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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自己的村庄立传，是一个很妙的想法，也会是一次完成精神建园的挑战，需要发下宏愿、打开记忆、激活想象、身心重归，也需要视野的阔大、内部的敞开、深入而不一味沉湎、真实而不拘泥实录——以这些维度来度量，彭东明的《坪上村传》给我们提供了“传”所要求的历史的纵深、现实的鲜活、细处的丰饶、形象的群雕、情感的咏叹以及文化留下的厚积。彭东明笔下的坪上村便是一处多重叠加的场域，它是地理坐标上的虚实画线，是家族史和村庄史的想象性留存，是个人重新进入历史的满载而归，在这层意义的拓展上，也是个人的成长史；同时，它又是地方性知识的有趣集锦，是一幅幅风俗画、风景画和人物画裱成的连轴长卷。书卷中，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写实的、传奇的、图集的、审美的、人格化的坪上村，自然而然，我们也看到了给村庄立传的彭东明，他出入故乡仿佛是为了完成一个宿命，将坪上村立体地呈现，建立起坪上村人物长廊和旧物博物馆，四周栽种自己生命里最值得眷恋和体味的记忆树。由于记忆的神奇功能，他写出的一场皆历历在目，再也不会被遗忘，而且植出一大片繁茂的记忆树，又变成了丰林园，此处，他便和故园共在、永存。 如此被复活的村庄不会颓败，它超乎地理空间，是精神的存在物，既可以对抗遗忘，也可以生殖意义。 彭东明进入、重构、复活坪上村走的是他的个人之路，用的是他的个人之法。“离开村庄的时候，我似乎已经下定了决心，我要回来修缮这栋残存的老屋。”这句提示了进入一个村庄的路径，却并没有揭开内心需要的答案。整部小说都是为这个内心需求而铺设，但直到最后，答案仍然没有明示，正因为没有明示，小说的魅力才得以增添而不是衰减，其多重意义才可以被阐释和延伸。“我也不知道要在这里寻找什么。”这句全书之问不但是一个游子的深切之问，也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回避的一大困惑，可以表述为：何处可以找到、安顿我们的精神家园，我们到底需要什么。后一个问题比前一个问题的内涵和外延还要深广，对这类心灵之惑，任何指导性的、自以为是的宏词大义都会显得空洞，导致意义虚化。特别对于小说作者，个人之困、个人之路和个人之法三者必须通过体察、求索和写作实践来一一细究，一步一步走过，然后显现于整体性文本，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都不能空转和替代，这样，才是一种及物的、有体温的、接地气的、诚实的写作。彭东明奉行的正是这种写作伦理。祖屋的修缮可以理解为一种意蕴溢出的象征，是个人精神坐标上的重大事件，“我”历经38年后，终于可以安定下来和家乡深度对话，并将家乡从忘川和溃散中抢救出来，家乡在“我”记忆术的创造下获得了文本意义上的再生，“我”亦被家乡重新塑造。 从文本形态的分类来看，《坪上村传》也有自身的特质，它虽是小说，却跨文本，跨乎虚构与非虚构之间，到底是虚构的成分多还是非虚构的成分多，考据得出的意义不会太大，而文本比较可能会生出别致的意义，据我的阅读经验，可与梁鸿那两本引起了很大反响的书《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来比读。两者（特别是与《中国在梁庄》比读）在情绪投入形成的底色上、在叙述调门上、在文本的跨度上、在对中国乡村的建构模式上，都有可比之处。梁鸿的追求是，“我希望能够把‘我’和‘梁庄内部’之间真正弥合，并创造一种新的文体。文学并无定法，关键在于你能否使你的框架具有张力并最终变成一种可供叙说的新文体。”在这个契合度上，《坪上村传》所采用的人物和事件单列、并置的结构法看似不讲究章法，却是自由开合的、散点透视的、方便叙说的，因而形成了一定的“扩张和敞开”。最难能可贵的是，梁鸿和彭东明都不约而同采用了“故乡深入法”，他们进入，走访，住下来，沉下去，心与心贴近，尽可能挖掘出被多重遮蔽的乡土秘密，看到家乡历史和现实更多的交织，那些浑然一体，那些“生命的存在样态”，那些深处的包容，是无边现实主义所产生的“井喷”；比起很多作家书房里的虚构，他们的方式确实能够把“丰富、细微和独我的存在”锁定于真实感之中，因而给读者带来阅读上更多的质感、动感和信任感。另一组有意味的比较是，梁鸿也写到了她家的老屋，一样的荒凉、废弃了，虽承载着她的成长、情感和生活，但她一直不敢动它，不愿在里面多待，对它和整个梁庄的悄然溃败无能为力，因而梁鸿对家乡的情愫一直是哀痛的、“呼愁”的，更多的是质疑和反思，以至她对自己进入故乡的行为也深表疑虑：“或者说，我从来都没有真正进入过梁庄。我指的是，它的结构和它的命运。”而彭东明对老屋，是一个行动者在修复，是主体性的继承，是一种男子汉风格的重新入住，他对故乡，虽也乡愁浓郁、困惑颇多，但更多的是回味、欣赏、美图，他重建的信心满满，努力正付诸行动，而家乡更加美好的未来可期。我要比较的不是这两种方式哪个更优越，而是要用各自的唯一方式来回应梁鸿提出的根本性问题：“以何种方式建构村庄”。对彭东明而言，他审美后的坪上村已经重建，他个人的精神家园得以修复，他与坪上村共未来的生活安排触手可及，他正以行动的自觉和持续付出来参与中国新一轮乡村振兴实践。在此意义上，他提供了一种行动方式，克服了知识分子在复杂多变的现实面前的胆怯、迟疑和裹足不前。梁鸿深入剖析过自己也是她那个群体的精神特质：“我们着迷于叙事和文字本身，并不真正关心真实的世界。”这种方式本身也应该成为反省的对象，没有反省，就没有坚定的实践理性和清晰的实践路径，文本意义终究不过是一团纸上烟云。夸夸其谈的文本主义者难道不应该跨出他们最迫切的一步吗？梁鸿已经在行动，她一直在深省中寻找建构，她有她的“罗陀斯”，但她太多的顾忌也在消减她的建构力。 而通过满是自己体温、感觉的文字和叙述来复活一个村庄，与之愈来愈亲近，并在个人深度和时代意义上与之叠合为休戚与共的共存体——彭东明和《坪上村传》为我们贡献的不仅是一个多彩的文本，更是一种深入故乡、建构村庄的行为能力。立传，是与史诗相并列的最高级别的文化再造，为乡土立传，便是乡土文学的最高表现，但愿不要简化和固化它的意义，因为故土也就意味着生命绵延和可以无限敞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