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钱锺书的相识改变人生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们对您的中文名字“郁白”很好奇，它有什么渊源？ 郁白：我的中文名是在学生时代起的，我希望它能体现中国的浪漫情怀。“郁”取自“郁达夫”。尽管现在中国的年轻一代可能对他了解不多，但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郁达夫是中国重要的作家之一。在我还是青年学生的时候，他的作品对我触动很深。而且我很喜欢“郁”字的发音，这是一个不太常见、比较特别的姓氏。“白”则是取自“李白”。两位都是我很喜欢的中国作家、诗人。因为我的法语姓氏发音是两个音节，所以我的中文名字也只用了两个字。 我必须承认，目前中国人更熟悉的是我的中文名，尤其是在我的《悲秋：古诗论情》一书出版之后——这本书是我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法语学术专著，而后又被译为中文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报》：据闻，您创作《悲秋》是受到了钱锺书先生的鼓励。能谈谈您与钱锺书、杨绛夫妇的故事吗？与他们的交往对您的学术研究及人生带来了何种影响？ 郁白：对每个人而言，都有一些邂逅会改变其人生，我与钱锺书、杨绛夫妇的相识就是这样。我初次见到钱锺书是在1981年春，那时我还是一个很年轻的外交官。我23岁，钱锺书已近71岁，然而我们一见如故。 那时《管锥编》刚出版不久。或许你们会觉得惊讶，我居然会阅读《管锥编》。《管锥编》让我发现了东西方之间的联系。钱锺书英文、法文、德文等都精通，令人叹为观止。他的《管锥编》展现出东西方之间没有割裂；割裂完全是人为的。实际上，中国的文本可以用来理解西方哲学，西方哲学也可以用来理解中国文本。钱锺书的出发点是“何为人”。 钱锺书告诉我们，中国和西方之间当然存在方法和看法上的不同，但是文化是全球性的。很多中国人以为只是“中国特色”的东西，其实是全球性的、关乎全人类的。 我曾经问钱锺书，为什么没有正史显示中国的文化或哲学出现过人文主义的时刻或者说人文主义运动。他回答说，中国当然有过。他认为中国的人文主义时刻出现于宋代——不是体现在朱熹那里，而是体现在苏轼、黄庭坚等人身上，从他们的诗词和散文中就可见一斑。他对我说，中国人的行事方式与西方人不同。西方人往往高声呼喊、尖叫，弄出很大阵势；中国人行事往往很低调、悄然进行。他告诉我，要揭开表面，不只是看表面，应该看更深处，这样会发现一切。 当然，钱锺书对儒学的看法颇具批判性，他尤其批判的是以朱熹为代表的新儒学——他们将秩序、纪律置于创造性思维之上。钱锺书本人颇为喜欢道家的观点，很喜爱庄子。他说，在庄子及玄学当中，甚至孟子身上，也有人文主义的时刻。 钱锺书很喜欢宋朝。他之后也告诉我，要理解宋朝就必须理解唐朝。他在《谈艺录》中就说，“非曰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杜甫等人其实是“唐人之开宋调者”。这一点很有意思。 不读杜甫就不懂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最欣赏中国诗词的哪些特质？ 郁白：整体而言，中国的诗歌我都喜欢。我个人更为青睐南方诗词。比起《诗经》我更喜欢《楚辞》。南北朝时的诗歌颇有趣味。大部分唐朝诗歌延承了5世纪南朝宋时期的诗歌，有南朝的风韵。在我看来，宋朝时苏轼、黄庭坚等人的诗词也能体现南朝诗歌那种自由、人文的特质。在诗歌中，你可以发掘人性。中国古诗往往更加关乎个人情感，比如描述友情等，而不是为政治背书。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似乎对王维和杜甫最感兴趣。 郁白：我以前很喜欢王维，他是一位伟大的唐朝诗人，同时他的作品也比较容易读懂。但是现在我完全专注于研究杜甫了。我正在翻译杜甫作品全集，这是一个长达三十载的工程。 杜甫很难读懂、很难翻译。我之所以翻译杜甫，是因为我觉得杜甫对于中国而言，就如同莎士比亚于英国、维克多·雨果于法国的意义。我认为，杜甫是中国的心灵之源。雨果是法国文化之根，莎士比亚是英国诗歌、喜剧及历史之根。不读莎士比亚，就不懂英国；不读雨果，就不懂法国；不读杜甫，就不懂中国。 杜甫被称为“诗圣”，绝非浪得虚名。在他所处的时代，杜甫并未受到赏识。到了宋代，人们才意识到杜甫的魅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感谢您这么评价杜甫。请问您是否与中国学者就杜甫研究进行过学术交流？这种交流和探讨对您有何启发？您觉得我们该如何在网络时代让年轻人进一步认识杜甫及其诗歌的价值？ 郁白：在本质上，翻译杜甫是我独自进行的。我不仅阅读每首诗的各种经典评论，而且还阅读当今中国出版的现代学术文章或书籍。没有那些文学批评，我恐怕会一无所成。但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参与关于杜甫的学术交流。所以我的局限性仅仅是我个人的。 如何理解杜甫，主要依赖于读者个人所处的时代和唐代文化。要理解世界文学史上任何一个重要的文学人物都是如此：你需要熟悉其政治、社会、经济和语言的背景。确切而言，前代文学经典尤其是《文选》是杜甫诗作的基石。因此，我鼓励年轻一代学习这种经典知识，是因为它定义了中国文化，就如同拉丁文和古希腊文本定义了欧洲文化的过去和现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