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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报告文学长篇与短制齐备，现实与历史双向观照，既有主旋律的报告，也有介入式的透视，有的作品实现了非虚构与文学的有机生成，显示出这类写作的审美性魅力。 对于时代变革主题的书写，无疑是报告文学创作最重要的收获。如何在抓住好题材的同时，做到潜心创作、精益求精，切实增强脚力、眼力、脑力和笔力，打造出文学的精品乃至高峰，将始终是摆在作家们面前的一个最重要的课题。 非虚构包含了但不等于报告文学，报告文学是其中的重要存在。但显然，现在非虚构似乎有一些屏蔽了报告文学。其实，报告文学是无法被遮蔽的。这是一种自有光亮的文体。现实多姿异质的存在，赋予它强劲的动能；真实而文学地报告现实的责任担当，激扬了报告文学作家的内生活力。2018年，报告文学有着春花夏树般的跃动与繁盛，更有我们走在丰收的田野上，看到那金秋硕果累累的动人与欢欣。我们有理由向2018年的报告文学，行一个标准的注目礼。 一 丁晓原：2018年的报告文学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它超常的活跃度。且不说受人关注的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评出了《朋友》《西长城》《乡村国是》《第四极》《大森林》等五部获奖报告文学；2018年，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组织评出了第七届徐迟报告文学奖，获奖作品《试飞英雄》《围困长春》《中国老兵安魂曲》《世界是这样知道长征的》《大写西域》《第三种权力》《一个记者的长征》《刀尖上的舞者》，长篇与短制齐备，现实与历史双向观照，既有主旋律的报告，也有介入式的透视，其中有的作品实现了非虚构与文学的有机生成，显示出这类写作的审美性魅力。 王 晖：的确如此。2018年在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中是一个值得记取的年份，对报告文学而言也是如此。这一方面表现在你所说的大事要事，另一方面也表现在，当我们回溯作为改革开放“元年”的1978年的时候，《哥德巴赫猜想》的发表具有开山和引领中国报告文学40年发展的里程碑意义。可以说，对现实的关注和直击、对历史的回望与反思、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呼唤与助推、对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渴求与期盼，是40年来报告文学始终不变、一以贯之的主旋律，成为凝聚于报告文学作家内心的信念和倾注于其笔尖的动力。这次双奖获奖作品既是对近几年来报告文学实绩的回眸与总结，同时也是一个指针、一种导向，它们既承接着过去，更指向着未来。 丁晓原：2018年报告文学的活跃，与各级作协组织的支持有关。这一文体的写作不完全是个人行为，某种程度上它是特殊的社会写作。从报告文学创作地域分布看，相对的河北、山东、湖南等这一文体的人气指数更高，多见优秀作品推出。余艳、王杏芬、王丽君、何宇红4位女作家出版“中国追梦者”系列，她们分别写作《追梦密码·何继善》《大漠游侠屈建军》《深杉“候鸟”汪思龙》和《珊瑚卫士陈偿》，这一系列是作者对科学家及其科学精神的深情礼赞。另有反映长江生态保护的《梦回长江》、报告国家重点工程的《梦圆大瑶山》、展示改革发展进程的《报春花》等长篇报告文学，受到了关注和好评。河北省作协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在邯郸举办报告文学专题论坛，深入矿区采访，作品有尧山壁、冯小军的长篇《绿色奇迹塞罕坝》，短篇有李延青、黄军峰等的《根脉》等。苏有郎的《好人乔奎国》以质朴的叙事、寻常的细节，多角度地写实了草根好人乔奎国的人性之美。江苏的报告文学曾有不俗的表现，但近年长势整体上有所减弱，期待他们春播后的秋收。 王 晖：实际上，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中国报告文学的组织化写作就已经初见端倪了。近年来，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和中国作协报告文学委员会在培养青年作家、助推重点作品、开展创研活动等方面十分用力，成效明显。各地方作协和报告文学组织在这些方面也各显神通，你所说的湖南和江苏的情况就是如此。与虚构文体更多偏于个人化写作方式有所不同的是，报告文学所关注、所再现的大多为社会公共事件或人物，因此，它的写作方式、呈现方式、接受方式、传播方式等就多有不同。虽然，促使作家成长的原因十分复杂，但我们当然寄希望于通过组织化写作等方式，尽快促成青年报告文学作家“蔚成大国”，在新时代有新作为。 二 丁晓原：媒体对报告文学的助推，是激活报告文学的要素。媒体对报告文学的热情，直接营造着这一文体写作所需的载体和氛围。《人民日报》的“大地”是报告文学的一块高地。何建明的《致敬，远山的扶贫队员》《那片开始甜了的海》聚焦的是恒大的扶贫和港珠澳大桥建设。李青松《智慧之翼》是报告文学对高科技之鸟无人机领域的首次进入，《科尔沁之绿》则展示了40年“改造大自然的伟大壮举”三北防护林工程的历史性成就。李春雷《蜀道闪》站在新时代的高点，回望历史，以西成高铁的建设开通，回答了李白的千年之问。《光明日报》给予报告文学特殊“礼遇”，不仅重视发表报告文学作品，而且能以头版头条的方式“隆重”推出。王国平的《美丽乡村在说话》就是头条作品。作品记写浙江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15年持续推进“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美丽乡村建设所带来的可喜新变。另外，《光明日报》还发表了王国平《本固枝荣·晋江之魂》和《织里织里，桥上的风景》等摄取“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特写的作品，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刊物中，《人民文学》设置“新时代纪事”专栏，刊发了《看万山红遍》《报得三春晖》《梦工场追梦人》等作品。《中国作家》（纪实版）是中国报告文学的一方重镇，2018年每期都有可观之作，《守望初心》《围困长春》《大国重器》《九寨祥云》《家园》等作品题材多样，叙写多彩，各具价值。《北京文学·精彩阅读》的“现实中国”专栏，2018年刊发《北京遭遇“垃圾围城”》《我的生命谁做主》《祖国至上》《精神病院采访实录》《留守知青，你在他乡还好吗》等10部作品，这些作品题材偏重于社会学课题，贴近百姓生活。“现实中国”形成了《北京文学》的特色和优势。此外，《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2018年度也刊发了一些重要作品。 王 晖：在当下融媒体时代，报告文学借助主流媒体的传播又有新的气象。作家何建明、李春雷、李青松在这一年都发表了有影响力的几部短篇作品。青年作家王国平则一连发表《美丽乡村在说话》等重磅作品，为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地方经济发展等鼓与呼。报告文学本来就有着新闻的基因，这使其在时效性、现实性、真实性等方面具有超越虚构文学文体的优势，如今这种优势得以回归，应当是可喜可贺的事情。 三 丁晓原：2018年可以说是报告文学的丰收之年。这种丰收不仅是指它的产量，我更看重的是报告文学创作的品质和质量。2018年是报告文学具有较高显示度的一年。这种显示度既关联着这一文体的活跃度，同时更在于优秀作家对于报告文学所具有的独特的忠诚度。年逾古稀的张雅文克服种种困难，笔耕不辍，出版了她的《妈妈，快拉我一把》，是一部“献给天下父母和孩子的书”。资深作家丰收的《珠穆朗玛的眸子》是一部致敬历史、致敬守疆烈士的作品，读来令人肃然起敬。报告文学写作对于何建明而言，是他的一种生活方式，抑或是生命方式，更是他挚爱的事业。2018年何建明出版了多部长篇。《山神》的主人公黄大发是当代中国的新愚公，作品以多种叙事艺术的交融，真实地展示了人物富有传奇色彩的事迹和他崇高的精神品格，生动地再现了中国式硬汉的感人形象。《惊天动地的“两弹”元勋》记写的是杰出科学家王淦昌传奇而精彩的人生。《浦东史诗》是首部报告浦东开发开放发展史的纪实作品。这是一部史诗与史诗的对话，作品以历史的宏阔的视野，选择历史进程中具有史意的人物与事件，以客观而充盈着诗意的笔调，为我们再现中国改革开放经典的画卷。山东作家唐明华的长篇《大风歌》以“中国民营经济四十年”作为写作选题。这是一部真实生动深刻地表达改革开放宏大主题的作品，是一部大写深掘艰难困苦曲折前行的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史的作品。作者在民营经济成为一个充满“歧义”的话题、中央又充分肯定民营经济的语境中，推出这样一部作品，是对时代之问的及时回答，体现了报告文学作家可贵的眼光和识见。彭学明的长篇《人间正是艳阳天·湖南湘西十八洞的故事》，是2018年度此类书写中最可关注的优秀之作。湘西十八洞是中央精准扶贫的首倡之地。作者以扎实的采访、质实而富有激情的叙说，生动地再现了这个精准扶贫的典型发生的可喜新变。 港珠澳大桥被称为“新现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是新时代中国工程建设中的重中之重。长江的《天开海岳——走近港珠澳大桥》以其一贯的“新闻调查”式风格，“真实地看——用自己的眼，真实地听——用自己的耳，真实地说——用自己的心”，落笔于工程中的不成功，由此凸显其成功的不易和伟大，讴歌了中国创造中的力量和精神。珠海作家曾平标以其得天独厚之利撰写的《中国桥——港珠澳大桥兴建始末》，其写作重点定位在大桥的“兴建始末”，作品可谓是一部有关大桥建设的全史。“中国桥”命名精准地揭示了这一超级工程的中国价值和世界意义。 王 晖：如你所说，报告文学以“时代文体”的姿态呼应了2018年这一特殊时间节点，表现出这一文体强烈现实性的特质。在这一年有诸多作品呈现改革开放40年的恢弘历程，何建明的《浦东史诗》、杨黎光的《家园》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两部作品聚焦的对象恰恰是改革开放40年最具代表性的城市上海和深圳，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见证，是中国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最好说明。因此，对于这两个城市的书写，本身所具有的历史意义、现实价值和未来启示就得到了鲜明的彰显。《浦东史诗》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是第一部全景再现浦东新区建设发展历程的报告文学，以生动形象的叙述告知读者浦东开发的筚路蓝缕之功，也在更为宏阔的背景上凸显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路径，以深情的笔触抒写勾勒出这片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土地及其人民的奋斗诗篇。《家园》则延续作者近几年一直在探索的“思辨体报告文学”的风格，以反思的姿态回眸以深圳为代表的“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对这一进程当中的“城市病”如人口膨胀、畸形发展、生态危机、交通拥堵、棚户改造、卫生难题等等做出自己的深入思考，并结合世界范围内代表性城市的治理经验与教训，力求提出“城市病”治理的深圳经验和中国方案。可以说，这两部作品强化了2018年中国报告文学的现实品格，对于重大事件和题材的敏锐度、反应度和把握度，表现出与这一文体的本质相对应的使命与担当。 丁晓原：报告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文学样式。其文学的生成既要遵循文学的基本规约，同时又要体现非虚构审美的自身特性。优秀的报告文学应当做到“报告”与“文学”的相生相成。2018年不少作品在报告文学审美化方面达到了较高的水准。陈新的《九寨祥云》言说的是2017年九寨沟抗震救援，作者注重通过具体的故事叙说，通过故事中人物的有效再现，以非虚构文学的方式落实作品的主题表达。李发锁的《围困长春》以对历史本真的深刻理解和把握，勇于揭去种种遮蔽历史真实存在的蒙尘，在宏阔的世局和国情的关联中，对书写对象的细部烛幽探微，以厚重的叙事和言说，还原那渐行渐远的历史现场。对历史人物的性格叙事，既反映了具体的历史真实，又体现出总体性的历史真实。徐剑《大国重器》副标题是“中国火箭军的前世今生”，这明示了作品“国家叙事”的宏大构架。报告文学需要多样化，但无疑对国是国运等的书写依然是它的题中应有之义。只是对于这样的大题材，报告文学作家应更加注意以非虚构文学的方式加以书写，在题材的公共性和书写的个人性之间，在主题的意识形态化和作品的审美性之间，生成文学的、思想的、信息饱满的艺术文本。徐剑由对写作对象的谙熟中，发现其中本有的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性，并且将这种故事性有机地导入到文本中，加以有机地结构。作者以小微进入大历史，小与大、轻与重、神秘与期待等有机地融合起来，使作品的叙事有了一种富有审美性的表现力。我想，细读《大国重器》，对主旋律报告文学写作的优化会有不少有益的启示。 王 晖：非虚构的报告文学也需要审美化的表现形式，这既是报告文学文体自身的建构伦理，亦是读者接受的文体期待。优秀的或者说经典的报告文学无一不是“美”的报告。2018年许多有追求的报告文学作家仍然“不忘初心”，努力构筑报告文学的“美的世界”。除了你提到的作品之外，下面这些报告文学也是值得一说的。傅宁军的《南京先生》写的是百年之前一位南京本地的中医江允辗转赶赴台湾马祖的北竿岛，为当地群众祛除瘟疫、救民于危难之中的故事。描述视域十分宽阔，历史与传说、现实和当下汇聚于此，大陆与台湾、南京与台湾的关联渊源清晰写出，可谓纵横捭阖、游刃有余。作者选择一个民间中医来讲述南京故事，显示出一个有别于传统南京故事讲述的新视角，使得南京故事的讲述更为多元和个性。朱晓军与杨丽萍合作的《大国粮仓：北大荒留守知青口述实录》以口述实录方式真实呈现北大荒留守知青“激情燃烧”的昔日岁月和多姿多彩的当下生活，不仅鲜明呈现出非虚构作品所要求的原生态和现场感，也呈现出作者经过长达20余年的持续追踪采访所带来的人物再现的连续性和变化性。在这样依据事实而不是依据幻想和虚构的描述中，以及以独具个性的声音还原历史、记录历史的文学呈现中，将“北大荒”变为大国粮仓“北大仓”的留守知青“伟大寓于平凡、英雄始于普通”的群像倾情写出。刘晶林的《海魂》以“海魂”喻人物，将守岛32年如一日的王继才夫妇坚毅朴实忠诚乐观的个性和品质置于恶劣的生存环境之中来表现，在强烈的对比和映照中完成对人物内在精神品格的艺术再现，写出了平凡人的不平凡人生。刘国强的《罗布泊新歌》描绘的是国投新疆罗布泊钾盐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守江及其团队在“千里无人区”的罗布泊，创造中国钾肥产业领军世界市场的传奇故事。作品重点表现了李守江们所谱写的信念“新歌”和科技“新歌”。而作品对这种“传奇故事”的现实意义和未来影响的描述无疑也是颇具眼光的。 我以为，作为“时代文体”的报告文学不仅需要迅疾再现时代的风云变幻，更需要积极回应时代的潮流与发展，要“及物”地书写现实诉求，承担社会责任，而不是一味在“钻故纸堆”中迷失作家的责任和文体的个性。当然，这样的书写一定要以“直抵人心”的审美方式进行，因为，对报告文学而言，真是基础，善是目标，美是容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