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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米尔·库斯图里卡，这是我家里最受欢迎的名字之一，也是我朋友里最受欢迎的名字之一。我一直以为这是一个导演兼编剧的名字，前年9月我才知道这也是一个小说家的名字，我在米兰的一家书店里看到了他的一部小说集，可能就是这部《婚姻中的陌生人》，费特里纳利出版。我们是同一家意大利出版社，午饭的时候我询问我们的编辑法比奥，法比奥说已经出版了库斯图里卡两本书。 库斯图里卡没有告诉我他写过小说。去年1月26日，我们在一个山顶的小木屋里喝葡葡酒吃烤牛肉，那是在塞尔维亚和波黑交界之处，景色美丽又壮观。我们从下午吃到晚上，夕阳西下之时，我们小心翼翼走到结冰的露台上观赏落日之光与皑皑白雪之光如何交相辉映，光芒消失之后我们冻得浑身哆嗦又是小心翼翼走回木屋，继续我们的吃喝。木屋里有库斯图里卡和我，有佩罗·西米柯，他是波黑塞族共和国总统的顾问，说他的总统和库斯图里卡是世界上最讨厌的两个人，经常在凌晨两三点的时候打电话把他吵醒，有马提亚院士和德里奇教授，还有给我做翻译的汉学家安娜。那是一个美好的下午和晚上，德里奇教授喝着葡葡酒向我了解《许三观卖血记》里的黄酒是什么味道，我不知道如何讲述黄酒的味道，就告诉德里奇下次来塞尔维亚时给他带一瓶。马提亚院士讲述他读过的中国古典诗歌，他背诵了其中一句：“你只要坐在河边耐心等待，就会有一具你敌人的尸体漂过。”我不知道这句诗出自何处，心想翻译真是奇妙，可以无中生有，也可以有中生无，不过这个诗句确实不错。 然后库斯图里卡开车带我们来到一个滑雪场的酒吧，我们坐下后，他坐到壁炉台阶上，让炉火烘烤他的后背。这时候我想起在米兰书店里看到他意大利文版小说集的事，我告诉了他，并且告诉他出版社的名字，他让我重复一遍出版社的名字，然后叫了起来：“啊，对，费特里纳利。”这就是库斯图里卡，他知道自己的小说在意大利出版了，但是出版社的名字他没有关心。如果我打听他的电影在意大利的发行商名字，他可能也要好好想一想，然后：“啊，对……” 这部《婚姻中的陌生人》里收录了库斯图里卡六个中短篇小说，《多么不幸》《最终，你会亲身感受到的》《奥运冠军》《肚脐，灵魂之门》《在蛇的怀抱里》和《婚姻中的陌生人》。我因此经历了一次愉快的阅读之旅，每一页都让我发出了笑声，忧伤之处又是不期而遇。这部书里的故事让我感到那么的熟悉，因为我看过他所有的电影，读过他前年在中国出版的自传《我身在历史何处》，去过他在萨拉热窝童年和少年时期生活过的两个街区，站在那两个街区的时候我想象这个过去的坏小子干过的种种坏事，他干过的坏事比我哥哥小时候干过的还要多，我哥哥干过的坏事起码比我干过的多五倍。 《多么不幸》的故事发生在特拉夫尼克，我没有去过这个地方，但是我读过伊沃·安德里奇的《特拉夫尼克纪事》，我仍然有着熟悉的感觉。《在蛇的怀抱里》讲述了波黑战争，这应该是让我感到陌生的故事，可是我看过他的最新电影《牛奶配送员的奇幻人生》，这部电影就是来自这个故事，我还是熟悉。其他的故事在萨拉热窝，有时候去一下贝尔格莱德。我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那个熟悉的埃米尔·库斯图里卡无处不在。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他用生动和恶作剧的方式描写了这个世界。他的生动在叙述里不是点滴出现，而是绵延不绝地出现，就像行走在夜晚的贝尔格莱德，总是听到在经过的餐馆里传出来库斯图里卡电影里的音乐。他的恶作剧在叙述里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和相遇的，如同多瑙河与萨瓦河在贝尔格莱德交汇到一起那样。比如，小说结尾的时候父子两个达成默契，父亲请儿子帮个忙，儿子问什么忙，父亲说：“如果哪天我突然死了，你必须第一个赶到我身边，你得收好我的电话簿，让它永远消失。”儿子毫不犹豫地回答：“好的。”在这个世界上，有时候父与子这样两个男人之间的阴谋，是那些母亲和女儿和姐妹们无法探测到的。 《奥运冠军》和《肚脐，灵魂之门》应该是这部书里的两个短篇小说。《奥运冠军》显示了库斯图里卡刻画人物的深厚功力，一个名叫罗多·卡莱姆的酒鬼，曾经五次获得过前南斯拉夫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比赛冠军，这个热心肠的酒鬼总是醉醺醺地问别人：“我亲爱的，你们有什么需要吗?”他没有一次的出现是清醒的，直到最后烧伤后浑身缠着绷带躺在医院里才终于是清醒的，但是口齿不清了。库斯图里卡把罗多·卡莱姆的醉态描写得活灵活现。 《肚脐，灵魂之门》是库斯图里卡的《波莱罗》，他把拉威尔的变奏融入到阿列克萨这个孩子一次又一次对阅读的抵抗之中，这个短篇小说里出现的第一本书是布兰科·乔皮奇的《驴子的岁月》，最后也是这本书，就像所有的变奏都会回到起点那样，阿列克萨终于读完了人生里的第一本书。为了庆祝儿子读完第一本书，父亲把《驴子的岁月》的作者布兰科·乔皮奇请来与阿列克萨见面，让阿列克萨紧张得说话都结巴了。当母亲在阿列克萨耳边私语：“跟他说说你觉得《驴子的岁月》怎么样……”儿子回答：“有什么用，他比我更清楚!” 变奏的技法在小说中出现时很容易成为无聊的重复，然而库斯图里卡有办法让重复的叙述引人入胜。库斯图里卡的写作自由自在，没有人可以限制他，就是他自己也限制不了自己。他小说中的情节经常是跳跃似的出现，这可能与他的电影导演生涯有关，很多情节与其说是叙述出来的，不如说是剪辑出来的，所以他笔下的情节经常会跳到一个意料之外的地方，是否合理对他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否感受到了讲故事的自由。 在上海的时候，他给我讲过准备拍摄的下一部电影，他讲述了第一遍，又讲述了第二遍，我感觉他是在自言自语，讲述到第三遍的时候，突然里面一个重要的情节逆向而行了，一下子颠覆整个剧情，他的眼睛盯着我，等待我的反应。我说直觉告诉我这样更好。他微笑了，直觉也告诉他这样更好。我看着他，心想坐在对面的这位塞尔维亚朋友的思维里没有边境，他的思维不需要签证可以前往任何地方。他小说中的情节经常是这样，经常会突然逆向而行，就是细节也会这样。 在前南斯拉夫，在塞尔维亚，很多人认识埃米尔·库斯图里卡。前年6月我们在贝尔格莱德的两次晚餐之后离开时，就会有人走上前来请求与他合影，他很配合影迷的请求，眼睛友好地看着镜头。去年1月27日，他开车带我们几个人从塞尔维亚的木头村前往波黑塞族共和国的维舍格勒。冬天的树林结满了霜，漫山遍野的灰白色，我们在陈旧的柏油公路上一路向前。来到波黑边境检查站时，一些车辆在排队等待检查，边检人员认真查看坐在车里人的证件和护照，我们的车绕过那些车辆以后放慢速度，库斯图里卡摇下车窗玻璃，对着一位波黑边境的检查官挥挥手，那位检查官看见是库斯图里卡，也挥挥手，我们的车不需要检查证件护照就进入了波黑。 我笑了起来，听到我的笑声后，库斯图里卡的双手在方向盘上做出了演奏的动作，他说：“这个世界上不应该有边境。”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 库斯图里卡是塞尔维亚作家、电影导演、编剧、音乐家，曾两次斩获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被誉为最伟大的电影艺术家之一。 库斯图里卡于1954年出生于萨拉热窝，1981年首次执导剧情片《你还记得多莉·贝尔吗？》赢得了该年度的威尼斯最佳处女作奖金狮奖。第二部剧情片《爸爸出差时》（1985年）斩获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1995年凭借电影《地下》再次获得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 库斯图里卡执导电影十余部，并在多部电影中担任编剧。《流浪者之歌》《亚历桑那之梦》《黑猫白猫》《生命是个奇迹》等影片多次在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柏林国际电影节等揽获奖项。 2016年，他出任第19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委会主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