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索尔仁尼琴在《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大量运用准直接引语进行“复调”叙事，通过独特的叙事视角和精湛的叙事手法，在高度浓缩的艺术时空中充分揭露“痛苦的历史”。作家不但勇敢地描绘现实中令人匪夷所思的监狱生活景象，而且重新阐释囚徒在监狱困境下的身份建构及其伦理选择，以此展现俄罗斯的民族精神和道德信念。小说继承俄罗斯经典文学的人道主义传统，以纪实性写作手法开创苏联“劳改营文学”，张扬俄罗斯民族自豪感和斯拉夫民族优越感，蕴含着作家此后所倡导的“新根基主义”及“新斯拉夫主义”思想，为苏联知识分子思考祖国的历史和命运，找寻国家未来的出路指示了方向。 关 键 词：索尔仁尼琴 《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 叙事艺术 劳改营 新斯拉夫主义 A.I.Solzhenitsyn One Day in the Life of Ivan Denisovich narrative art labor camp neoslavophilism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1918-2008)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和“文化主教”①。他一生发表了一系列以苏联劳改营生活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如《古拉格群岛》《癌病房》《第一圈》《红轮》等等。而《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则被称为苏联劳改营文学的开山之作。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作家指出：“我在苏联和美国出名，主要是因为这本书，即《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皮尔斯151)。小说②《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以下简称《一天》——笔者注)被文艺评论家丘科夫斯基称为“文学奇迹”(Чуковский 20)，“影响了苏联此后的整个历史进程”③。它体现着作家“一直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德力量”④，是索尔仁尼琴赢得世界性声誉的第一部作品。本文拟从叙事特色、思想价值、文学史意义等方面来分析这部文学经典。 “一日长于百年”：匠心独运的叙事艺术 记叙性文学作品以讲述历史、描写重大社会事件见长，其核心在于叙事。作家的叙事原则不是对历史进行文献整理与记录，而是表达对生活素材深加工后的艺术思想。“叙事绝不是一个可以完全清晰地再现事件——不论是想象的还是真实的事件——的中性媒介。它以话语形式表达关于世界及其结构和进程的清晰的体验和思考模式”⑤。索尔仁尼琴采用特定的叙事方式、情节布局与时空安排，深刻表达了劳改营环境下个体痛苦的生命体验及作家对苏联历史中“黑暗篇章”(Глоцер，Чуковская 19)的思索。 首先，《一天》的叙事方式具有“复调”⑥的特征。小说所运用的既非叙事文学中常见的第三人称全知视角，亦非第一人称的人物视角，而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大师笔下业已出现的准作者叙述⑦(несобственно-авторское повествование)模式，即融合第三人称叙事与人物视角，在作者叙事语言中掺杂着个性化的人物语言。“准作者叙述只是在特定修辞色彩的基础之上才得以凸显的。准作者叙述首先由行话、俗语、方言等这些特定的词汇手段构成。其中可以保留作者语句的书面构建。文本片段可以反映出人物的词汇用法——以零星嵌入、隐蔽的引文等形式所体现出的用法，但人物的词汇、评价并未从作者语句中分离出来”(Кожевникова 105)。该叙事方式主要依靠准直接引语(несобственно-прямая речь)来完成。准直接引语是一种兼具作者语层与人物语层的话语模式，例如： 是不是到卫生所去碰碰运气，歇一天工呢?试一试也吃不了亏。(索尔仁尼琴4)⑧ 干活就像一根棍子，它有两个头：替聪明人干活干得很漂亮，替傻瓜干活只不过是装装样子。要不是这样，所有的人早就都累死了，这是明摆着的。(14) 让别人去羡慕人家手里的萝卜粗吧，舒霍夫懂得人情世故，向来不眼红旁人。(172) 从上例中，我们不仅可以听到作者的声音，还可以感觉到人物的声音。然而，人物语言在行文中并无任何标识，既没有直接引语标点符号上的印记，也没有间接引语的提示词(如“他想”、“他暗自思忖”等)。叙述者巧妙地将包括俗语、俚语、行话在内的人物语言“镶嵌”在第三人称叙事中，通过视角的切换将人物的声音与作者的声音融于一体。 这种叙事方式的功用在于：一方面，第三人称叙事含有作者的声音，作者形象与人物形象的有机结合使叙述主体能够以人物视角，借主人公之口对劳改营里的谎言、告密、非人待遇等现象发表评论与见解，缓和了《一天》文学政治叙事中历史谴责与社会批判的严厉语气。文本中渗透着主人公朴实、从容的情感基调，有时甚至是自我揶揄和黑色幽默的戏谑口吻，这种“无奈的辛酸”、“含泪的笑”，正是特瓦尔多夫斯基称赞小说“有一种罕见的感染力”(Глоцер，Чуковская 16)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主人公视角令叙述者不但能够生动形象地描绘出细节的真实，增强读者的阅读体验和信任感，而且凭借人物语层的多样性表达，尤其是作者在叙事中穿插人物的回忆、思考、幻想等意识流的表现手法，深入地描绘出人物在残酷的监狱生活环境里的心理状态和精神面貌。这种潜入到主人公心灵内部窥察人物情感和思绪的叙事方式更加凸显出作家对舒霍夫、布伊诺夫斯基等人物在非人环境下所表现出的道德操守和伦理精神。 其次，《一天》的情节安排遵循“以小见大”的聚焦原则。小说的叙述聚焦紧紧地以舒霍夫的活动为中心：“劳改营的日常描写[……]几乎总是与舒霍夫所要解决的问题和困难联系在一起”(Токер 539)。为了避免单调的事件记述与场景说明，作者采用了“主题变奏”法，叙事的重点是舒霍夫某个时间段可能会遇到的问题以及他所采取的解决办法。在描述主人公如何成功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作者将“视点”集中于舒霍夫的所见、所知、所感和所想上，并通过舒霍夫的内心感受来全面反映劳改营生活：“千万不能让任何一个看守看见你一个人待着，他们要么就是正在找人替他们干活，要么就是无缘无故地恶狠狠地把你拉走。[……]距看守五步之外即需脱帽，看守走过两步之后方能戴上。[……]有多少人曾为帽子问题被拉去关禁闭啊!这可马虎不得，还是站在屋角后面等他走过去为妙”(20)。显然，这样的故事布局不会有激烈的矛盾冲突或引人入胜的情节线索。作者“津津乐道”的是，主人公如何起床、吃饭、上工、睡觉，如何为了防止被偷而将面包缝在被褥里，为了多分得一份菜汤又如何与炊事员“斗智斗勇”。作者将情景解说、人物心理分析与事件点评融于一起，这样就更加有力地揭露出苏联劳改营的残酷真相。 再次，《一天》中的艺术时空充满象征色彩，饱含哲理意蕴。“时间的浓缩与空间的集中，是作家(指索尔仁尼琴——笔者注)艺术世界里的基本原则之一”(阿格诺索夫512)。小说中的故事时间被细化切割和拆解：早晨5点起床，6点半敲钟上工，8点过5分开始派活，劳动五个钟头后吃午饭，晚上6点收工，9点钟则是睡前晚点名时间。这样劳改犯的个人时间几乎完全被剥夺，“除了做梦以外，每天只有吃早饭的十分钟、吃午饭的五分钟和吃晚饭的五分钟里，才是为自己活着”(17)。渗入到劳动时间之中的是权力与控制，监狱管理者通过时间的安排来建构对犯人的规训和惩罚。作品中的叙事空间以密闭的同心圆形式建构(阿格诺索夫516)，犯人的营地被一层层铁蒺藜所包围，工棚—生活区—建筑工地—工棚，如此封闭的空间时刻提醒读者：劳改营完全与世隔绝。在这里，不仅社会空间被隔离，囚犯无处隐遁，自然空间也是一片死寂，甚至扭曲变形。劳改营内外没有大自然的盎然生机，只有食堂的泔水味以及夜、雪、粥、月亮、囚衣所显现出的黑白黄红灰五种颜色，这里也不见花草树木，只有狗猫两种动物：狗用来防止犯人逃跑，猫则用来抓老鼠。毋庸置疑，高度浓缩的艺术时空充满着象征意义和艺术张力。作者用绵长的叙事时间映衬短暂的故事时间，用不自由的故事空间对比开放的精神空间，小说里的每一分每一秒都被放慢了速度，作家对每一件小事都写得细致入微、不厌其烦，以此凸显出个体痛苦的生命体验及犯人在劳改营中丧失自由的内心感受。而这样的日子舒霍夫“从头到尾应该过三千六百五十三天，因为有三个闰年，所以得另外加上三天[……]”(194) 这种准作者叙述的话语方式奠定了全篇“克制”、坚忍的叙事基调，融合了“以小见大”的情节安排原则和充满象征、哲理的时空布局手法，以此映衬出主人公在非人环境下所经历的漫长而痛苦的人生，呈现出一幅劳改营生活的“地狱”图景。 “痛苦的历史”：发人深省的劳改营真相 索尔仁尼琴在给瑞典皇家科学院的回电中写道：“我将诺贝尔奖看作是对俄罗斯文学(当然不是苏联文学)和我们痛苦的历史所表示的敬意”(Солженицын，Боался мелёнок с убом 278)。《一天》就是索尔仁尼琴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对苏联历史所作的记录与反思。除主人公舒霍夫融合了作者本人与几位囚犯的性格特征外，书中其他三十余位人物形象在现实生活中可直接找到原型，均为索尔仁尼琴在埃基巴斯图兹劳改营中的狱友。作家曾说过，他一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用笔描绘俄罗斯的苦难命运：“在俄罗斯经历的所有悲剧中，最深刻的悲剧是伊凡·杰尼索维奇的悲剧。关于劳改营，有许多错误谣言，而我要揭示真相”(皮尔斯152)。 “艺术纪实是索尔仁尼琴小说创作鲜明的文体特征”(任光宣317)。《一天》中劳改营关押的囚徒并非杀人越货、打家劫舍的“恶徒”，而绝大多数是因“莫须有”罪名蒙冤入狱的“政治犯”。他们是曾经的苏联英雄、年轻的大学生、部队校官、杰出战士、普通农民和渔民及演员等等，大多数是苏联消灭富农运动、斯大林统治时期大清洗、肃反扩大化的受害者(例如阿廖什卡因信奉浸礼教，少年戈普契克由于给宾杰里人送牛奶，均被判刑二十五年；只因父亲是富农，丘林己被收押十九年)。小说故事里的苏联人民是善良的，无论是将队员的“错儿都揽到自己身上”(124)的劳改犯丘林队长，还是将丘林藏在火车行李厢并把他送到西伯利亚的女大学生，抑或仅因曾在英国巡洋舰担任联络官、战后收到英国海军上将赠送的一件纪念品而被判二十五年刑期，却依然“对于我们国家的法制还是看好的”(136)海军中校布伊诺夫斯基……通过他们，作者形象地展现出俄罗斯民族正直、容忍、坚毅的优良品格。然而历史现实是残酷的，曾经忠心耿耿为红军打仗的军官和士兵遭受了“清洗”，丘林所在部队的排长被判刑十年，团长和政委在1937年被枪毙：掩护丘林抵达西伯利亚的那个姑娘1935年被卷入基洛夫案件，被关进朝拉劳改营……历史真相是痛苦的，1937-1938年在斯大林“大清洗”中被逮捕的有3141444人，因反革命和其他特别危险国事罪而被提起“公诉”判刑的有1344923人(陈之骅248)。索尔仁尼琴由于在与友人通信中写了对斯大林不敬的话而被判八年监禁。因此，《一天》是苏联那个特殊时代的一瞥，是一部以人民遭受沉重历史考验为主题的写实作品。这部现实主义小说所遵从的叙事原则，是“以事实，而且仅仅以事实”(Глоцер，чуковская 28)为根本。 关于苏联劳改营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布尔什维克1917年所规定的劳动纪律，“犯有欺骗国家和人民的罪行者，没收其全部财产。凡不服从本法令者……并加以监禁或押送前线、强迫劳动”(列宁178)。最初建造劳改营的目的，除了对犯人进行劳动改造，还在于“使用被剥夺自由者的劳动来开发边远地区的自然资源”(沈志华154)。被关押的囚犯在这里不再使用自己的姓名，而只用符号代码，如Ю-48，Б-52，X-123，К-460，Щ-208，等等。“从表面上看，个个都穿着一色的黑呢上衣，而且都缀着一样的号码，实质上却很不相同——分许多等级”(15)。森严的等级制度在《一天》中被如实地反映出来。劳改营是一座缩微版的“社会大厦”，这里有复杂的组织体系(如指挥部、生产计划科、食品供应科等)和不同的角色分工(如派工员、工地主任、营房领班等)。其中大部分角色都是由劳改犯们来充当的，在这里“犯人们相互督促，而不是上边来督促犯人”(65)。这样的分工、监视与管控形成一座权力的“金字塔”：位于最底层的是“老狼”费久科夫等人，这类囚犯已完全失却了人的尊严，他们行尸走肉般地活着，自然也不会得到其他犯人的尊重与施舍。处于倒数第二层的是干重活的普通犯人，他们构成劳改营的主体，承担所有繁重的营地建筑任务，还要养活所有的监狱“管理人员”。在他们之上的是工作队队长和队副。队长们无需干重活，为了使整个小队获得更多的“业绩”，他们与定额员在工作的具体安排上串通捣鬼。比队长级别更高的炊事员、医生、派工员，其实是一帮游手好闲之徒，他们不仅懒得干活，而且还爱揩别人的油。更高一级的是，那些装病不出工的告密者和监督劳改犯的工地主任、营房领班，他们中就有真正的刑事犯，“可以把随便什么人的名字往纸上一写，交给看守，马上就判定你两天的禁闭”(179)。他们的上一级是看守和押送队员，这些人如同螺丝钉一样在关键部位发挥作用，保证“监狱机器”的正常运行。高踞劳改营金字塔顶端的则是保卫科长、警卫队长、生活管理主任等“官员”，他们与属下的看守、押送队员一起构成监狱的统治者。他们住在犯人们建造的带有壁炉的温暖木屋观赏电影，然而他们对待这些犯人却惨无人道，不仅随意克扣包裹、收受贿赂，还盘剥犯人以各种形式向犯人搜刮脂膏、敛聚钱财。 在这种等级制度下，面对侮辱、盘剥、摧残等非人待遇以及饥饿、病痛、死亡的生存环境，囚犯们丧失人格与尊严，身上的“兽性因子”不断呈现，“伦理意识”逐渐丧失，或如行尸走肉般活着，或为求生而不惜出卖灵魂，或恃强凌弱欺辱他人。在这里，文明世界的“伦理秩序”与“伦理禁忌”被破坏，适者生存、同类相残、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大行其道，“丛林法则是动物界在自然中形成的规则，是动物界的伦理[……]如果我们人类接受了丛林法则，我们就会变为野兽，不再为人”(聂珍钊211—214)。 显而易见，劳改营违背了改造犯人、建设国家的初衷，它使思想屈从于管控，从而确立一种镇压与统治体系，成为排除异己、规范秩序的专制手段。劳改营在某种程度上可看作一个隐喻的符号和象征的代名词，它其实是苏联社会的一个缩影，监狱金字塔“对犯人施展一种几乎绝对的权力。它具有压迫和惩罚的内在机制，实行一种专制纪律”(福柯271)。这种专制纪律和等级制度及绝对权力也最终葬送了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 “生命的尊严”：普通囚徒的道德光辉 苏联的劳改营制度违背了法制和人道主义的基本准则，营地不仅是泯灭良知、压抑人性的炼狱场，同时也是个体伦理道德选择、生命尊严建构的考验地，人们必须在善与恶之间，自我牺牲与精神堕落之间作出抉择。“生存还是毁灭?”这是每个劳改犯不得不面对的拷问。 囚犯们的存活方式不尽相同——可以像“老狼”费久科夫那样抛弃人的尊严、践踏道德底线，也可以像告密者潘捷列耶夫那样出卖狱友，然而对于舒霍夫、布伊诺夫斯基、Ю-81等人而言，即使在劳改营也要有尊严地活着，不可丧失良知和德行。因此在这一恶劣的环境中，他们虽经受种种难以忍受的折磨，但依然保持着勤劳、善良、坚毅、刚强等俄罗斯民族的优秀品质。 “索尔仁尼琴一向关心的领域，是俄罗斯的民族性格，是20世纪的俄国历史及其一切悲痛和英勇的因素”(阿格诺索夫511)。在小说主人公舒霍夫这一“小人物”身上集中体现了俄罗斯民族性格的诸多典型特征。舒霍夫曾是一名普通的集体农庄庄员，卫国战争爆发后，他被派往前线抗击德国侵略者。他英勇作战，多次负伤，在一次战斗中因弹尽粮绝被德军俘虏。最终他冒死逃出法西斯集中营，回到祖国怀抱。然而，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会被当作间谍而身陷囹圄，尤为可贵的是，面对命运的不公，他并未自怨自艾，更未自我消沉。“舒霍夫具有俄罗斯普通人的典型性格——生命力强盛，‘倔犟固执’，坚韧不拔[……]，心地善良”(Чуковская 768)。即使在劳改营残酷的生活环境中，舒霍夫依然保持着善良的秉性，他不仅以诚待人，而且有求必应，主动帮衬身边的人。他拥有淳朴的家庭观念，虽身处“邪恶的深渊”却依然时刻挂念着家人，心里非常清楚妻子带着孩子很不容易，嘱咐妻子不要往劳改营里寄包裹。 舒霍夫身上真切地体现着俄罗斯农民所具有的勤俭节约、聪明能干的优良品质。他将废旧的铝丝加以熔化后，再倒入砂模，浇铸成吃饭用的勺子：自制一把小折刀做了很多布鞋。他珍惜劳动工具，将自己用惯了的瓦刀偷偷藏匿起来，就连工地上的半截钢锯条，他也要带回营地。有一天收工后，虽然队长吩咐把未用完的灰浆倒掉，可舒霍夫实在不想就这么浪费掉，于是便冒着落队被惩罚的危险，留下来把剩余的灰浆用完。他是干活的一把好手，非常享受劳动的过程，即使零下27度的工作环境也未曾冷却他的劳动热情，他甚至还与基里季斯、布伊诺夫斯基等人就半晌的劳动成果相互打趣、嬉笑。很难想象，在劳改营的“地狱”图景中竟会有欢声笑语，而这样的逗乐场景在“一天”中竟达三次之多!这正是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可贵之处。当然，《一天》中所体现的幽默是果戈理式“含泪的笑”，是对凄凉现实的苦涩反讽。 除了舒霍夫，还有其狱友Ю-81则更是风骨凛然。这位代号为Ю-81的囚犯恐怕连他本人也不甚清楚自己在劳改营已收押多少年了，他那光秃的脑袋、干瘪的牙床(牙齿已全部脱落)和皲裂的双手都足以说明他饱受了多少痛苦和折磨，然而他依旧贵族范儿十足——就连喝汤时也不低下头去，而是把木勺高高地凑近嘴边慢条斯理地抿着喝，吃饭时对食堂里发生的一切都视而不见，“劳改营的犯人都是驼背，他的背却直挺挺的[……]坚强得像一块被凿过的黑石头[……]监狱生活并没有使他丧失很多东西，原有的习惯保留了下来，他的内心没有妥协”(165)。劳改营是“通向天堂的突破口”，“受奴役的人挺起腰身，将获得无可比拟的内心自由”(尼瓦124)。于是，这位Ю-81自然就成了舒霍夫的道德榜样。 “从动笔起，我就是这样理解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他[……]不应当是某个特别有教养的人，而应当是一位极其普通的劳改犯”(萨拉斯金娜505)。舒霍夫是劳改营中最不起眼的角色，他偶尔也会为工作队而偷取油毡，为了填饱肚子有时也会耍些小聪明，使些小手段，主人公身上的小毛病恰恰反映出劳改营生活对个体精神的摧残和个人尊严的践踏。这种多侧面展示平凡人物的思想境界和劳改营真实状况的作品才更具令人信服的道德感染力，使“他(指索尔仁尼琴——笔者注)的书能够生活在全世界”⑨。简而言之，作为古拉格历史上千千万万名无辜受害者的一位普通代表，舒霍夫在个人迷信、集体盲从、专制统治的社会生活环境中，依然保持着人格独立、内心自由的优秀精神品质，守护了仁爱兼利、自强不息的高尚道德传统，这就是俄罗斯民族不屈意志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寄托着国家的未来和希望! “劳改营文学开山之作”：《一天》的文学史意义 在历经多年政治话语遮掩历史真相和生活苦难的“喜庆文学”之后，20世纪五十年代苏联作家的创作思想开始发生转变。文学不再谄媚政治，而是以“人学”和艺术审美为旨归，重返人的个性尊严、至善信念，采用人道主义视角、(批判)现实主义手法针砭时弊，揭露社会矛盾以及斯大林体制问题，折射俄罗斯的民族性格与精神价值。在“解冻文学”思潮的历史文化语境下，《一天》承上启下——继承俄罗斯经典文学叩问良知、拷打灵魂的人文传统，突破意识形态的“禁区”，以纪实性写作手法开创“苏联劳改营文学”，成为“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Бондаренко 10)。著名诗人西蒙诺夫(К.М.Симонов)曾评论说，《一天》是“具有强大艺术概括力的、简洁而凝练的小说。它仅仅描写了一天的生活，但就在这一天里却灌注了所有最主要的内容——作者想要讲述的斯大林个人崇拜时期那些苦痛而黑暗的篇章”(Глоцер，Чуковская 19)。 俄罗斯文学素以“被放逐者的记录，殉难者的史册”(赫尔岑语)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她不以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取胜，而以深刻的哲思和伦理价值震撼人心。“人的精神存在从来就是俄罗斯文学叙事的核心”⑩。苏联劳改营文学不同于德、法等其他国家的集中营文学，后者更为注重描绘法西斯分子残酷镇压犹太人、推行种族灭绝政策犯下的滔天罪恶(因而又被称为“暴行文学”)，其创作目的在于铭记历史，审视、反思纳粹的暴行。而苏联劳改营文学的源头是俄罗斯的“苦役小说”，最早可追溯至17世纪大司祭阿瓦库姆所著的描述沙俄流放生活中反强暴精神的《行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雅库博维奇的《在被放逐的世界里：一个前苦役犯的手记》等都是“苦役小说”的代表。此类作品具有生平传记、日记等纪实文学的特征，旨在展现俄罗斯民族的弥赛亚情怀、牺牲精神、苦难意识以及个体内心的矛盾、复杂与灵魂的挣扎、悲鸣。索尔仁尼琴同其文学前辈一样，以纪实文学体裁和劳改营题材进行历史创伤书写，着力描绘主人公在生命尊严等方面的坚守，反衬斯大林统治时期社会的悖谬、人性的异化，为追求人的精神价值与灵魂归宿而振臂呼号。通过对劳改营残酷现实与主人公善良秉性一反一正的对比叙述，凸显俄罗斯人的高尚品格与民族精神，索尔仁尼琴的这一劳改营书写理念深深影响着包括多甫拉托夫、沙拉莫夫、西尼亚夫斯基、雷巴科夫、弗拉基莫夫等在内的一大批作家，催生出一系列劳改营题材作品，如格罗斯曼的《一切都在流动》、阿扎耶夫的《囚车》、扬波尔斯基的《莫斯科一条街》、格拉西莫夫的《夜半敲门声》，以及此前从未涉及的以苏联工业农业集体化过程中的失误为题材的作品，如斯塔德纽克的《人非天使》、切尔卡索夫的《啤酒花》、奥布霍夫的《不同的命运》、舍斯捷夫的《塔吉娅娜·塔尔哈诺娃》等。《一天》为苏联文学进程注入了新的发展动力，作家的历史责任担当、悯世情怀与小说所体现的精神追求、人文思想成为“解冻”之后文学创作的重要风向杆。 《一天》的文学思想史意义不仅在于揭露政治的阴暗面与劳改营中“伦理混乱”等问题，而且还在于宣扬俄罗斯民族自豪感和斯拉夫民族优越感，为作家及拉斯普京、别洛夫等人所倡导的“新根基主义”(неопочвенничество)奠定了思想基石。小说没有以忠于革命却遭迫害的海军中校或游击队长作为叙述的主人公，而是将平凡普通的一介农民置于历史书写的核心，聚焦其诚实善良、心灵手巧、热爱劳动、乐观豁达等优良品质，原因即在于索尔仁尼琴对本土道德文化根基的捍卫，对农民精神价值的珍视。在作家看来，历史苦难与劳改营的残酷环境最能体现民族性格，斯拉夫民族的坚毅品质与道义责任在最底层最普通的劳动者(尤其是农民)身上世代相传， 正是舒霍夫这样的庄稼汉及其这种不靠谎言活着的“乡下人精神”(Солженицын，Боался мелёнок с убом 25)才决定着民族的发展方向，“我们及我们子孙、我们民族的未来首先正深深地取决于我们的意识，我们的精神[……]”(Солженицын，Pоссцяв обвале 201)索尔仁尼琴重新发掘被苏联社会所忽视的乡村道德基础和农民精神风貌的历史价值，赋予农民(包括农民村社、乡村)以新的意义。“他(指索尔仁尼琴——笔者注)认为，俄国的力量、精华和希望全都积淀在俄国的深处和底部，只有从最基本的民族利益出发，体现最普通人民的愿望，俄国的复兴才有希望[……]”(刘文飞123)尤为重要的是，面对苏联官方的专制集权、俄罗斯的西方派思想浪潮和后发现代化困境，作者旨在通过包括《一天》在内的劳改营文学书写，张扬充满民族精神和人道情怀的斯拉夫民族性，与瓦·拉斯普京等作家一道建构颠覆苏联官方意识、不同于传统斯拉夫派的新斯拉夫主义(неославянофильство)，为俄罗斯民族和国家未来找寻出路。换言之，索尔仁尼琴的新斯拉夫主义乃是传统斯拉夫派思想的现代变体，是审美现代性的地域表现。正因如此，索尔仁尼琴在叙事艺术和文学思想上既继承19世纪俄罗斯文学之传统与余脉，又有区别于传统文学的思想演变和艺术创新，从而也就具有了不可忽视的普适价值与世界意义。 综上所述，在《一天》中，索尔仁尼琴继承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俄罗斯经典作家的人道主义传统和纪实性文学创作手法，以准作者叙述模式从人物心灵内部管窥残酷环境下“大写的人”，用浓缩的艺术时空反映整个历史时代。小说不但深刻地揭露了劳改营中人性扭曲的伦理道德问题，而且凸显出强烈的民族感情和伟大的民族精神，为苏联知识分子思考祖国的历史和命运、找寻国家未来的出路指示了方向。 ①参见乔治·尼瓦：《俄罗斯的良心：索尔仁尼琴传》，孙超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6年)封面和张平：《索尔仁尼琴：走下神坛的俄罗斯文化主教》，《学术探索》3(2013)：136—139。 ②因《一天》篇幅达10余万俄文字符，故《新世界》编辑部刊发此作时标其为“中篇小说”(повесть)。虽然作家本人一直将其视为短篇小说，但文学评论界更倾向于将其界定为“中篇小说”。 ③参见ВВС俄文版：“Солженицынчитает《Одиндень Ивана Денисовича》”，2012-10-03。 ④参见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评语，网址＜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literature/laureates/1970/＞及索尔仁尼琴：《牛犊顶橡树》，陈淑贤等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的封面。 ⑤转引自谭君强：《叙事学导论：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248。 ⑥关于复调叙事，1984年索尔仁尼琴与法国学者斯特卢威(Н.A.Струве)谈话时强调：“在我看来，复调是宏大叙事的必须手法。我遵循着(它)，并将一遵循下去”(Спивaковский 417)。需要指出，索尔仁尼琴所说的“复调”不同于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一方面，索尔仁尼琴力图通过众多次要人物的出场，采取多视角的叙述手法来消解对“主人公”的传统理解，在作家看来，“每一个角色只要进入事件场景就是中心人物”：另一方面，索尔仁尼琴笔下的人物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主人公那样有无限的“自由”，其作品中也没有痛苦的内心挣扎与孰对孰错的论争，作家只是将自己的观察、历史材料及人物的行为呈现出来，由读者自己做出结论(尼瓦116)。 ⑦在俄罗斯经典小说中(如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契诃夫的《草原》)，作者叙述兼有人物视角和人物语言的成分，而且这些可以反映出人物身份、性格特点及社会阶层的词语成分不带任何符号标注而直接被夹杂在作者语层中。这一叙事方式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纯粹的作者叙述，因而被俄罗斯学界定义为准作者叙述。参见Шмид230-36; Кожевниковa 103-07,150-63; Мущенко,Скобелев и Кройчик 201-07。 ⑧本文着重号为笔者所加，带着重号的语句在俄文原著中为俗语、行话或俚语。本文相关引文均出自曹苏玲等译：《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个别地方略有改动。以下标出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⑨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参见肖涤编著《诺贝尔文学奖要介》(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837—838。 ⑩参阅张建华：《俄罗斯文学的思想功能》，《文汇报》2015-04-03，第14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