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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这位英国女作家的小说让人欲罢不能?

http://www.newdu.com 2019-02-25 文化艺术报社 王安忆 参加讨论

    2013年夏,去温彻斯特,小城标志性景点当是大教堂。从旅游手册看,始建于648年盎格鲁·撒克逊王朝时代,1079至1404三百年间,拓展与扩修,成为英国纵向最深的教堂,即是今日我们所目睹。可见出岁月安稳,世事静好,另方面呢,鲜有大的事件发生,著名的记载大约就是女作家简·奥斯汀,在此教区终年,教堂长廊北侧有墓碑铭刻。正厅一隅,设有女作家的生平展览,四十二岁,惊鸿一瞥的生命,全化作文字,留在虚构里了,现实的人事相当有限,所以,展览是简单的。之外,还有电影《达·芬奇密码》,采景于此,也纳入大教堂的历史。讲坛两边的高座,印有各式图样的家徽,显然是望族的专座。底下,左翼一区,以栅栏隔离,妇女的座席。看起来,阶层应在中等,即不显要,亦非讲坛面对的平民教众。栅栏上镶有木牌,说明文字中特别有一行,写道,席中有一位女作家,姓名CHARLOTTE YONGE,“夏绿蒂”,和《简·爱》作者同名,后面的姓却少见,不知何处来历。介绍于中国的女作家有长长一列名单,找不到这个名字,这是可以预见的,对于别国的了解多是从主流出发,而派生出的枝蔓无穷无尽,也许永远进入不了文学史。却也见得,英国女性写作者遍布四处,并且受世人瞩目。
    从这一位归属的座席推测,大约和简·奥斯丁,以及勃朗特姐妹同等出身,不像小市民女儿自谋生计,也不同上等人家进社交圈。她们住在僻静的乡村,菲薄的财产不足以提供嫁妆,婚姻的机会几近于无,可以想见的未来就是寄居长兄的家庭,他们是法定的继承人。英国小说里,常常有一个“姑妈”,多就是命运的写照吧!写作,大约好比女红一样,打发闺阁里的光阴,后者多少为贴补家用,前者就说不准了,但别有一番乐趣。遣词造句的机智,为身边人肖像的淘气,还有,自由想象人生——那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她们受过一定的教育,再怎样清寒的宅子,也会有一个图书室。这是“乡下人”和“城里人”的区别,英国的“乡下人”几乎和庄园主差不多的概念,是有渊源的,不像“城里人”,赤条条来去无牵挂。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尼罗河惨案》里的赛蒙,就是一个“乡下人”,家道中落之后来到伦敦,做一个白领,“他喜欢乡下,喜欢乡下的东西”,于是设计出一桩世界著名的谋杀案。乡下的老房子里,积存着一代接一代留下的旧家具,旧银器,祖先的画像,信札,书籍……春闺中的女儿最热衷的,兴许就是小说。就像绣活的花样,小说为想象提供摹本。
    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里,伊莎贝拉跟希克厉私奔,仿佛从莎士比亚《驯悍记》截取,彼特鲁乔将新娘凯瑟丽娜带回家中的一幕;一百年之后,达芬妮·杜穆里埃《牙买加客栈》,孤女投奔姨母,入住的夜晚,且又场景再现。阴森老宅,空中足音,藏匿往事,大约是浪漫小说的基本元素。18世纪的安·拉德克利夫夫人,被称作哥特小说代表,我仅只读过她两部小说,《奥多芙的神秘》和《意大利人》,都有着行旅的模式,《意大利人》里,侯爵的独生子文森廷·维瓦迪携仆人波罗追寻爱人,令人想起西班牙的堂吉诃德与侍从桑丘出行,是来自更大版图的叙事传统,中世纪西欧的骑士文学。
    欧洲的历史,大约有些像中国春秋战国时代,无数诸侯小国,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于是,文明交汇贯通。在哥特式的建筑底下,出身贫寒却自尊的女教师最终克制豪门姻缘,应是简·奥斯丁的遗产——《傲慢与偏见》,男主与女主总是以对峙开头,唇枪舌剑,互不相让,然后,化干戈为玉帛。惟《呼啸山庄》例外,人物的性格命运超出社会现实,交给自然裁决。弗吉尼亚·伍尔夫将《简·爱》和《呼啸山庄》作比,以为姐姐只是普世男女关系,妹妹则是天地人的较量,这一诠释或许意味着,小说的世俗人格将分离出蹊径,通往现代主义。总之,无论出自何种原委,叙事活动在英格兰分外盛行,写和听都热情洋溢,女性且占相当比例,不只是数量,更在于气质。
    在女作家长长的榜单中,有一位维多利亚·荷特,1906生,1993卒,和1890出世1976逝世的阿加莎·克里斯蒂堪称同时代。从写作量计,荷特并不逊于克里斯蒂,盛年时期的名望也有得一比,我却后知后觉,直到新近住校香港中文大学,方才在图书馆架上看见台北皇冠八十年代出品的文丛,每本书都溃决成散页,就知道有多少手翻过。第一本所读《千灯屋》,书名就有绮丽的色彩,照例是孤女,照例是大宅子,莫测的主人,诡异的迹象,真假难辨,扑朔迷离,但情节走出英伦本土,去到香港,那里才是梦牵魂绕的千灯屋。荷特的故事有一半在异国他乡继续,或者澳洲,或者亚洲,南太平洋,显现海外殖民地迅速扩张。作者生逢维多利亚女皇登基年间,就是克里斯蒂的那位马普尔小姐嘴上时不时念叨的黄金时代。
    又有一位达芬妮·杜穆里埃,生卒年为1907和1989,与维多利亚·荷特同样,近乎贯穿20世纪首尾——何其灿烂,她的小说《吕贝卡》改编的电影《蝴蝶梦》,风靡中国自上世纪40年代和思想解禁的80年代。《吕贝卡》的大宅子曼陀丽庄园,最后一把火烧尽,堪称先兆,预示浪漫史摆脱窠臼,于女性写作者来说,则意味走出闺阁,获取更大的精神自由。然而,故事元素的改变和更新,并未解体这一种小说的模型,相反,结构更趋完整坚固。那是因为,这模型从发生到发展,就服从于叙述的时间的特性。E.M.福斯特1927年的讲稿集《小说面面观》,对小说的定义就是“故事”,一个英国小说家兼评论家,对本土小说具有发言权。福斯特,一位男作家,强调故事的迫切性,举例却是一位女性,《一千零一夜》的山鲁佐德,或可说明女性比较男性更对故事着迷。故事对生活的模拟度,让想象变得真实可信,而女性大多对日常具体的事物有兴趣。
    曾经有一回,从曼彻斯特火车站出发,步入乡间,沿运河快走。沿途大片农田,种的大约是牧草,间隔有房屋和粮仓,都有年头了,门窗紧闭,马厩空悬着缰绳,地面石板缝里长着青苔。行至五公里处,来到一个极小的街镇,名LYMM,规模大约中国计划经济年代人民公社的所在地,形制则很完整。从圆心辐射一周店铺,餐馆、酒廊、邮局,及教堂,流连忘返的多是本地人,享受着上帝指定休憩的星期日。阿加莎·克里斯蒂的马普尔小姐居住的“圣玛丽米德村就是这样,那时候,房子里住着人,自发各种联谊活动,马普尔小姐的客厅里,召集了“星期二晚间俱乐部”,宾客们轮流讲述一件奇闻逸事。有时候,“俱乐部”移到村落里最古老的戈辛顿宅,那可是座“凶宅”,发生过两起凶杀案……
    朱虹先生所著《英国小说的黄金时代》,描绘“维多利亚时代是个读小说的时代”,继而解释成因:“当时城市迅速发展,大众的文化水平普遍提高,印刷术革新,出版费降低,图书馆遍布城镇……总之,条件成熟,大众都要读小说。”维多利亚女王即位时期在中国是光绪二年至民国二十七年,两地情形颇有些相似,范烟桥《民国旧派小说史略》,写道:“这种小说在民国初年的一段时期,呈现了极其繁荣的景象”。“这种小说”,即指的是“旧派小说”,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称之“鸳鸯蝴蝶派”——《吕贝卡》电影的中国译名《蝴蝶梦》不定就来自于此。文章分析原因,其中:“印刷事业、交通事业日渐发达,发行网不断扩大,出版商易于维持,书肆如雨后春笋”,这背景与英国极为相似;还有,“社会舒缓对小说看法改变了,对小说作者的看法也有改变”却是中国国情,小说与士大夫清品相违,属市井小民喜好,社会开放了偏狭观念,“大众的文化水平普遍提高”。其实正是民主与平权的果实,可惜被启蒙的激进政治遮蔽,只能在新文学运动的声讨中自生自灭。范烟桥先生总结中最后一条犹有意味,即是“翻译小说的兴起”。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五口开埠通商,英租界划定,侨民入境,英国小说应运而进,尤其“旧派小说的集中地”上海。我觉得张爱玲是喜欢简·奥斯汀的,也听说宗璞先生的当年毕业论文做的是哈代。前者自称钟情鸳鸯蝴蝶派,事实上,鸳鸯蝴蝶并不能满足她的人生价值,还是要取西方科学进步的养料,在《谈读书》一文中,说到“三底门答尔”SENTIMENTAL一词,可供管窥;后者为学院派小说家,属弗吉尼亚·伍尔夫一路,趋向现代主义。看起来,千条江河归大海,终是以严肃纯文学纳入主流。反观回溯,旧派小说悄声退场,也许,中断了另一路的叙事实验。阅读中的享乐主义,被严肃的思想使命取缔,我们至今未形成类型小说的范式,是否与此有关?
    E.M.福斯特评论达芙妮·杜穆里埃,认为英国的小说家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像她,“打破通俗小说和纯文学的界限”,这个褒奖意味着在他们的时代,即二十世纪上中期,叙事活动已经明确分野,并将越行越远,直至隔断。“通俗小说”,英国人称CHEAP NOVEL,直译应为低俗小说,逐出知识分子评价体系。我记得渡边淳一《失乐园》当红之际,日本的作家都否认曾经读过,《廊桥遗梦》的中文译者隐匿真名实姓。与此同时,“纯文学”则离弃故事的原始要素,愉悦身心,就是那位古老的讲述人,山鲁佐德赖以维系生命的基本原则。
    和所有的现代性差不多,音乐难以入耳,绘画不堪入目,小说呢,艰涩阻滞,都是向感官趋利避害的本能挑战。多少也是观念过剩,反过来加剧材料匮乏,捉襟见肘,艺术在向第二手,甚至第三第四手生活榨取资源。事情走过周期,即开始下一轮,类似中国人所说,“柳暗花明又一村”,绰约中,英国故事又浮出水面。
    “世纪文景”新近译介萨拉·沃特斯小说,维多利亚三部曲的《轻舔丝绒》《灵契》《指匠》,以及《守夜》《小小陌生人》《房客》,总共六本。关于这位萨拉·沃特斯,讯息有限,出生1966,和1976去世的阿加莎·克里斯蒂首尾衔接10年,卒于1989年的达芬妮·杜穆里埃交集23年,维多利亚·荷特则有27年同时间。资料还显示她是威尔士人,威尔士远离英伦中心伦敦,偏于西南一隅,山地崎岖,交通阻隔,一方面保持本土传统,另方面,不免耳目闭塞。在我狭隘的经验里,似乎没有接触到著名的文学人物。手边有一本瞿世镜先生主编,1998年出版的《当代英国小说》,“威尔士作家”一节,列出名字寥寥可数,有两位女作家,凯特·罗伯茨和艾丽斯·埃利斯,当是萨拉·沃特斯的前辈乡党。除去出生时间地点,又有几项荣誉记录,有趣的是末一句:“文学评论界称其为‘当今活着的英语作家中最会讲故事的作家’。 ”听起来,仿佛“会讲故事”人都已经死亡,这是硕果仅存的一个。
    萨拉·沃特斯的小说果然好看,如今很少让人欲罢不能的阅读了。畅销如丹·布朗,故事从现实逻辑脱轨,超出共识和共情,更接近游戏,就像哈利·波特的魔法学校,远不能提供人生想象。小说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兴隆,以及在中国近代城市上海迅速流行,覆盖生活的空余,皆因为市民阶层壮大上升,小市民是小说读者的主流人群,决定了小说的市井性格。莎士比亚的戏剧多是将宫廷生活俗世化,《李尔王》可变身在任何时代的遗产分割继承案;《哈姆雷特》倘不是被哲学化和经史化,也是家庭伦理故事;《奥赛罗》更常见于人生常态,借张爱玲讲唐明皇杨贵妃的话,可上得“本埠新闻”。伦敦莎士比亚球形剧场,多半是模拟集市里的大篷车,和老北京天桥大约差不多。再往前推二百年,杰弗里·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朝圣途中,同修者一一聚合,依序社会阶层,“骑士”率先,接着“随从”“跟班”“修道院女院长”,之后“商人”“学者”“律师”“小地主”,然后一伙“颇有资产的自由民”:“服装商”“木匠”“织工”“染坊主”“织毯工”,再是凭技能吃饭的“厨师”“水手”“医生”,还有一个“帕瑟妇人”——妇人仪态端方,见识广大,情史丰富,织造手艺名传比利时法国西班牙,这一行很是文艺复兴啊!太阳西下的时刻,走进客栈,如何消磨漫漫长夜?轮流讲故事,不论贫富尊贵,一律以抽签决定先后。来自四面八方的朝圣的人,各有道听途说,和我们的《聊斋》不同,蒲松龄收集的是乡野传奇,乔叟则坊间八卦,记叙磨坊主故事的时候,专门解释:“如果他讲得很粗鄙,又下流,我也只有复述得很粗鄙很下流”。轮到乔叟自己,很道学地诵读一首长诗,却被旅店主人打断:“你难道看不出来,我们所有人都因为这首诗看到难过吗?它是那么荒唐,又那么无聊!”要求直接讲故事。修道士的宫殿悲剧也被骑士打断:“要我说,倒不如来点快乐的,比如什么人一夜发了迹,终生有儿有女很兴旺,或者什么国王本是一个大无赖,最后在神的感召下却成了人民的英雄。”于是,修女院教士讲了他的故事——《公鸡羌梯克力利和母鸡佩特外传》……所有渎神的犯上的轻浮玩笑权讲述完了,教区主管来了一篇关于忏悔的说教,作为最后的故事,其实呢,是将人间的俗事列一张清单。乔叟的告辞语道:“请主宽恕我这种狂妄和不自量力”,为伤风败俗作告解,态度却是戏谑的,就像大篷车表演间隙中串场小丑的插科打诨。大概这就是故事的原始性,复制日常的人和事。
    萨拉·沃特斯的小说就好看在这里,没有超自然的成分,遵循现实逻辑,但又不是普遍的现实,而是个别的,特殊的,期待中的,文学史上归于“浪漫史”那一派的现实。一些古老的因素,潜伏在二十一世纪新故事里,呼应着曾经以往的阅读经验,仿佛基因编码,在生命起始之初,已经决定形态。浪漫史可说是阅读的第一发生,带有感官欲念,就像旅店主人请求乔叟想出一个更好的故事“取悦”大家,也是E.W.福斯特所形容,山鲁佐德命悬一线的“这个职业的危险性”,它必控制听众的身体,不是曾经盛行一时的“身体写作”的物质“身体”,恰恰相反,是以非物质对物质。
    隐藏在我们身体里的听故事的遗传,处在蛰伏状态,一旦遇到时机,便活跃起来。打开萨拉·沃特斯的小说,时不时地,好比故旧,又仿佛知遇,迎面走来。不是说情节,而是语境,也就是类型。离群索居的大宅子在萨拉·沃特斯小说里浮出水面,前提是时间推远,《小小陌生人》中,故事从一次大战之后起因,展开二次大战结束;《指匠》没有点出具体年代,从开篇两个姑娘去圣·乔治大剧场看《雾都孤儿》推算,总是不出上世纪40年代,戏剧根据改变的狄更斯小说《奥立弗·退斯特》发表于1938年,宽限传播与上演的时间,就是二次大战前后,维多利亚黄金时代的遗绪,大宅子多是凋敝,人丁衰微,家道不振;《房客》大约也是同样时期,摄政时期建筑风格的豪宅,已经窘迫到招租房客,入住且是现代人物,出身市井的人寿保险评估人;《轻舔丝绒》,伦敦圣约翰伍德广场中心的白色别墅,宽敞的前门,高高的玻璃窗,大厅里铺着粉色和黑色的大理石,阶梯如贝壳里的螺纹盘旋上升,墙面的玫瑰红逐步加深——仿佛当代艺术馆,又像高等色情场所,从暴富程度看,大约在20世纪之初;《灵契》的时间最肯定,因是以日记的形式进行,从1873年8月3日开头,凭窗可见水晶宫的灯光,以此为线索,大约在伦敦东南部富人区西德纳姆,是沦落的旧族还是新贵,总之,家中雇佣仆人,但不像石黑一雄《长日留痕》里的那么忠诚,随时跳槽,流动性挺大,无论如何,这家的小姐不必像《房客》中的那一个,亲手操持家务,而是得来空闲,介入慈善事业。这里的女性人物,都也是大龄未嫁,除去嫁妆和社交的原因,更可能是出于某种选择,那就是,异常的性爱倾向。
    性爱倾向是萨拉·沃特斯故事中最鲜明突出的现代特征,它扩容了传统价值体系,同时也提推进情节的生产力。人类讲故事的活动持续如此长久的时间,按爱尔兰文学博物馆前言所说:爱尔兰有六百年讲故事的传统;以《一千零一夜》计,可推至公元8世纪;中国东晋《搜神记》起算,亦有一千六百年;希腊神话则就是公元前,印刷术和传媒业加速吞吐,可说入不敷出。历史走进现代,观念激增,并无开源,反而过度挖掘,消耗倍加。因故事来自生活,生活在本质上是重复的,这一点倒接近类型小说。萨拉·沃特斯的同性爱关系,演绎至终局,还是古老的那句话:“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可说是故事的基本模式,变化的是过程里的内容。
    我们在萨拉·沃特斯《轻舔丝绒》里,看得见狄更斯的《远大前程》的轮廓线,也是离开质朴的乡镇,去到大城市,人海茫茫,处处陷阱,经过沉沦和挣扎,回归真爱。《房客》的有情人处境更为严峻,阶级、伦理、道德、价值观念,信任危机,可说千丘万壑重重隔离,还有一具尸体横亘中间,《吕贝卡》的影子摇曳浮出水面,“幸福生活”就有了现实主义的戚容。《灵契》的收场却是斩截,没有“幸福生活”,而是永失我爱,属浪漫史里伤感剧一派。那美丽的小灵媒,让人想起王尔德《狱中书》的收信人小道格拉斯,轻浮、薄幸、诡计多端,当然,文字里的形象或许不合乎事实,我们就是当作某种类型来谈论的。这一个拆白党故事,是中国旧派小说的主流题材,比如海上说梦人的《歇浦潮》,《灵契》则别开生面。故事安排在1872到1874三年,正是英国兴起超感研究的热潮,蛰伏民间的灵媒顿时暴露光天化日,成为实验的标本,这是维多利亚时代科技进步学术自由的气象。研究活动最终止于实证领域,却收获在文学写作。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1898年出版的《螺丝在拧紧》,两千年后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艾丽斯·门罗,短篇小说《法力》,与《灵契》的结构相似,但角色的位置反过来,灵媒即痴情人,心甘情愿被送入精神病院,驯服接受命运,于是,模式就有了变体,向深刻人性探底,纳入严肃文学领域。
    《灵契》依旧在浪漫史的叙事传统中进行,哥特式古宅换成十九世纪泰晤士河畔米尔班克监狱,占地庞大,高耸的塔楼,迷宫般的内庭——上世纪30年代,英国人建造于上海虹口的提篮桥监狱和远东最大宰牛场,两项叠加,大概可作想象的参照。依稀可见狄更斯的奥立佛·退斯特出生的贫民习艺所。这世界,大大超出了维多利亚女性写作者的活动半径,任职家庭教师或者女伴,几乎是她们走出家门的最远距离了。
    《指匠》里的小偷家族,则是奥立弗·退斯特的社会学校,角色互换的故事核心,又可追溯到民间传说“王子和乞儿”的源头。莎士比亚的《第十二夜》大约也是从这源头派生的,龙凤胎中的妹妹薇奥拉,女扮男装去给男爵当僮儿,仿佛又是《轻舔丝绒》中南茜的前身。出发之后,即分道扬镳,薇奥拉是男儿装束里的女儿身,南茜是女儿身里的男儿心——后现代的“酷儿”主题,提前到前现代遭遇,加剧禁忌的挑战,就像《断背山》的作者,要把故事放在上世纪60年代两个白人羊倌之间。
    萨拉·沃特斯的故事总是发生在旧时代,要在中国,必要归进“怀旧”,事实上,我以为作者的用心并不在此,而在“禁忌”。倘若紧张关系全部舒缓,后现代理论做的就是这个,解构差异,说不准,这就是故事衰微的根本原因!在萨拉·沃特斯选择的时间段,贵族的荣光余晖未尽,资产阶级已经日出东方,按马克思的说法,正孕育着掘墓人无产者——纵观小说发展史,“阶级”可谓情节生产的原动力。贵族和资产者,资产者和无产者,社会级差的系列中,资产阶级显然是冲突的核心,就像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尼罗河惨案》,没落贵族阿勒顿太太——电影删除了这个人物,多半出于明智,自知直观的银幕形象无法体现思想的深刻性,阿勒顿太太提到弗格森先生,社会主义信奉者,俏皮地说了这么一句:“我感到弗格森先生一定是我们的反对资本主义的盟友。”处于上游的矛盾,似乎优雅一些,大约因为渊源长久,衰亡得从容,遗韵缭绕,合乎美学的原则,所谓“败有败象”;而下游的更替多有革命的因素,压迫和被压迫,剥削和被剥削,短刃相接,刺刀见红,那还迟疑什么?但等历史走到下游的下游,阶级社会消弭,对立和解,人类唯有向超人类宣战,于是,哈利波特的魔法学校诞生了,星球大战诞生了,或者折返头,回到侏罗纪,人的故事到了尽头。萨拉·沃特斯只得退回去,退到一百年前,维多利亚时代,也许,那里还有未开发的资源。
    前面说过,《小小陌生人》开端于“我”十岁的年头,百厦庄园正兴旺发达,三十年后,“我”,一个合伙开业的诊所医生,再次走入百厦庄园,却是满目荒凉,处处败迹。这个出场,令人想到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罗杰·艾克罗伊德谋杀案》,叙述者也是“我”,一位乡村医生。前者为百厦庄园的小女仆出诊,后者呢,问诊人是一位女管家。两位的病患都让医生起疑,小女仆最后供认,目的在离开庄园,她感到害怕,女管家则和医生讨论起毒药。女人们的超感都得到应验,庄园里接连发生诡异事件,死亡接踵来临,毒药则贯穿“罗杰·艾克罗伊德谋杀案”首尾。百厦庄园无疑有过辉煌的日子,即使颓圮,也应中国人的老话“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依然保持着昂然的气派,尤其对下房里长大的仆佣的孩子,所谓“家生子”,几乎近于信仰。罗杰·艾克罗伊德的宅子没有那般名望,在村子里只算得上“像样”,主人也不是真正的乡绅,而是车轮制造商,在保守的乡间,引起的心情就复杂了,艳羡和不屑夹杂,谋杀案的动机就鄙俗了。两部小说最易联想的还是叙述的主体——“我”,共同的乡村医生的身份,用阿加莎·克里斯蒂这位的话说:“我这一生过的都是乏味守旧的生活,干的都是些平庸枯燥的琐事”,萨拉·沃特斯的则是:“我连自己都养不活,更别提妻子和家庭了”,总之,两个“我”对自己的人生都不满意,渴望改变。可是在老牌帝国垂直的阶级结构中,变数的概率相当有限,不得已,他们就得动手做点什么。《罗杰·艾克罗伊德谋杀案》,在大侦探波洛德揭露之下,写了一份手稿,也就是这本小说,自白于天下。《小小陌生人》却没有任何破绽,如波洛这类高智商的人物,除非特殊的机缘,永远到不了凋敝的山庄,直至文末,叙述人漏出不慎之言:“如果说百厦庄园被幽灵纠缠,但这幽灵从不在我面前现身。因为我只要定睛一看,就会感到非常失望,我注视的只不过是块窗玻璃,里面有一张凝视着我的扭曲的脸——这张困惑而渴望的脸,是我自己。”
    罪犯自述情节的推理小说《罗杰·艾克罗伊德》已经够出色的了,《小小陌生人》的沿袭,使模式更趋细密和精致。这大约可视作类型小说的生态,它并不是静止的,而是在服从之下进行创造,这创造的驱动,又出自阅读经验的更高期待。台湾书评人唐诺曾说过,类型小说需要作者和读者的默契,我理解,“默契”指的就是一种“共识”,由讲故事和听故事,相互彼此的期许和信任达成,既要尽职意料之外,亦不可背离人情之常,这也就是类型小说的规则。
    当小说划分成大众与小众,或者通俗文学和纯文学,我们很难追溯究竟什么是小说的道统。小说的典籍中,说不定就埋藏着某种雏形成为日后大众阅读范式;寓意脱出世俗外相,将故事的连贯性肢解成隐喻,走到形而上,是否还是小说?曾经与一位法国翻译家讨论,左右手写字的问题,她说,还是应该右手写字,因为——她沉吟一时——因为写字是为右手而设计的。这句话很有趣,带有追溯起源的意思。任何事物的模式,都是为适用而建立。具体到小说,小说的叙事性,就是为热衷听故事的人设计的。
    萨拉·沃特斯的《房客》,那破落户女儿,老姑娘弗朗西丝,爱上房客巴伯夫人,去到她闹哄哄的娘家作客,仿佛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去到巴黎下等街区赴约;意大利人式的一大家子,七姑八姨挤在逼仄的房间,又像是左拉《小酒馆》的场景;然后被扯进谋杀亲夫案,坐在人头攒动空气污浊的旁听席,和她巴伯家人成为盟友——没落归没落,她也是个大家闺秀,有着正直的道德观,此时不由分说拉下水。19世纪、20世纪之交,阶级轮替中经常演出的一幕,巴尔扎克的《贝姨》中,于洛男爵的情人一个比一个年轻,一个比一个阶层低,从交际花到织补女工,再到铁炉匠十五岁的女儿……写实主义,其实是小说的共同性格,不知在哪一个契机里基因变异,逐渐分野,思想交给知识者,类型交给讲故事的人。
    当年,狄更斯的小说,连载于报纸,就像今天的电视连续剧,无疑是通俗小说家,可是今天的我们,谁也不会怀疑他的经典性。走进欧美书店,立在迎门的桌面上的大部头,动辄几百页,论字数,就要几十万,什么样的能量驱动和接续,度过危机,再读过危机,眼看就到终点,不想异峰突起,险境在前,于是,那阿拉伯暴君,不得已留下山鲁佐德活口。现代人知道得太多了,对神秘的事物抵抗力增强,你给出一,他推出二,给出十,推出百,讲故事的人,命悬一线,用什么来拯救你?
    萨拉·沃特斯的《守夜》,还未读到,就像一个隐喻,暗示着悬念在延宕中,积累起魅惑力,是类型小说的秘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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