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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是灵魂的逆光。你把灵魂的一部分注入作品从而使它有了你的血肉，也就有了艺术的高度。这牵扯到两个问题：其一，作家需要审视自己现实的灵魂状态，要首先塑造你自己。其二，真诚的力量无比巨大，真诚的意义在这里不仅是矫枉过正，还在于摒弃矫揉造作、摇尾乞怜、哗众取宠、见风使舵的创作风气。 回顾我的创作经历，当初我的写作目的其实是茫然的，等到真正关注人与灵魂的问题后，我对写作有了真切的认识和感觉。起初我只是喜欢写作这种方式，还有就是想把所写的变成铅字发表在刊物上让大家看到。目的非常单纯。写着写着，随着变化，你要寻求你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或者是你关注的文学主题。随着写作的时间长了，对自我的要求渐渐变成一种爬坡的要求。譬如我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那一个阶段有大量的作品。我大部分的作品都是在那个时期写的。我关注的所有命题都可以用一句话来解释——人的命运和人的问题。当然这说法很含糊、很抽象，但却是我在每一篇小说中设置的远大目标。当然每个作品的风格都不一样。那只是某个具体小说里的故事，由它表现出一种不同的意义来。但它的终极目标，作为一个作家，我所关注的东西其实是一个字——“人”。而上世纪 80年代初那个时期我的作品，我必须通过作品来找到一种解释的角度。 关于东西方文学交汇和影响，每个人身上发生的故事都不一样，我们这一代中国作家在成长时期，对异域文化有大量涉猎。我人生当中第一次接触真正的美国文学是高中时代，《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和《伤心咖啡馆之歌》这两篇小说真正教会我的是，小说一定要写人物。通过阅读这些小说，让我诞生了一个比较正常的小说观。 在上世纪80年代，一夜之间欧美的文学理论涌了进来，我的直觉是理论读得越多，我的头脑越乱。写作从来不是靠文学理论支撑的，确实没有一个小说家是为了实践验证某一个文学理论而去写作的。写作往往是跟自己没有梳理过的直觉、内心生活有关系，跟理论无关。理论从来不是一个作家安身立命之本，可要可不要，可读可不读，我从来就是这个观念。 在小说叙述的背后，细节联结着灵魂，而灵魂直接与人性的根本问题相关。对人性的说法我们往往持一元论。在我看来或者是我的基本理念，其实是人性无所谓好和坏、善和恶。人性就是一个集合体，所以我觉得最不科学的，或者我觉得最有害的就是一元论的对于人性的看法。 之所以到现在我们仍然不能说可以把人性概括成一二三，因为没法概括，太复杂了，你更不能用一个正面的或者积极的意义去囊括整个人性。同样，你当然不可以，也没有资格，没有理由去用负面的、灰暗的、悲观的态度去概括人性。人性就是一个黑洞，所谓“黑洞”它是属于探索的，是一种混沌状态。也正因为这样，所以我觉得即使到今天，在19世纪出现的，即我们所说的传统的现实主义写法，在大量的涉及到人性的许多文本已经出现之后，今天我们仍然有必要在这个领域继续开拓。因为这个黑洞没有开拓光，没有穷尽，这是我一个比较坚定的信念。 （作者系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张雨楠/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