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可以为一个无名的青年诗人设宴款待，在群英荟萃中极力推荐，毫不吝啬流露他的欣赏之情。”“80后”作家曹永这样评价李寂荡。 在属于李寂荡的谈资库里，杂志、文学、诗人是几个关键词。杂志《山花》，一本在中国文学界享有很高知名度的文学杂志。李寂荡是主编。 很多年来，《山花》在我心里是一个谜。这本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非常有质感且是以先锋性著称的杂志，她的背后有一个怎样的团队？当李寂荡答应接受采访时，我有些小激动。 而当我来到位于贵阳市中华北路贵州省作家协会大楼13楼的《山花》办公地时，我既有些失落也心生敬意。3间陈旧的办公室，11人的团队，硬是把这本杂志办成了业界标杆。 李寂荡的长相、衣着、动作，给人的感觉特别厚实，就像邻家的一位大哥。这让我很难想象知名作家来稿，有时又被退回，《山花》编辑还毫不客气发出退稿短信的画面。  采访开始，李寂荡坐在办公桌前，时而翻看采访提纲，时而俯仰，说起话来慢条斯理，很是随和，怎么看都感觉不像是“先锋文学杂志”的主编。 但恰恰是这位温文尔雅的主编，让《山花》在他掌舵下，傲然挺立，吐露芬芳。 2016年，《山花》设立并颁发“山花文学奖”。“这是具有标志性的事情，提升了刊物的品牌影响力，也增加了刊物对作者的凝聚力。”李寂荡担纲主编这些年，恰恰是《山花》最困难的时期。他实行的双稿酬制度，在期刊界产生很大影响；他推行的双年奖，让《山花》赢得了更多的口碑。 龙源期刊网资料显示，《山花》海外网络点击率在社科类期刊中排名前10位，在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维普资讯、华艺CEPS、博看网等，《山花》也保持较高的点击率。  培养本土文学人才，李寂荡认为是责任之举。《山花》与《小说选刊》联手打造的“山花写作训练营”，至今已推出一批有潜力的青年作者，一些作者通过训练营这个平台，频频在全国多家文学杂志发表作品。“文学事业必须是人才辈出，才会有繁荣的局面。”李寂荡说。 贵州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贵州民族大学教授杜国景评价称：李寂荡担任主编这些年，若没有数十年执着的追求和坚守，不要说贵州文学，就是中国当代文学这个大花园，或许也要苍白许多。 “更多的人是知道李寂荡，不知道李大勇吧？”我问。 “本名太不具有文艺性，但是父母取的，不好更改。”他笑着说。 李寂荡并没有解读笔名的寓意，但在被人们普遍视文学已经边缘化的当下，我似乎能感受到那种“在寂寞中闯荡”的况味，同时还觉得有“激荡”之开拓意义。 “有边缘化的倾向，但她至少证明文学曾经位于文化的中心。”李寂荡认为，文学作品虽已由大众阅读变为小众阅读，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与社会是脱节的，“每一个人其实都生活在文学之中，比如很多影视作品，就来自文学作品改编。文学表面边缘化，但仿佛又位于中心。书刊是文学作品的主要载体，当下，一本文学杂志的价值不在于经济效益，而是在于出作品、出人才。” 有学者感慨：《山花》是贵州文学界的骄傲。不少读者也给《山花》的编辑反馈，杂志办得非常精致。“骄傲与精致的背后是什么？”李寂荡笑着摇摇头，答道：“那是不为人知的辛苦付出。” 圈内人的都知道，《山花》选稿标准非常严格，可以说是不近人情。正是建立了一套严格的审稿体系，《山花》才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独特品质。  惯性不允许停步，这一坚持，就是那么多年。李寂荡有过孤独，但更多的是来自各个方面的关怀给予他的助力之感。 谈话中，我总觉得李寂荡过于专注于他主编的这份杂志，甚至有些用力过度，职业与作家，两端并不平衡。 翻开他赠予我的诗集《直了集》，后记里这样写道：“我写得太少了，一年可能就几首诗。我的时间和精力大部分都耗在杂志上。”这是他的大实话。自担任主编以来，用贵阳话说，他就没好好“整”过文字。 除了谈工作，还是工作，我力图捕捉到李寂荡的生活化的一面，太难。  “家乡对你的文学创作有什么影响？”我试着探寻他的生活，可说着说着，话题又转到了办刊上。 “《山花》一直反对陈旧的、言之无物的、矫情的写作，我们推崇具有生命向度、审美向度的作品。”李寂荡用3个词概括《山花》的特点——先锋、朝气、锐气。 “余华说音乐影响了他的写作。你听音乐吗？”我问。 “原来听，但更喜欢作画。”眼看话题就要转到生活上，但他话锋一转，说：“作画对创作还是有影响。美术强调形象思维，写诗画面感也重要，诗歌表达主要是靠画面完成的，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嘛，通过呈现画面，让人们去感悟自然和生命……”话题最终还是没有离开杂志与文学。 李寂荡说起诗歌来滔滔不绝，从中国古代诗歌到博尔赫斯、叶芝的诗，很多篇章都能随口就来。 采访结束，李寂荡通过微信发给我几张他不同时期的照片，从少年、青年到中年，面貌、体态上都有较大变化，但神采依旧，年轻活泛，如果要说最大的变化，那就是多了一份深邃。 回家途中，我翻看着《直了集》中的诗歌。那首《北碚》描写了他乘火车路过大学就读地北碚的经历：“我凭窗远眺，目光/却被山脉挡住。我想看见/缙云山顶，奔腾的江流/以及青瓦黄碧的杏园/看见过往岁月的一丝蛛丝马迹/但都被遮挡在这列小小的山脉的另一面/就像一段时光的另一面。”  这些照片与这首诗，倒真像极了李寂荡与这本杂志的感觉。 是的，美好岁月都献给了喜欢的事业，人未老，《山花》也依旧绚丽。 对李寂荡而言，他的笔名含义也许是可以修正、可以再定义的。 或许像他早年的诗中所写：“这些沉默的花朵呵/寂寞中喧响的漩涡/搅碎我千百次的沉睡/并且令我持续下坠。”或许也像后来诗中所写：“雪的哨音飞舞着岑寂/迷惘铺天盖地。”  27°黔地标：当前社会环境和传播手段发生了很大变化，《山花》杂志也好，文学本身也好，如何面对这些变化？ 李寂荡：文学作品要尽可能地去影响社会，只有更多的人阅读，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和更大的价值。我们除了维护好传统的杂志平台，也主动借助新媒体推广文学。《山花》开设了微信公众号，累计关注人数有1万多；同时，《山花》在尝试举办写作训练营，培训写作人才。文学不能故步自封、孤芳自赏，我们要借助这些平台，主动向社会推荐文学作品。 27°黔地标：时代在不断发展进步，这些年《山花》发表的文学作品，从题材、写作各方面来看，有没有新的变化？ 李寂荡：时代的变化，会带来文学的变化。比如上世纪90年代的先锋文学，现在已经向所谓的“现实主义”回归。《山花》比较强调先锋，但是文学也要求新求变。《山花》仍然是中国先锋文学、文体实验的一个重镇，我们倡导写作上敢做敢想、敢为人先。 27°黔地标：《山花》走到今天，形成了一种怎样的风格？ 李寂荡：《山花》是一份个性和棱角都十分鲜明的杂志，这也算是《山花》的风格吧。在文学作品选择上，《山花》一直强调两个向度，一个是生命的向度，一个是审美的向度。有这两个向度，我们认为作品就具有很强的文学性。 27°黔地标：作为一本面向全国发行的杂志，《山花》有没有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性？ 李寂荡：《山花》1993年改版，跃升为全国性的文学刊物，其实要做的就是打破地域性，在文学作品上不受地域限制，不强化地域特色。文学作品最重要的品质是文学性，但地域性是一个作家实现文学性的一个方面，也是取得个性的重要方面。写作中需要强调地域性，但是从办刊而言反而要打破地域性。《山花》必须处理好面向全国办刊与兼顾贵州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我们对贵州的文学作品是高度重视的，对贵州本土作家是能扶持尽量扶持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