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振又要出书了，约我写几句话。 写好一个人，很难。虽然说起来很熟，交往时间也算长，但是真要形成文字，却不容易。对一个人的印象，如果观者留心，一次见面就可以留下不少可说的。但是，交往时间长了，反而没得可说了。倒不是熟视无睹，而是时间长了，觉得那个人就该是那个样子，于是就有点不知说什么好的感觉。对高振的印象，就属于后者。 我认识高振很早了，屈指掐算已有49个年头。那时我在朱隆中学（即现在的罗西）教书，他的姐姐是我那个班的学生，父母则在贾庄联中，是我的同行。他父亲高老师是个热情而开朗的人，有时会约伙着一些青年教师到那里玩（贾庄离朱隆中学很近），我偶尔也会成为座上客。那时高振还是个小孩子，不过，到了上初中的时候，他就热爱文学，还冒着绵绵秋雨，跑到中学找我求索《朱隆中学作文选》，那期文选，有吴国光的《长跑第一名》和高芹的《秋登涧头山》，这应该是1973年秋天的事情。后来，文化局举办文学培训班，他邀请我讲课；创办《洗砚池》《沂蒙山》也约请我写稿。从文化局到文联，他风风火火地开展文学工作，把临沂的文学闹腾的风生水起。再后来，他到北京读书，在作协帮着做一些事情，彼此有些交集，他策划组织了由邓友梅、李存葆、张炯等20余名作家参加的中国作家“看大唐”采风团，我们北上内蒙古的托克托，南下广西龙滩水电站；我夫人陈晓帆也应邀参加了“相约江北水城”的采风。高振的有些朋友如周明、雷抒雁、阎刚、何西来、张胜友等都是我的前辈或学兄，这些人的为文、处事、交友也影响着、甚至也规范着他这个“文学活动家”的行为；以临沂为根据地，北京为平台，辐射全国。每每举办文学活动，他对我这个“老师”也高看一眼，关照有加。那个时期，高振活跃在京城的文学圈子里，但所依托的根基似乎还在老家，其从未放下的工作也是临沂市作协的一摊子。 写“印象高振”，作协办公室的人员，用微信发给我一份高振的简介，职位名头一大堆，对写作此文基本没什么用处。但这些名头只能说明高振的一个方面，即这人一直在努力，经历丰富，颇为成功（当代意义上的）。他下过乡，做过工，当过兵，上过大学（军艺），写过很多作品（其中不乏得奖的），编辑不少文学书报刊，策划组织一些重大文学活动，也担任过文学艺术界的许多职务。 高振的性格特点，不在这里。 高振的优点，首先是有充沛的工作热情，写作也好，做事也好，总是热情洋溢。从临沂到北京，两头照顾，这里那里的跑，我都替他觉得累。光是临沂作协这份工作就够劳烦的了，又加上北京一些事，真够忙的。基层作协，既没有编制也没有确定的财政支持，办好已属不易。办事就得花钱，钱从哪里来？即使有了钱，也还得人来做，哪里去找人？这件事如果放给我，我会愁死。但高振居然做了三十多年，而且做得有声有色，不得不佩服他的坚持、能力和热情。高振做事很投入，能跑也能说，见什么人都不打怵，上至京城的作协官员，下到山乡崮村的农民作家，都感觉他文心如火，好像有用不完的精力。他的人生成就，与此有关。 高振的成就不只写作，更重要的，是他为临沂的文学发展作出了很多贡献。俗话说：作协的生命力在于活动，凝聚力在于服务。我们临沂有1300多万人，相对而言，作家基数大，高振把很多热心文学创作的，团结在市作协的平台上，可作协是“三无”单位，“主席”就成了苦差。迎来送往，上下“联络”“协调”，鼓励作家深扎基层，厚积薄发；弘扬沂蒙精神，讲述临沂故事，用心用情用功抒写大美临沂，生动塑造沂蒙新人形象，努力推进文学创作从“高原”迈向“高峰”；为此，他“跪式伺候”这些草根作家，介绍他们入省作协、中国作协；推荐签约作家、扶持作品、深入生活以及参加省作协的高研班学习；为他们的作品发表、出版、评奖而纵横奔波；有时还要给弱势的农村文学爱好者找工作，给大龄青年作家介绍对象；帮扶下岗贫困的作家，关注这些人的创作，甚至于生活上的困难；逢年过节看望、慰问老作家、病残作家；那些七七八八的繁忙“文事”，使得他整天奔走在蒙山沂水间，长年累月地超负荷“忙活”。说实话，这些“活动”，凭着良心和道义，就是累死也干不完。但只要尽心尽责，还真得把“作协”当自己的日子过。临沂的作家也好像习惯了，不管有什么事都“找高振！”这些“麻烦”，即营造了一个“作家之家”的和谐氛围，也塑造了一个为文而生，向文而长的高振。说实在的，作家这个群体是很难照应的，因为每个人都强调自己的个性、兴趣，对人对事对写作风格也是各有所好，谁都无法满足所有人的想法。管严了不行，不管也不行，到底什么是个合适，不好把握。高振在市作协的位子上这么长时间，应当说，主要还是因为他接地气，有为大家服务的热心肠，且善解人意，每次活动他都要首先感谢大家！还时不时地批评自己：热情不周到，周到不细致，细致不到位。这是他的一大优点。 第三个长处，是高振的办事能力。文学圈里的人大都自视甚高，但缺少操作能力，遇到一件事，说得天花乱坠，实际做起来就不行了。高振既有想法，也能将想法实现，这一点真得为他点赞。几年前就听说他要搞一个临沂文学大系，二十几卷，一千三百多万字，囊括古今，包罗万象，我当时觉得此事悬乎——怎么选作家作品啊，得多大的劳动量啊，他以一己之力编篡了20年，这20年是怎么坚持的，到哪里找经费啊等等。如今这件事竟搞成了，真不知他是怎么操作的；足见其脚力、眼力、脑力、笔力超乎常人。有一次我和临沂大学文学院的徐玉如教授谈及此事，他说在选题、编辑、组织出版方面，高振付出了很大的心血；特别是这些年的编篡经费，都是高振自己掏腰包。一个人倾其精力、学力、智力、财力，完成一件个体不可能完成的课题，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其它，诸如每年都要举办多次临沂作家作品讨论会，新书发布会，迎春座谈会，组织作家采风交流，邀请外市作家走进临沂等等都和高振的辛苦操劳分不开。 这就不得不说到经营。当官的经营官场，经商的经营市场，都不容易，而文场最难伺候，因此需要经营。文化人自命不凡的很多，真会做事的少之又少。高振有广泛的人脉，这是他多年经营的成果。他的手机联系人有7000多人，微信也有3000多人，我的微信还不到200人。而且，他对大部分人都有清晰的认知和记忆，遇事能找到他们，且能一见如故，这是本事，这就是高振的大胸怀、大格局、大文学。文场清高，但社会上的事情离了钱还是不行，高振在这方面有长处。一个活动确立后，高振就能策划找到组织实施的办法；有时，他自己先掏钱启动，然后东凑西拼，就把事情做起来了。我这么说，好像很容易，具体办事可能不那么顺心，找人支持文学活动得把面子搁一边吧，得把动机理由描述充分吧，得将看不见摸不着的社会文化效益、精神文明建设说明白吧，这些都不易做到，但高振做得很好，这个“好”，不是一家之言，而是广大作家的共同心声。 一个人能有这么多优点，就很好了。而且高振的这些优点，切切实实地优化了37年的临沂文学生态；就这，值得我嘉许。 高振的作品，我看得少，相信自有更好的评论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