林”一词在俄语中是“内城”、“城堡”的意思，即城中之城堡。克里姆林出现在11世纪，俄罗斯人的祖先东斯拉夫人在莫斯科河北岸的鲍罗维茨山上为克里姆林奠基。克里姆林宫的大规模建设是在15世纪，当时的范围就已经达到现在的规模。 克里姆林宫形象在文学上的表现是多义并充满隐喻的。说到莫斯科的形象从“第三罗马”到“第二巴比伦”的变异，就不能不提及对克里姆林宫地位的理解。由于时代的变迁、政权的更迭，克里姆林宫的地位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革命后，克里姆林宫已经被排除在传统的东正教地形学的有效系统之外，变成了一个反象征。在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最初日子里，作为东正教圣地和全民财富的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已不复存在，因为其中的教会生活停止了，它变为新政权的官方重地。从此，它仿佛是一处悖论的存在，从基督崇拜开始，到反基督结束。克里姆林宫形象的这一变化，使它蒙上了一层“异托邦”色彩。“异托邦”(heterotopies)这一出自福柯的概念，原本是作为与“乌托邦”相对立的概念提出的。这一空间真实存在又充满冲突，同时具有神话和现实的双重属性。广义的“异托邦”，包含了在一个真实的空间里被文化创造出来，但同时又是虚幻的东西。[16](120)在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经典之作，В.叶罗费耶夫的《从莫斯科到彼图什基》中，克里姆林宫的形象尤其具有“异托邦”特征。极权主义时代的克里姆林宫是主人公维涅奇卡想见而不得见、想到而到不了的极具虚妄性的权力空间。人人都在谈论克里姆林宫，到处都能听到有人在说它，可维涅奇卡却一次也没见到过。它神秘莫测，像一个幽灵。它仿佛再次印证了法国作家А.德.居斯京(А.де.Кюстин，1790-1857)早在19世纪中叶的评价：“克里姆林宫——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它根本就不是聚集了帝国的历史宝藏的民族圣地，它不是堡垒，不是那些虔敬的、已安息的圣人和祖国保卫者的栖身之地……克里姆林宫——……不过是魔鬼的住宅。”[17](53—54)正如法国学者亨利·列斐伏尔所言，“空间是政治性的、意识形态性的”。[18](37)在俄罗斯文学的“莫斯科文本”中，克里姆林宫形象尤其表现为政治空间和意识形态空间，它进行意识形态生产，也构建空间政治。 (四)莫斯科地铁 严格地说，莫斯科地铁是以克里姆林宫为轴心向外辐射的环形蛛网状动态流动的地下城市空间，由不同的点位(即地铁站)将整个莫斯科的城市空间区位联接在一起。它是莫斯科城市交通客运的电气化系统，在20世纪30年代，这是为数不多的、辉煌的“斯大林工程”之一。作为旨在向世界证明共产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一个雄心勃勃的项目，苏联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尽管条件艰苦，但建设的进度很快。按照斯大林的指示，莫斯科地铁应该以自己奢华的“红色帝国”风格与西方相区别。这是一种新崇拜的象征，它代表了莫斯科的现代神话和科学技术乌托邦，使苏维埃人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比如，著名诗人奥库扎瓦(Б.Ш.Окуджава，1924-1997)那首脍炙人口的《莫斯科地铁之歌》就表现了那个时代人们的自豪感： 在我的地铁里 我从来没有感到拥挤， 因为从童年起， 它就像一首歌。 “左侧通行、右侧站立”。 ……[19](90) 诗人塔尔罗夫斯基(М.А.Тарловский，1902-1952)在其《丈量莫斯科》的诗作里表现了当年莫斯科地铁建设的热火朝天的场面： 在莫斯科，潺潺流水的恰尔托里耶河岸 正在开凿水渠， 在莫斯科，涅格林斯卡娅河岸， 石头被碎成粘土方。 从清晨到夜晚，内脏被翻松 再夯进内腹。 首都，火山喷发似的 粉尘，遮盖了自己的 ……[20] 随着莫斯科的城市化进程的展开，莫斯科地铁渐渐失去了往日的光环，成为绑架都市人的现代牢笼。为了生存，人们疲于奔命，不得不循规蹈矩地在每天的日出之时降入地下，日落之后再由原路从地下升回地面，生命就在这上上下下、来来回回中无声地耗尽，就像流行音乐家和歌唱家В.М.休特金在自己的作品《四十二分钟》里所描绘的那样： 一大早就下到地铁， 在那儿开始了我的一天， 脸对着脸、肩挨着肩 我要这样一连坐上九站。 必须降到地下才能开始自己的行程。 一天两趟，年复一年 每天在地下呆上四十二分钟 从那儿到这儿，从这儿到那儿， 这些在地下的四十二分钟啊 日复一日地构成了我的一年。[19](89) 莫斯科地铁的形象是多变的。在莫斯科蜕变为“第二巴比伦”的混乱时代，作为“地下的俄罗斯文化宫殿”，它似乎又是“基捷日城”的隐喻。正如《地下人，或当代英雄》的主人公彼得罗维奇所说的那样：“这几十年莫斯科地面上建筑得多么恶心，而在地面下，在下面，把地铁，一站一站地，塑造得多么够味”，“许多人的灵魂向往着这里，向往着拱顶之下，躲开白昼的眼睛。”[21]370) 作为特定的城市空间区位，莫斯科地铁的结构与符号学意义，在于它的连接性、枢纽型。它是迎来送往之地，期待着下一个目的地；它是“遇见”之地，是生活中的“偶然机遇”发生频率较高的地方。莫斯科地铁图的环形结构，暗示着周而复始，无始无终的迷宫路径。在特定语境中，作为一个“地下宫殿”，它仿佛是隐匿在“地下”的“基捷日城”，所有地面上消失了的、最优秀的文化遗产都在此凝聚和保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