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家马伯庸（受访者供图）  《显微镜下的大明》马伯庸 著博集天卷·湖南文艺出版社2019年1月 2018年，38岁的马伯庸迎来了他的“影视元年”。随着小说《三国机密之潜龙在渊》《古董局中局》《长安十二时辰》相继被改编成影视剧，他从一个互联网兴起时代混迹论坛的写手，真正蜕变成了作家马伯庸。 最近，马伯庸的全新明朝历史纪实作品《显微镜下的大明》由中南博集天卷和湖南文艺出版社共同出版。这本新书可以说是马伯庸的“重说明朝那些事儿”，他从明代的一系列罕见民间档案文书里，挖掘出了六个深藏于故纸堆中的明朝基层政治事件。 六个事件聚焦于一府一县乃至一村之内，记录的都是最底层平民的真实政治生活：当遭遇税收不公时，他们如何奋起抗争；当家族权益受到损害时，他们如何兴起诉讼；当朝廷要求整顿户籍，他们又是如何从中造假牟利……近日，马伯庸在接受深圳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想要读懂大明，读懂中国古代政治，不可只注目于朝堂，也要听到最底层的故事。 为了写这部新书，马伯庸翻阅了大量史料，甚至明朝小县城的地方志和公文，将发生在明朝小县城里的案子疏通前因后果。围绕新书创作的幕后故事，马伯庸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 未来不会参与任何编剧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去年开始，你的小说被集中改编为影视剧。考虑过自己做编剧吗，或者未来有可能介入影视行业吗？ 马伯庸：我的作品改编的影视剧《三国机密》2018年已经播出了，《古董局中局》现在在腾讯播出，《长安十二时辰》也即将播出。我其实还挺擅长把影视转成文字的，但是却不擅长把文字转成影视，因此不参与任何编剧。 对于影视剧这方面，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我是觉得该怎么写还怎么写。第一，我本身写作的风格就偏影视，不用刻意去调。第二，当你心里存了什么去做，跟你无意中做，感觉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现在流行写宫斗、宅斗、甜宠，我写不出来，那我就固守在自己这块就行了，只要故事做好，人物做好，改编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影视方看重的永远不是他觉得这个作品特别好拍才拍，还是觉得它内核好，特别适合拍出来，剩下的都是技术性问题。 我有意写一本冷门书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显微镜下的大明》属于历史纪实，怎么会在影视剧大爆发的时候写一本历史书呢？ 马伯庸：我一直希望在谈到历史的时候，能够把视角放低，眼光不要只放在帝王将相身上，或者就算提到皇帝，最好有一个身份低下、但是人格上跟他平起平坐的形象出来。《显微镜下的大明》来自我翻地方志找到的一堆史料，譬如明代小县城里的案子，前因后果、公文都有，我把它们重新构成一些大家能看懂的纪实文字，像小说，但每一句都有出处。 我们老是看到帝王将相治理朝政、勾心斗角，老百姓的生活一两句话就带过去了。像书中一个案子，《明实录》上只有一句，但它呈现的老百姓的收入、面临的困难、怎么解决这个困难、怎么从自己阶层出发跟其他利益阶层碰撞……这是真正鲜活的东西，我希望大家能看到古代普通人真正的生活，他们所遵从的规则和道德。 2018年我有意写一本冷门书，就是这本《显微镜下的大明》。我一条一条去看档案，繁体字的，竖排的，还要搞句读，挺费工夫的事，市场销量不一定好，但我觉得这是有意义的。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你的写作灵感通常来自哪里？ 马伯庸：以《古董局中局》为例，当时阅读了很多考古文献资料后，得到了灵感。在古董鉴定中，青铜器外面有锈，过去是去摸、去看，甚至去舔一下。现在技术先进了，用X光照射金属内部，就能鉴别真伪，我就是从新技术鉴别古董的论文中找到了故事灵感。 作家不应该是一个职业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你最早从网络起步，有人说你从“写手”变成了“作家”，你如何评价自己？ 马伯庸：首先我是一个作者。其次，以前我还挺想成为学者的，结果论文看多了，和学者接触多了，我发现把一个方面从学术提炼成某种结论和规律，专业和非专业真的差很多。比起知识分子来，我其实就算知道分子。 未来我想当象牙塔里的学者和普通老百姓之间的桥梁，把学术知识用相对比较轻松的方式讲解给老百姓，借此教化大众、引导他们走向小众。 我现在觉得作家不是一个身份，作家是一个状态，当你有冲动表达一些东西并且付诸文字，你就是一个作家，当你写完把笔记本合上，你就不是作家了。每个人都有几个瞬间会是作家，作家也不应该是一个职业。很多人没有作家这个身份，但是他们写的东西很好看。 再扩散到文化领域，作家之外再画一个大圈的话，应该是文化圈。因为我对历史类的、文化类的，尤其是传统文化相关的主题也做一些研究，也没有给自己限定是个什么身份必须做什么。就像一个作家不可能只读文学类的书，一定是兴趣扩展到更宽的领域，才最后形塑成你的作品。里头是有一个平衡，我尽量往后退一点，可能更舒服一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