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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维诺曾在小说 《看不见的城市》 中， 讲述了马可 · 波罗与忽必烈汗之间关于城市记忆、形状、欲望及现代性的一次对话。威尼斯青年向大汗汇报了其旅途走访过的几十处地方，而事实上，这些都是在想象中虚构出的并不存在的城市。这是献给城市的一首爱情诗，是城市作为地理空间与想象空间的一次“记忆之旅” ，更是西人借助马可·波罗之眼重新观察中国故事与东方文明的一部“他者”经典。 2018 年底， 素以讲述当代中国城市生活闻名的 70 后作家徐则臣， 推出了潜心四年创作完成的长篇力作 《北上》 。这部作品的故事缘起同样来自马可·波罗。当年的元大都与此时的威尼斯犹自东西遥望，只不过故事的视线来到了京杭大运河。记忆深处的童年与故乡，念兹在兹的城市与河流，历史细部遮蔽着的无限未知与可能，无不照映着中西文明汇流之际国人与运河间的一段心灵秘史。在这次写作中，徐则臣以大运河上的一次北上之行为叙事主体，在历史与当下的两条线索中游弋穿行，借由个体的生命记忆与文学的虚构路径，深入运河旧境及近代中国社会的肌体深处，从天朝的崩溃到旧邦新命，以一条河流的兴衰命运反衬出了一个写作者对于百年中国历史大势及颠沛命途的深刻洞见。 在历史学家的学术考证中，马克·波罗的身份带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甚至连是否存在其人其游记也仍然存疑。 但在后世的民间传布中，马克·波罗仍然是最为东方所熟知的西方使者之一。 尽管元代之前， 经由丝绸之路这一交通动脉，东西之间器物、技艺、文学、民俗的交流往来频仍 ； 但马克·波罗辗转四年来华及旅居中国十七年的经历，游记中对于东方帝国繁华绮梦的书写，仍然带给了欧洲人无穷的想象与憧憬。到中国去，这是《北上》主人公之一保罗·迪马克一生挥之不去的情愫。这位在意大利维罗纳运河边长大的孩子自幼崇敬马可·波罗，最终成长为了一位自名“小波罗”的青年冒险家。为了寻找离家出走执迷远方的弟弟马福德，也为了寻找只在想象中存在的伟大的中国运河，小波罗只身来到中国，并决心沿着运河一路北上。 这一年，是公元 1901 年，岁次辛丑。此前三年的戊戌变法余波犹在，此前一年，义和团运动爆发，随后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以中国惨败屈辱收场。变法与革命之争势同水火，朝局与民意愈发不可调和，古老中国的生命底部暗潮汹涌，民力不支的运河也终于在风雨飘摇中迈进残年……《北上》，便在这种格局宏大的历史视野中铺展开来，故事的戏剧张力在山河破碎风飘絮中呈现出一种沉郁与阔大的美学渲染。天地莽莽苍苍，人间大河浩荡，北上的一叶小舟载着客子的旅愁，驶于近代中国走向黎明的前夜，驶于茫茫不知所终的北方，岸边的烟火映衬着野桥、流水与零落的芦花，更为这个运河故事平添了几分悲凉之雾。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发生在大运河之上的百年“秘史”由此种下前因。直至一百年后，当小波罗及谢平遥、邵常来、孙过程、周义彦等当年北上的先辈们的后代阴差阳错重新相聚时，各个运河人之间原来孤立的故事片段，才最终拼接成了一部完整的叙事长卷。 作为当代中国最具世界视野的作家之一，“到世界去” 始终是徐则臣文学谱系中最为重要的主题之一。在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中，从花街小镇走来的初平阳们想要逃离故乡，走向北京与世界，直至运河那一头的耶路撒冷。这是 70 一代人的精神自省与难以磨灭的理想主义情怀。而 《北上》 中同样存在着这样一个 “世界” ，因为战争带来的苦难，外来文明涌入带来的焦虑、恐惧与不安，而显得更加驳杂、多义、不可确认。眼界开明的学者官员谢平遥想要为朝廷“干点实事” ， 却受尽同人耻笑， 他沦陷在抽象的生活里，直至心底生满了荒草。他想效法前辈，走出国门到世界去探寻变革强国的良方。从世界走来的小波罗却想到中国去，由运河逆流而上探寻文明的起源与真义。对其而言，中国便是世界。两人所理解的世界并不对等，这是两种文明间的互文与国族层面的比较。庚子国变后的朝野人心，在西人的坚船利炮与声光化电中惶惶不可终日。梁任公所言之“莽莽欧风卷亚雨”， 可以看出此时的东西之间，早已不再是隔雾看花的遥遥相望。中国门户大开，天朝的文明自信经此一役几近荡涤，西人在北京或在中国的地位从未如今日之高，与中国或与东方的联系从未如今日这般密切。 战争带来的征服与伤害，未能磨平中西之间天然存在的鸿沟与差异。文明之间的分歧，则基本决定了人们看待世界与外族时的本心。因此，在初见小波罗的谢平遥眼中，尽管这个意大利人无比热爱中国文化和风物，却始终遮掩不住欧洲人骨子里的傲慢与偏见及盲目优越感。小波罗眼中的运河人与想象中的中国则更加难以捉摸和理解。北上之行坎坷多难，悲剧的结局从出发前便已注定。虽有庙堂苟安，致使西人大行其道，但民间仇教、灭洋、暴烈排外的心理与现实却远未平息。期间，孙过程的父亲死于教会介入的民间械斗，死前只对儿子说了两个字， “回家” ； 比利时传教士戴尔定带着仅有的少量西药和医护常识拯救中国伤民，为义和拳民所不容，自杀后留下了一则遗言，“我没有后悔来中国， 唯一遗憾的是， 我只做了这少许” 。 天真烂漫的意大利人小波罗不过是想在运河上多走几个来回，最终也殒命于民心潜伏的危局中。马可 · 波罗对忽必烈汗说，“每当谈论城市时， 其中都有威尼斯的影子”。小波罗临死前则悲伤地说， “京杭运河究竟有多伟大，你在威尼斯是永远想象不出来的。 ” 长达数百年的西学东渐在潜移默化间推动着国人价值观念的嬗变，而数十年间由外族入侵带来的暴烈动荡，则同时加剧了乡土中国与世界的仇视与隔阂。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与中国人眼中的世界，仍需漫长的时日才能取得真正平等的对话。 而相比于史书中飘忽不定的马可·波罗对于西人的精神指引，《北上》中的另一位灵魂人物龚自珍则显得更具温度、 触手可及。 在传统中国文人士大夫到现代世界知识分子的历史转型中，龚自珍无疑是最具标志性的人物之一。他的孤独、愤懑，少年心底的哀艳雄奇，既是古典诗史的殿军，也是中国第一代开眼看世界的知识菁英所独有的气度与格局。 《北上》开篇，以龚自珍《己亥杂诗》 （其八十三）作为题记。“只筹一缆十夫多 , 细算千艘渡此河。我亦曾糜太仓粟 , 夜闻邪许泪滂沱。 ” 这是一位哀民生之多艰的诗人行经运河，面对苍生黎民之苦时发出的羞惭与悲痛之音。历史并没有留给龚自珍这一代先行者太多的时间，但六十年后，这种知识分子立场的博大与悲悯，却穿过时间直抵谢平遥的精神深处。 对于《已亥杂诗》手不释卷的谢平遥，在身世浮沉之时仍努力推动日趋老迈的运河介入浩浩汤汤的世界潮流，同时固守着中国传统文明的火种与民族主义情感。“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 , 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北上》是一部运河书，更是一部知识分子立场的还乡之作。甚至在这个意义上重省“北上”二字，可知其文辞简约却蕴意丰盈。冯友兰说，“稽之往史， 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 偏安江表，称曰南渡。 ”古代文人所说的晋宋明人之“南渡” ，多直指偏安、苟合、不思恢复 ； 与之对应，“北上”二字则与国都、衣冠、故乡紧紧相连。晋家南渡日，此地旧长安。这一次地理的北上，既是谢平遥的运河学术考察之旅，也是其对于知识分子身份与命运的反思之旅，更是重新审视中国文脉精神的一次寻根之旅。这是一次深刻切入中国历史与文人精神的写作。 于是我们看到，徐则臣在《北上》中勾勒出了这样一幅夜航船的动人画面。千里长夜，灯火为伴。谢平遥船舱夜读， 想到 1839 年龚自珍自京南归， 而他此时北上， 南归是重返故里，北上却是无所知之地，不禁神伤。看得见的是运河，看不见的是来时与去往。大水汤汤，溯流北上，这一行崎岖渺茫，还乡却不知路在何方。这其中，有知识分子面对古老中国遭逢巨劫奇变的举目茫然，运河之子在漕运断流之前的隐忧与敏感，中西文明碰撞之时国人寻找精神原乡与到世界去的矛盾与撕裂……这一个民族的“秘史”与旧邦新命，最终尽皆付予了眼前这一条大河。 “谁分苍凉归棹后， 万千哀乐集今朝。 ”作为全书文人精神符号的定庵先生， 以改良先驱名世，以《己亥杂诗》传世。而《北上》的写作，恰逢一百八十年后的又一个己亥年前。遥望历史，这一无意之中的分分合合真是有趣。 严肃文学中扎实的历史写作最具密度，其难度亦可以想见。难则难在对于历史典籍与民间逸闻的爬梳剔抉，对于文学演绎介入史实与大势时的精细练达，而若由此写出一种人间烟火气十足的故事则更为难得。徐则臣写下的这部运河故事庶几近之，其将自己对于运河及国史的阅读和理解，彻底打碎，重新组合，印象中记忆的碎片由此变成了故事，传统的叙事彻底转换形状，交织错落。经由北上之行，徐则臣以雄健的文人笔墨，在中西交汇的全球视野下，再现了一幅上世纪初以来中国的浮世众生相。举凡国家、黎民、种族、东西、宗教、文明等课题均有所涉，官府、军队、教会、拳民、漕帮、船夫等阶层则不一而足。徐则臣在运河的命运中寻找着国运衰败的前因，并为近代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新陈代谢”做一注解，同时为“到世界去”的文学版图提供了一种更具历史维度和文明深度的参考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