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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绪源是在二零一八年三九严寒的第二日正午走的。得知这个无法接受的噩耗，中国儿童文学界素白一片。 在这个被人们命名为“薄情的时代”，为什么中国儿童文学界同仁对刘绪源如此牵心、怀念？刘绪源对于中国儿童文学界究竟意味着什么? 但凡知晓刘绪源在中国儿童文学界的独特贡献的人，大概都会承认：刘绪源确是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界的“一个独特的存在”（《刘绪源：我与儿童文学的“命中注定”》，2017年5月26日《文艺报》）。但如何独特？怎样存在？我以为，对这样问题的追问，可谓是一位中国儿童文学界学人铭记刘绪源的一种有效方式。 在我看来，刘绪源在中国儿童文学界的独特价值首先在于他是一位真学问家。刘绪源虽然不仅仅属于中国儿童文学界，但他的真学问对于中国儿童文学界来说，是一种高度，一种尊严。 刘绪源在中国儿童文学领域的真学问表现在：他的中国儿童文学研究虽然高度地忠实于研究对象本身，主张审美研究的本位方法，坚持审美评价尺度，坚信审美本质论，但审美世界只是他的出发地和归属地。在出发和归属的过程中，他不断地一个人独自上路，在哲学、思想史、文学史、文化人类学、儿童心理学、脑科学等等领域不断探寻，“进行整合并深入思考”（《美与幼童》第13页），由此成为一位中国儿童文学界非常稀缺的“跨界”却又立足于儿童文学研究基点的真学问家。刘绪源的真学问还表现在他一向低调做人。在这个“大师”帽子满天飞的学术江湖化时代，他是一位学问远大于名气的真学问家。偶有得意时，他也是一副很害羞的样子。自打从《文汇报》退休后，他更拼了，日常节奏好像一直处于“奔跑”状态。数年里，他的成绩如井喷式爆发，连续出版了不都与儿童文学有关，但又无不与儿童文学有关的多本学术专著：《今文渊源》《文心雕虎》《儿童文学思辨录》《中国儿童文学史略（1916-1977）》，以及哲学家李泽厚的对话录《该中国哲学登场了》《中国哲学该如何登场》。对此，他也只是羞赧地一笑：“这两年成绩多得有点不好意思……”。然而，只要真正阅读过刘绪源著述的人，就会发现他的著述无论长短，初读貌不惊人，细品学养深厚（参照了文化研究者、出版人房向东的微信评语），洞见令人震撼。最重要的是，他的真学问者学问与生命之间建立同一关系。作为一位只读过完整的小学六年、上过两年初中，进修过一年的复旦大学哲学班的学术“个体户”，他硬是通过终生自学的方式实现了他为自己所确立的一位真学问家的生命目标：不接受任何规训，只做“专家之上的文人”（刘绪源：《前辈们的秘密》第230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记得在2014年秋季，在他为中国海洋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学生讲授名家课程的最后一课时，他借定庵诗句“从来才大人，面目不专一”而表达了他的这一学术与生命同构的目标。那时刻，我刚好坐在正对讲台的第一排，真切地感受到他说此话时其背后的“大荒漠”，也体会出他说此话时的幸福感——那幸福包围着他，使得他饮用的矿泉水仿若甘泉一样甜美。后来，这幅画面，我一直珍藏着，时时用它打量我自己：真学问，是一位文学研究者和文学评论者的软实力。中国儿童文学界也不例外。要想研究做得好，真学问不能少。而如我这样的中国儿童文学研究者的一个致命问题或许就在于此：缺乏刘绪源式的靠自学而获得真知的真学问。而这一致命的问题，就我个人而言，只能一面向刘绪源学习，一面继续望其项背，因为真学问家的刘绪源不可复制、难以追赶、难以逾越。 刘绪源的真学问在中国儿童文学界只是他独特价值的学术底蕴，并不必然使他成为一位“专家之上的文人”。要知道，在今日学术体制化的学术界，有真学问的专家并不是很缺乏，缺乏的是“专家之上的文人”。在中国儿童文学界更是如此。中国儿童文学学科固然有它特别的研究对象和特殊的学科属性，但在跨学科性质上，一点也不逊色与它所“归属”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但由于中国儿童文学学科受制约于现有的学科体制——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二级学科下的一个方向，加上中国儿童文学学科的博士点稀少，学院派出身的教师队伍十分单薄，致使中国儿童文学学科严重缺少学术“后备军”，学问家就更是难产。此外，包括我在内的中国儿童文学研究者，大多是学院体制培养和训练出来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以学院派的思维方式、研究范式从事儿童文学研究工作。而学院体制有它一套很系统的专业训练，有其所长，但同时形成了许多规训。所以，刘绪源对于中国儿童文学界的独特价值，更在于他承继了五四新文学以来的由代代“文人”相传 、并不合乎时代风尚、却深刻地影响了本民族衰与荣的“文人”理想，依凭这一文化理想，打通了当下中国儿童文学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专业“壁垒”。而此种“文人”的文化理想，刘绪源在两部相当于中国现当代文人“心灵秘史”的著作——《今文渊源》《前辈们的秘密》中，有最集中的婉曲体现。由此，更确切地说，刘绪源对中国儿童文学界的更重要的独特价值在于：他“在而不属于”中国儿童文学界，而是一位一路追求真知，一路“越界”的真的思想者型的中国儿童文学界理论家、评论家。 对于这三位一体的多重身份，人们一眼看过去，很容易先被刘绪源的儿童文学评论家的耀眼光环所吸引。的确，在中国儿童文学界，儿童文学理论研究、文学批评可谓基础薄、任务重，人手少，工作责任大。如果说儿童文学作家尚可以在主流文坛与图书市场之间获得一种平衡，那么儿童文学研究者和儿童文学评论者则长期处于双重边缘之中——被主流学术界和商业市场双重边缘化。精神上的孤寂和物质上的贫困是从事这一工作的工作者的常态。据我所知，刘绪源虽然近年来著作不断问世，可他从未开口谈过稿费。即便有稿费收入，也少而又少。可刘绪源依然保持了恒久的儿童文学研究和儿童文学批评的学术热情，一面秉持鲁迅所确立的“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批评标准，一面践行他的精神导师之一——周作人所持有的体恤目光。他总是能够及时地发现中国儿童文学优秀作家作品的可贵新质，真诚地鼓励中国儿童文学界的新人新作，同时也敏锐地指出中国儿童文学存在的问题（如：九十年代初迄今的商业童书泛滥现象）。读他的儿童文学评论，既有现场感，又有艺术感，还有体贴感。人们常常会说刘绪源的文学评论如何“真实而锐利”（《刘绪源：我与儿童文学的“命中注定”》，2017年5月26日《文艺报》），一点不错。率真地发出“真声音”，确实是刘绪源的儿童文学批评的独特风格。但也只有在儿童文学作品是否具有审美性这样的“大节”处，儿童文学研究是否是“注水”的学术研究时，刘绪源的儿童文学批评才一寸都不让步。与此同时，刘绪源的儿童文学批评还有多个他面：精到、柔软、细腻、善意，等等。尤其，他自愿地将儿童文学批评定位在一个“低处”，指出：“评论和研究工作者不能把自己看得太重要，我们的主要工作是推进——并不是自己推进，主要是作家们在推进，评论家应是作家们前进时的助力。” （《刘绪源：我与儿童文学的“命中注定”》，2017年5月26日《文艺报》）能说出这话的刘绪源，自身完全是见不到一位儿童文学批评家的耀眼光环的。他拥有的只是一位儿童文学研究者和评论者的真心和公心。而这样的真心和公心才是刘绪源留给中国儿童文学界的“初心”。 而况，且慢，如果我们在儿童文学评论家刘绪源的光环处多驻足片刻，不难发现：包围儿童文学批评家刘绪源的光环中也有暗淡、忧伤的蓝火焰。如果说儿童文学批评家的刘绪源的周围聚集了中国儿童文学界的不同代际的作家，那么思想者和儿童文学理论家的刘绪源则常常形单影只。其实，中国儿童文学界的刘绪源对儿童文学批评有多少热诚，就对思想、对儿童文学理论有多少深情！他的儿童文学批评的准、真、深恰恰源自他对思想、对儿童文学理论的终生眷恋和全身心的生命投入！他进入中国儿童文学界的第一篇评论《从别林斯基的话说开去》（《儿童文学选刊》1984年第2期）就是从思想研究出发的。这篇仅仅一千余字的儿童文学评论确立了刘绪源儿童文学评论的思想视角和思想高度，特别是确立了思想者的儿童文学研究视角。在思想研究之外，刘绪源在他三十多年的中国儿童文学研究工作中，同样醉心于理论研究。但就在中国主流学术界追赶西方理论之时，刘绪源消化了西方理论，但又绕开了西方理论，终回到中国儿童文学的审美世界中来。他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与他的中国儿童文学评论一样，是独立的思想研究和审美判断，由此信守了一位思想者的生命哲学：“不入门户”，做一位“少信的人”（刘绪源：《前辈们的秘密》第73页）。再加上他的“一清如水”的书话性的散文笔法，使得他的儿童文学理论著作即便再深奥，也会很清浅地表达出来。《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是一部将思想和理论融合在一起、清浅又深刻的理论著作。特别是2017年10月由江苏凤凰少儿出版社推出的《美与幼童（增订版）》，作为刘绪源老师留给世人的最后一件珍贵礼物，更是一部“应在教育学界美学界哲学界引起重视”（李泽厚先生语。引自2017年11月25日下午13:25刘绪源致笔者微信）、不空谈、重体验、讲美感、独修远的中国思想者型的儿童文学理论家的原创理论著作。而思想者型的儿童文学理论家的刘绪源在中国儿童文学界，乃至中国学术界，恐怕还要孤单一段时间。例如：倾注了刘绪源多年心血、为完稿而兴奋得三天三夜无眠的“跨学科”理论专著《美与幼童（增订版）》迄今并未受到学界应有的关注。尽管如此，思想者型的儿童文学理论家刘绪源将思想和理论作为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武库和视阈，应是刘绪源留给中国儿童文学界的深远启示。 刘绪源在二零一八年三九严寒静悄悄地走了。但他为中国儿童文学界留下了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特别是，在真假难辨的功利主义时代，刘绪源以治学和做人相同一的“真”如烛火一般温暖和点亮了中国儿童文学界的“同道者”和“后来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