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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子龙和路遥在众多优秀作家中脱颖而出，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绝非偶然。他们获此殊荣对新时代文学发展将会产生积极的示范引领作用。 作家应该深入体验生活，敏锐感应时代，成为真实反映时代巨变的“书记官”。40年的社会变革不仅是中国历史上变化最大的历史阶段之一，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中国用40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需要二三百年时间才能走完的历程。然而，这段可谓前所未有、波澜壮阔的历史巨变，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却没有得到相应程度的艺术表现。相比较而言，蒋子龙与路遥则是突出反映这一历史巨变的优秀作家。从他们的作品中，能够触摸到这段历史到底是怎样走过来的，又经历了怎样鲜为世人所知的艰辛与困顿。 回眸40年来的新时期文学可以发现，有不少作家不但没有深入火热的社会大变革实践中，反而在改革中迷失了自己作为人民作家的主体性，甚至放逐了文学使命，放逐了文学赖以安身立命的根基。而作家放逐文学之日，也就是读者放逐作家之时。许多作家不但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反而一味地埋怨时代，埋怨市场经济，甚至埋怨读者，这正是文学脱离现实的表现。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对蒋子龙和路遥的创作给予关注，是在昭示未来的文学发展方向——作家应该循着现实主义道路走下去，才有可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经典之作。 作家应该增强改革意识，拓展开放视野，讲好当代民族复兴的“中国故事”。对作家而言，文学遇到了一个好时代。这个时代呼唤作家具有社会担当，具有人文情怀，脚踏在960多万平方公里的热土上，写出能够真切地反映这个时代的巅峰之作。作家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当下我们所处的是一个改革的伟大时代，也是文学繁荣的伟大时代。关键在于，作家应肩负起时代赋予的新使命，走出自我的狭窄天地，扬弃自我玩味已久而又无法割舍的文学书写模式，与时代同呼吸，与人民共命运，由此找到作家与时代融为一体的文学创作新道路。 客观地说，新时期许多作家的确存在着一些先天不足。比如说，不少50后、60后作家，接受的文学教育有限，没有系统地阅读过全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特别是优秀文学经典。他们从事文学创作时偏于一隅，难以实现“气象宏大”。这就使得一些作家并不是通过文学引领时代的大潮往前奔涌，而是跟在时代后边疲于奔命，这种先天不足导致了文学的发展严重滞后于时代的进步。 作家应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时代努力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史诗性作品。当下，部分作家的文学书写历史参照系过于单一，历史时长偏短，地理空间过于狭窄，没有把真正能够代表40年改革开放历史的图景诉诸笔端，没有让胸怀世界的风雷照亮文学的星空，特别是未把文学置于历史与世界的维度加以表现。这表明一些作家没有那种能够与时代相吻合的大胸襟，未能透视历史风云际会，依然是躲在自我的狭小天地里沉吟。改革开放40年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是活生生的，是可以轻易触摸到的。像深圳从40年前的小渔村到当今的国际化大都市，像浦东从40年前的荒芜之地到当今的世界性金融中心，一些有名的企业从无到有继而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光彩，这在富有想象力的作家那里都难以虚构出来，但在当今世界已经变成了现实。当然，蒋子龙和路遥也没有建构起“中国的深圳”或“上海的浦东”等文学地标，但他们所走的文学道路是通向这样更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地标。如果用这样的标准历史地看，蒋子龙和路遥在其所属的时代，用文学的方式书写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乔厂长那种既脚踏实地又满怀激情的激越人生，恰是40年最恒久的人生基调。虽然时代改变了，但不变的是那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亮剑”精神。试想，中国成功的企业家哪个不具有这种精神？孙少平那种既忍辱负重又勠力前行的铿锵人生，同样是40年来最恒久的人生基调。社会发展了，但没有改变的依然是这种久久为功的勤奋精神。试想，中国从乡村走出来的新城市人哪个不兼具这种精神？这种精神恰是植根于民族文化深层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人文精神的现代性转换。 当选改革先锋的蒋子龙和路遥，是新时代语境下作家们学习的楷模。蒋子龙和路遥用文学的方式，脚踏实地地创造出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经典之作。新时代的作家们应该像他们那样，与时代发展同步，与社会需要合拍，仍然保持一往无前的变革和开放精神，在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努力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新的伟大作品。 （作者：李宗刚，系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共和国教育与中国当代文学”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