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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近现代哲学中，德国哲学家占有重要地位。德国人是非常喜欢思考、擅长反思的。小说《科里尼案件》写的正是德国战后的年轻人对战争的反思。作品一经面世，便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 上周，费迪南德·封·席拉赫来到中国和读者分享这部作品，让我们一起走进“写侦探小说的刑事案律师”的文学天地。  《科里尼案件》 作者：[德]费迪南德·封·席拉赫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科里尼案件》全书仅8万余字，主人公意大利人科里尼是一名汽车制造公司默默无闻的技工，退休后，他在柏林一家酒店枪杀了85岁的企业家汉斯·迈耶后自首，但对作案动机始终保持缄默。这个案件的调查揭开了联邦德国司法史上黑暗的一章，让读者再次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纳粹的罪责以及战后德国对纳粹罪行的清算。 问：您能谈谈为什么写这本书吗？写了多长时间？ 席拉赫：为了写这本书我用了一生。大家都知道德国的历史有多么特殊和复杂，德国人都是带着很复杂的心情面对历史的。我们达成的共识是：德国纳粹对人类犯下的罪恶，可能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最深重的罪恶，最不可饶恕的。 随着1945年战争结束，大家都认为德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寻找一个新的开始。但实际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这个新的开始还是以前的延续，战后德国政府机关所有的重要岗位，几乎全部由以前的老纳粹继续留任。 为什么这样？因为战后不可能突然找到一拨新的人承担这种责任。就连德国的联邦大法官和各个州的法官，也几乎都是由原来的纳粹继续在战后担任这个职务，他们会对那些纳粹当中的大罪犯做出正确的裁决吗？ 之后发生了一个丑闻，也是《科里尼案件》这个故事的内核。一个在纳粹时期司法部工作的人，战争结束之后仍然在司法部任要职。他瞒天过海，骗过所有议员，只是修改了一条特别不引人注目的小法律条文，它其实暗中保护了很多纳粹的大战犯、大犯罪分子逃脱法律惩罚。 大家可能没听说过这个说法，纳粹在战争中犯下的罪行叫“第一罪恶”，在战后通过司法丑闻这个错误犯下的罪行，在德国有一个公共名词叫“第二罪恶”。在司法界大家都知道，随着岁月的流逝，职位被更新换代。直到不久前，新一代的律师和法官才真正澄清这个错误，但很多大的纳粹罪犯都已经死了。 当《科里尼案件》作为小说出版之后，德国的司法部又重新成立了一个历史调查委员会，重新审定战后发生的这件丑闻，现在有了一些新的积极的进展。 问：《科里尼案件》里描写的最核心的那部分是什么？ 席拉赫：我通过文学来寻找真理。作品有两个概念，一个是真理，一个是所谓的真相。我一直都在寻找什么是真理，什么是我们认为的真相。当我用文学努力把它表达出来的时候，这就留给读者自己来决定。 问：您的作品中没有明确的“好人”或者“坏人”，您怎样看待人性？ 席拉赫：我当了25年的辩护律师和10年作家之后，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所有人，包括你和我，没有一个人是纯善，也没有一个人是纯恶，每个人都是一个混合体。纯善的人、纯恶的人只有在《功夫熊猫》或者其他漫画里能够找到。 问：科里尼先是寻求法律的诉讼，但是发现法律不是站在他这一边，他只好自己复仇。您怎么来看待这种选择？ 席拉赫：这的确是人类史上一个非常有共性的困境，这个困境用一句话来描述，就是我们要遵守那种没有公正性的法律吗？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已经有一个历史上最著名的例子，苏格拉底就是被一个非常不公正的法律判处死刑，他的朋友们说这完全是错误的判决，我们已经为你打开了牢门，你可以逃走。苏格拉底拒绝了，他说我一定不会做这件事情，即使法律的判决是错的，它也是这个国家现在的法律，如果每个人都违反国家的法律，每个人自己宣判这个国家的法律无效，就是对这个国家的背叛。 问：您当了25年的刑事辩护律师，后来为什么开始写作？ 席拉赫：我13岁时写了第一个剧本，讲一个男孩子想成为皇家击剑手的故事，只是为了实现男孩子的梦想。13岁的小男孩就已经有当作家的梦，但所有人都劝说不要这样，因为这以后你会变成乞丐，会住在潮湿的地下室里得肺炎。所以我泄了气，我当时不是一个勇敢的男孩子。 如果不想得肺炎，也不想挨饿，那干吗呢？毕竟我的家族数百年里不停地出律师，这也是一种谋生手段。很多作家会告诉你们一个神话，说他们在发生天灾、人祸、飞机坠毁，出现这么多生命奇迹之后决定写一本书。我成为作家完全是另外一个原因，我总是失眠，夜里睡不着，就开始写作。 问：法律界的人士写小说是德国的传统吗？ 席拉赫：这还真的是一个德国的传统，在德国历史上有很多法律界出身的人后来成了著名作家，对中国读者来说最著名的有两位，一是歌德，二是当代的施林克，《朗读者》的作者。 施林克是我的法学教授，我当时在波恩就读法律，上过他的课。特别有意思的是，我们两个人不仅是师生关系，施林克教授也是我的父辈。在《朗读者》当中，施林克写的是纳粹时期的故事，可能大家读过这本书或者看过电影，它已经是世界名著。我作为他的下一辈，在《科里尼案件》写的是战后的年轻人对战争的反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