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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是一个不长也不短的时间，如何认识、评价这40年的中国文学，作家如何表达这40年里人的生活处境，是一个既复杂又现实的问题。但在今天的文学研究的谱系里，最迫近、最当下的经验往往最复杂、最难书写，也最不值钱。小说、影视界重历史题材过于重现实题材，学术界也重古典过于重当代。厚古薄今的学术传统一直都在。也不奇怪，当下的经验芜杂、庞大，未经时间淘洗，对它的书写，多数是不会留下痕迹的。 但我觉得，以下几点值得强调。 一、写作要有当代意识。真正有价值的写作，无论是取何种题材，都必须思考“现在”。没有人有权利蔑视“现在”。持守这个立场，就是一个作家的担当。波德莱尔曾经把能够描绘现代生活的画家称之为英雄。确实，没有对当下、瞬间、此时、偶然的敏感，所谓的永恒，可能就是空洞的。所以，好的作家都是直面和思考“现在”的，当然也包括好的批评家、学者，同样有一个如何思考“现在”的问题。当年胡适说自己的思想受赫胥黎和杜威影响最大，赫胥黎教他怎样怀疑，杜威则教他“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我想，正是这“顾到当前”的现实感，使胡适成了那个时期中国思想界一个敏锐的触角。钱穆说晚清以来中国文化的衰败，很大原因在于文化成了纸上的文化；而春秋战国时期，能迎来思想的黄金时代，得益于那时的思想有巨大的“现实感”，而不仅流于回忆和空谈。 切近现实问题，切近当下，永远是新思想和新艺术的源泉。就此而言，作家急需重塑现实感，甚至建立起一种“现在”本体论，以通过思考“现在”来展示自己的写作态度。 一个对“现在”没有态度的作家，很难赢得世人的尊重。而身处“现在”，如何才能处理好如此迫近、芜杂的当下经验，最为考验一个作家的写作能力。尽管人的主体性可能得用一生来建构，人是什么，只有他所经历的事、走过的路才能说清楚。但文学作为时间的艺术，正是因为意识到了“现在”的绵延之于一个人的重要意义，人类才得以更好地理解在历史的某个特定时刻自己是什么。福柯说：“或许，一切哲学问题中最确定无疑的是现时代的问题，是此时此刻我们是什么的问题。”文学也是如此。不少人都已经意识到，今日的文学略显苍老，尤其是新起的网络文学，虽然是在新的介质上写作，但很多作家在骨子里的观念却是陈旧的，甚至是暮气重重的，说白了，其实就是少了一点少年意识、青年意识，少了一点反抗精神和创造精神。五四前后的先贤之所以精神勃发，就在于梁启超、陈独秀、鲁迅、胡适、郭沫若等人，内心都充满着对青春中国的召唤，他们当年反复思考的正是今天的我们是什么、中国是什么的问题。今天的作家要处理好这么复杂、丰富的当下经验（对于历史的长河而言，40年也不过就是当下、就是现在），更要有一种当代意识，有一种直面“现在”的勇气。 二、写作是对时间的重新理解。从时间的意义上说，这40年的中国经验作为一个重要的写作主题，不仅是历时性的不是一种经验死去，另外一种经验生长出来，而有可能是几种完全不同的经验叠加在一起、并置在一起。认识到这些经验的复杂构成，生活才会有纵深感，文学的书写才不会表面化、浅薄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