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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后土》是“乡土中国三部曲”的第二部，初稿在《作家》杂志发表后，青岛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单行本。我想结合这部作品的创作，谈谈作家的地域性写作和世界性眼光，以及我所努力的人类学小说的写作。 地域性写作 我一直有一个固执的看法，就是衡量一个作家的创作能否走得更远，除去写作技巧上的因素以外，最主要的就是要看他的写作有没有扎实的本土地域经验和宏大的全球化视野。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论题，完全可以写一篇很好的博士论文。 对任何一个创作者而言，本土经验无疑是很重要的。可以说，本土经验是一个作家写作的精神底子，既有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更有中国气派的民风民情民感。放眼中国作家的写作，没有一部伟大的作品不是建立在丰厚的本土经验的基础之上的。比如《红楼梦》，一座小小的大观园就构成了晚近中国的文学大世界，半部“石头记”跨越了整部中国近代史。没有丰厚的本土的生活经验，没有建立在晚近中国经验基础上的大思考，曹雪芹是写不出这样一部名垂青史的伟大作品的。就现当代作家作品而言，贾平凹的写作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的《秦腔》《废都》等作品都是和辽阔西部的广袤文化相契合的，反映的都是中国特色的文化想象和现实。 我新近创作出版的长篇小说《后土》也是立足本土经验的写作，我把它的创作归为微观地域性写作。何为微观地域性写作？这是一种立足于地方经验、地方知识，反映地方民俗、地方风味，呈现明显地方地理和地方坐标的写作。 长篇小说《后土》取材于苏北鲁南的一个小村庄，可以说，苏北鲁南就是这部作品的文化地标，它所反映出来的正是地方经验和地方知识。我为何选择地方表达，换句话说为何选择微观地域性写作？原因很简单，《后土》和《富矿》一样，这是一部向家乡致敬的作品，反映的是生活在苏北鲁南大地上我的父老乡亲们的生活。《后土》是《富矿》之后的重新出发。我自认为它比我之前的所有作品都更加地接地气。从《后土》开始，我开始了真正的“精神还乡”，苏北鲁南由此成为了我终生创作的文学地标，成为我创作的永远的“精神出发地”。我热爱苏鲁大平原上的那个生我养我的小村庄，热爱苏北鲁南这片热土，热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劳苦大众。 无论是在北京召开的《富矿》研讨会，还是在上海召开的《后土》研讨会，与会许多评论家都指出，这两部小说的地域性写作非常突出。那么，我为何要一再在创作中突出苏北鲁南？我之所以把苏北鲁南作为我的文学地标和文学地理，一方面，我的老家在枣庄，属于山东南部，我从小就生活在这个地方；而我的工作地则是在徐州，属于江苏北部。我对这两个地方都很有感情。我一直都是呆在这里，一直没有游离，所以对这一块非常熟悉。它们一起构建了我小说中的苏北鲁南。 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苏北鲁南这个地方是中国“东部地区”里的“西部地区”。为什么这样说呢？枣庄是山东最穷的地方，徐州也是江苏最穷的地方，两个地方合在一起，就是东部发达省份里的欠发达地区，所以我说它是“东部地区”里的“西部地区”。这个地方保留下来了许多丰富的富有历史意味的东西。如果说中国还能找到最原始的乡村的话，那就是在苏北鲁南，你如果到过这个地方的小山村，也许会很奇怪为什么在最发达的地方，居然还会有这些贫穷的存在。而就是这个贫穷的地方，却保留了中国乡村的最原始的、最淳朴的东西，包括土地庙这些本土的乡土中国的信仰所在，在苏北鲁南都完整保存下来了。我认为苏北鲁南可以代表中国的乡土，应该成为一个文化地标，所以我要把小说地理坐标放在这里。我甚至觉得苏北鲁南比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更丰富，更有意味，但是这种“丰富”和“意味”需要不断去努力挖掘，可能我个人的能力有限，但我会坚持不懈地写下去。 我一直认为，“今天的农村题材写作，必须回到乡村现场，只有脚步深深扎进那片土地，作家的笔下才能表现出真实的农村。”①中国广袤的农村是最容易产生故事的地方，长篇小说《后土》讲叙的是一个苏北小乡村的故事，它的故事很小，因为取材于微观地域；它也很大，因为它讲的是中国故事，谈的是中国经验。有过农村生活的人，或许会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在差不多每个村庄，都会有一个疯子，这个疯子往往是女的。村里还会有一个傻子，这个傻子常常是男傻子。再大一点的村庄，还会有一个哑巴以及若干个光棍汉。他们差不多已经成为中国乡村的代表符号，在《后土》中，我写到了这些。 改革开放以后，进入90年代，在中国的偏远乡村，特别是在鲁南苏北小村庄，还常常会有外来的女人。所谓外来的女人是指被当地那些因为种种原因娶不上媳妇的光棍汉所买来的女人，她们往往来自四川、贵州或者更为偏远的地方。她们是花钱买来的，和一件普通的商品别无二致。这就是中国苏北农村的故事，它们是故事，也是现实。这就是中国农村的现实一种。这看上去很不“文明”，和现在的城市文明是格格不入的，但它们就那么真真切切地在乡村存在着。尽管这些事情看上去有些“丑陋”，但它本身确是无可厚非的，是天然的，和谐的。我以为这正是文学出发的地方，正是需要作家书写的地方经验。总之，微观地域性写作大有可为。 世界性眼光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几年，随着我的文学创作地标的确立，我的文学地理疆域也不断得到拓展，从家乡枣庄和工作地徐州出发，挺进“北上广”，直到走出国门。在写作和修改《后土》的过程中，我参加了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的交流，这为我的创作提供了一个不同于“地方”的经验和视角。 信息化时代，地球村落的形成日渐清晰。中国作家要想走向世界，只拥有创作的本土经验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一再证明，只有具备全球化视野的作家才能创作出可以被全人类接受的大作品。写作积累到一定阶段，作家之间的角力往往不是写作技巧，也不是写作资源，而是写作的世界眼光。作为知识分子的重要组成部分，作家理应拥有世界公民的思考和全人类的通感，应该努力挣脱各种狭隘的民族的以及政体的思想束缚，站在全人类的视角写出普遍的人性。世界眼光的形成需要作家的大思考、大感悟、大阅读。众所周知，20世纪的文学本质上是中外不断互相影响和融合的文学。21世纪，中国文学主动接受引进并且努力消化吸收外国文学的过程依旧贯穿始终。这将有利于培养我们的全球化视野。在较为成功的中国现当代作家里面，几乎没有不受到西方文学的熏陶的。正是中西文学文化的交融，让中国先觉醒的一批作家在扎实的本土经验基础上率先具备了世界眼光，从而让他们的写作走向了世界。世界眼光的形成需要作家走出去看世界。 2012年10月到11月期间，在中国作协的组织下，我带领主要由鲁院青年作家英语班成员组成的中国作家代表团赴美国爱荷华大学访问，边写作《后土》边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青年项目。在美期间，我们参观了爱荷华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与美国学者、学生进行了文学交流，参加了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工坊并进行写作训练，与国际写作计划的创办者、著名作家聂华苓女士共进晚餐。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由聂华苓与保罗·安格尔在爱荷华大学共同创办。该计划有三个原则：第一，让具有潜质的作家接触美国生活，了解美国文学动态；第二，让这些作家参与美国大学的生活；第三，为这些作家提供适合的时间与空间进行文艺创作。自成立来，已有超过115个国家及1000个作家获邀到访爱荷华大学，参与国际写作计划。 聂华苓老师是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的创办人之一，也是著名的作家。因为研究《自由中国》以及写作《风雨鸡鸣——历史漩涡中的胡风、周扬和丁玲》一书，我曾经读过她带有自传色彩的《三生影像》。查聂华苓简历可知，她于1925年1月11日生于武汉，曾为《自由中国》编辑委员和文艺主编。该杂志被台湾当局封杀以后，她失去台湾法商学院的教书工作。1964年被迫离开台湾，在爱荷华大学教书，同时从事写作和翻译，并与丈夫——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Paul Engle）于1967年在爱荷华大学创办“国际写作计划”。因为她和安格尔的这个创举，在1977年曾被三百多名世界各国作家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也因为对于国际写作计划所作出的突出贡献，聂华苓老师被授予爱荷华大学终身成就荣誉。 在爱荷华期间，在聂华苓那里，我坚定了《后土》等一系列立足苏北鲁南的创作，通过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我了解到了什么是世界性眼光。 聂华苓老师一个人住在半山腰的一栋小楼，小楼离爱荷华河不远，周围很安静。小楼后窗就是山坡，以前那里有好几头小鹿。在聂老师的书中，多次描写过这些时常造访的小鹿。那时候，安格尔特别喜欢喂养这些小东西。当安格尔先生远去，现在，小鹿来的时间也少了。 聂华苓老师已经年近九十，但精神气质依然很好，举手投足间依然可见其大家风范。她就像一个离你很近的长辈一样，坐在那里，侃侃而谈，时而思考，时而大笑。遗憾的是，毕竟年纪大了，老人的听力有些不济，如果隔得不是很近，和她说话必须大声，不然她会听不清楚。除了我们几个，参加写作计划的台湾和香港的两位作家也来了。大家和老人聊起了文学以及她的过去。除了谈到《后土》，我问了她关于《自由中国》的事情，她谈到了雷震、殷海光以及夏正平等人，看得出，那段经历对她影响很大。谈到写作计划时，老人委婉地谈到了过去中国大陆一些不好的做法，并一再强调她刚刚收到了一笔可观的匿名捐赠，将用于将来的写作计划，强调写作计划的独立性，坚持自己亲自独立邀请作家，不想让官方色彩的机构参与。老人对这个写作计划是很有感情的，也是很有自己的一些想法的。她说，作家创作需要走出国门，作家所需要的是一种世界性眼光，一个没有世界性眼光的作家注定不会成为一个好作家。她是一位多么可爱的文学老人，一位多么可爱的中国小老太太！ 此次出访交流，不仅加深了中外作家之间的了解，也大大拓展了我的创作视野。与外国作家的面对面交谈，让我获得了一种难得的体验，给了我许多创作上的灵感与启发。至今想来，此次交流对于《后土》的创作和修改，对于世界性眼光的养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人类学小说 众所周知，就目前的阅读而言，作家传统的讲故事的“古老”方式已经不能满足读者了，现在读者需要的是一种“大小说”。何谓“大小说”？“大小说”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命名为“人类学小说”。这种小说“涵盖了一个无尽的可能性系统。与之以往的以情节织体为主的小说方法比较，这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开放体系”②。在《后土》的创作中，我试图向着这种“大小说”靠拢。 20世纪后期的文学写作，在经历了后现代和后殖民批判的洗礼之后，更加自觉地向文化人类学汲取知识养料，并将人类学所关注的非主流的异文化，即形形色色的文化他者，作为创作灵感的新源泉，出现了一批人类学小说。在我国，随着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学知识的普及，文学方面也出现了与西方的人类学小说同步的新动向。如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就多少有了人类学民族志写作的特点；再如阿来的《尘埃落定》和范稳的《水乳大地》，拓展了少数民族文化再反思的维度。 正如著名人类学家叶舒宪所说，这些小说均可视为人类学小说，“虽然它们在取材、思想观念和表现风格上有很大差异，但其文化政治的话语特征，却显示出某些不约而同的共性。人类学小说的话语特征之一是他者性，即以文化他者的另类眼光，来打破正统文化观念的束缚，启发对文化多样性的思考。人类学小说和文学史上以往的异国情调写作传统的根本不同，就是不再以猎奇眼光看待他者”③。可以看出，文化的并置和对照具有明确的借彼为镜，反观自身的自觉批判倾向。惊险奇异的场景也好，魔幻神秘的想象也好，最终还是为文化政治主题服务。 人类学小说的另一共同特色是带有相当色彩的学术性和争鸣色彩。要想颠覆根深蒂固的正统历史观，不是单靠离奇想象力就能奏效的。“然而，小说家毕竟不是纯粹学院派学者。他们的优势在于进可攻、退可守，可以不顾及学术研究的章法、规则。因为所写的是文学作品，是小说，不是考据和论文。”④ 在长篇小说《后土》的创作中，我借鉴了人类学小说的写作方式，引入并阐释了“土地庙”这一既具有本土特色，又是地方风俗信仰的文学形象。在《后土》的写作过程中，我对家乡进行了多次的田野考察。在作品中，我试图让天地万物交合，让作品中麻庄的人和苹果园里的鬼魂以及村庄地头的土地神仙在一个世界里对话，交流，斗争，融合，以此建构一个混沌的、神秘的、原始的、富有巫色的乡村世界。以此，表现新时期农民的信仰危机以及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哲学思考。 有人说中国人是没有信仰的，很少有人信仰某个神，中国人不怕下地狱，不信仰上帝。但我认为中国人特别是农民是有信仰的，他们的信仰是敬天法祖，是对土地的迷恋，对鬼神的敬畏。他们可以不跪拜上帝，但他们必须拜祖先；他们不跪拜各路神仙，但他们遇到红白喜事常常要去问问土地神。这就是中国农民的信仰。我在《后土》中写到了土地神，在我看来，土地神就是中国农民的信仰。绝大多数中国农民都敬畏先人和鬼神，他们可以不怕其他任何东西，但他们最怕鬼上身。 在《后土》的初期创作中，小说中是没有土地庙和土地神这个形象的。而这个形象在《后土》中又是这么重要！它为什么重要？因为土地庙是乡土中国大地上的村庄的象征，土地神是中华民族特别是农民的精神寄托。它是皇天后土的精义之所在，是辽阔乡村的游灵所在，是华夏儿女的图腾崇拜。小说中有了它，就有了“神性”，有了精神的高度，有了思想的含量。 我之所以在《后土》后期的创作修改中又大量地加入土地神的情节，让这一形象贯穿小说的始终，成为推动小说发展的重要线索，除了考虑借鉴人类学手法，建构人类学小说之外，还有一个初衷，就是让这一形象在成为农民本土信仰象征的同时，还能够与小说中所写到的外来宗教相对比、抗衡。众所周知，在当代的中国农村，对于基督教的信仰和传播已经是一个普遍现象。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特别是农村妇女信仰了这一外来宗教？为什么这一外来宗教发展得如此神速？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每一个创作者认真思考吗？在外来宗教信仰的冲击下，我们还有没有自己的本土信仰？我们的本土信仰还有没有自己的生存空间？本土信仰和外来宗教的冲突是显而易见的。在《后土》中，我通过土地神的口说出了这样一句话：“我在麻庄这块土地呆了这么些年，看着麻庄雨顺风调，雪落花开，衰极而盛，盛极而衰，一代代一世世，生生不息，绵延不止。麻庄为何这么兴盛？因为麻庄人敬重土地，善待众生。可是现在麻庄的人越来越失去了对土地的敬畏感，不再信任本神，有的还皈依了外教。我这次来托梦与你，就是想让你告诉麻庄人，不要亵渎土地，也不要远走他乡，他乡的世界再好，那也是别人的，与他们无关，他们可以在那里得到金钱，满足享乐，却终将得不到最后的安息。”⑤ 于此可见，重树中国农民的精神信仰是多么重要！ 综上，创作地标的发现让我的创作具备了微观地域性写作的特征，苏北鲁南既是我的精神故乡，又是我的文学王国。参加爱荷华写作计划让我知道了世界性眼光的养成的重要，文学的脚步从不停歇，但无论如何，写作者终究要回到故乡，回到内心，孤独地面对自己的灵魂，面对人类的大悲悯、大感动、大气象。我期待着，期待着一次次地重新出发，不断抵达人类学小说的超脱与遁入。 有一位作家说过，作家的创作有三种境界，一是被读者记住作家的名字，二是记住自己的作品，三是被读者记住作品中的人物。在我看来，创作的最高境界应该是第三种。我目前生活在徐州，相对于北京上海等地而言，我的创作是外省的创作，是边地的创作。我不处于最热闹的文学中心，但外省的边地写作自有其优势所在——这让写作变得更加纯粹。 注释： ① 叶炜：《小说的神性、农民的中国梦和创作的尊严》，《扬子江评论》2013年6期，89页。 ② 霍香结：《地方性知识》，新世界出版社2010年版，484页。 ③ 叶舒宪：《人类学小说热潮背后潜隐着文化反思与批判精神》，2006年3月25日《文艺报》，第4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