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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屠城”之说与清初语境 《隋史遗文》第五十六回写罗士信攻打千金堡，千金堡城高且坚固，难以攻下，后来用计赚开城门，罗士信命令“不要留一个”，“可怜千金堡中不分军民男女老弱杀个一空”。回末总评曰： “屠城”二字，人不忍闻。不必说到报应，也该缩手。 这段情节总共三百多字，总评专门拈出加以评论，有意凸显“屠城”二字。按《唐书志传》《隋唐两朝志传》和《大唐秦王词话》均无攻打并血洗千金堡的情节，此乃《隋史遗文》所独有。《隋史遗文》还特别写到“报应”，说罗士信“只是少年情性，忍不得一口气，害了多少人。后来守洺水，被窦建德余党刘黑闼攻城，雪深救兵不至，被擒死节，年不过二十岁。虽然成忠义之名，却不免身首异处，也是一报”。罗士信是秦王李世民麾下的一名先锋，《隋史遗文》尊李世民为真主，罗士信当然是一位正面英雄人物形象。袁于令在描写罗士信时杜撰一个屠城情节，并在回末总评中予以评说，不能说不是用心良苦。问题是袁于令用心何在?如果写在明代崇祯年间，用以抨击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则不必安在正面人物罗士信头上，而且不会是“报应”之类的极其温和的言辞。 “屠城”，足以震撼天下，而且成为一个时代血腥和耻辱的标志，发生在顺治初年清军南下之际。顺治二年(1645)四月二十五日清军攻破扬州，对城内军民实行疯狂杀戮达十日之久，有王秀楚《扬州十日记》，评载此血腥事实②。清军在市内进行“前梳后蓖”式的搜查，见人就杀，城内街巷血流成河，积尸如鳞，“查焚尸簿载其数，前后约计八十万余，其落井投河、闭户自焚及深入自缢者不与焉”。同年六月十三日清军攻入嘉兴，“百姓喧挤出逃，践踏倒死，嚎咷震天，接踵而行，首尾数十里不绝。大兵知陈梧东走，分别追赶，至朝阳庙不及而还。时城中逃出者十二三，未及出者十七八。有削发为僧，避于佛寺者；有自系狱诡称罪囚者，仅二百余人。其余尽行杀戮，血满沟渠，尸积里巷，烟焰涨天，障蔽日月，数日不散”[4]。八月江阴人民举行抗清起义，清军攻城八十天，城破，“满城杀尽，然后封刀”，详见赵曦明《江上孤忠录》、韩菼《江阴城守纪》、许重熙《江阴城守后纪》。与此同时，嘉定的抗清，遭致清军三次屠城，是为“嘉定三屠”。顺治二年清军平定江南，屡屡制造屠城事件。清朝统治者企图用铁血摧毁江南人民的反抗意识，消息传到北京，也震撼了已经臣服清朝的北方人士。 袁于令云“屠城二字，人不忍闻”，极符合他身居北地和他当时的立场心态。江南发生的件件屠城，袁于令当然只能是耳闻，“不忍闻”，正反映了袁于令的贰臣立场。江南被屠杀的毕竟是自己的同种同族的乡亲父老，闻之而怜悯悲痛，这显然不同于制造屠城事件的满清统治者的情感，在刽子手的精神世界里是雪恨的兴奋和痛快。但袁于令的立场仍是清朝统治者的立场，所以他只是“不忍闻”，与被屠杀的江南人民的愤怒情绪又迥然有别。他在《隋史遗文》的情节中安排屠城者为罗士信，即书中的正面英雄人物，是真主李世民麾下的先锋干将，曾与秦叔宝结为异姓兄弟，保护秦叔宝的母亲妻子不遗余力。屠城者为正面英雄人物，十分切合袁于令的这种立场和心态。如果把罗土信血洗千金堡看作是豫王多铎所率清军在江南屠城的写照，不能说是牵强附会，情节中罗士信对开门投降者不戮一人，千金堡坚持抵抗，则城破杀戮不留一人。 屠城者是正面人物，屠城的原因是负隅顽抗。凡投降者，一个不杀；顽抗者，一个不留。这些都是多铎江南屠城的要素，正面叙述而略有微词，反映了叙述者站在屠城者立场却又有一定的谴责。中国传统小说的审美习惯是好坏分明，一般都是写好人干好事，坏人干坏事。好人干坏事的写法极其罕见，它一定是来源于现实的真实，出自作者复杂的主观心理。 屠城二字，顺治年间写在书上尚可版行，到了康熙以后，文字狱张炽，尽管它的立场并非与屠城者敌对，但也会遭来横祸。刊于康熙十四年(1675)的《隋唐演义》吸纳了《隋史遗文》大部分文字，其第五十八回编入罗士信屠城千金堡情节时，这样写道： 今说徐懋功恐王簿两个不能建功，自己带领一拨人马，赶到千金堡来。岂知士信已用计破了，城内军民，不分老弱，把他杀个一空，懋功深为叹息。 将《隋史遗文》原本浓墨重彩的描写大大淡化了。袁于令的回末总评对“屠城”的议论，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显然是欲削弱袁于令原话的影响力。到了今天，如果只是因为袁于令写作这段话语的具体环境消失在时间长河里，而使得读者忽略或不了解历史背景，以至于看不到它的深刻的时代烙印，那就真的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了。 讲史小说与自创小说不同的是，它处理的是历史题材，作者的思想意旨需要通过历史题材的剪裁与表述体现出来，这就使主题意蕴显得更为复杂隐曲。把握它需要通过多重视阈予以透视，这包括道德伦理、历史、时代及作者意旨等四个主要层面。早期讲史小说多在民间说唱文学基础上整理形成，内容动涉不经，嗣经文人参与，“按鉴演义”之风盛行，然又泥于史实；明清之际此风大变，作者秉承史为我用原则，不再拘泥于历史事实的束缚，而重心转移至历史之外，如《隋炀帝艳史》对炀帝奢靡生活的细致描写，《隋史遗文》对乱世英雄所倾注的深切同情与理解等，这使得讲史小说与自创小说更为接近，作者之思想意旨也因此得到更为自由与完全的表达。主题意蕴的丰厚，使得通过多重视阈予以透视显得必要。以往学界对明清之际讲史小说主题意蕴阐释的模式较为单一，其实讲史小说的主题意蕴不同于主题思想，它涵盖多个理论层面，是传统、时代、文本及作者意旨交融互汇的多样化统一体，具体来说包括道德伦理、历史、时代、作者意旨等层面。道德伦理与历史层面既具继承性，又有时代性，二者构成小说显隐两种文本表现；时代性与作者意旨则被作者有意或无意地倾注于历史的叙事之中。 其实讲史小说至此已经比较成功地找到了文学与历史的结合点，作者的意旨得到了更为自由与充分的表达，作品的文学性也因此获得了大幅度提升，其创作理念已比较接近现代历史小说，虽然这种创作方式因清朝定鼎及文化一统的需要，被逐渐消释，但它却为讲史小说的发展作出了有益尝试，直至今天仍不无借鉴意义。 考订一部小说的作年，看上去是一个实证的事，其实背后有着重要的时代政治、文学与文体的因缘。以一个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作为考论的基础，才有可能使得相关的结论稳实可靠。关于《隋史遗文》作年的考订，就是一个显著的个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