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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违了，应物兄！ 十余年来，我们有可能在各种场合和杂志上，接触到李洱对先锋文学别具一格的解读、对现代小说与中国传统的思考，甚至于对于作家、学者的评论。他一如既往的幽默、敏锐，常使笔者耳目一新，惊叹：原来还可以这样！然而，作为一位作家，他的小说却着实让人等了太久。直到今年的《收获》长篇专号秋季卷，李洱终于交出了磨砺十三年之久的《应物兄》。这是一部同样可以让人发出以上惊叹的小说。在这里，他锤炼人物、推敲细节、探索形式，建构了一个新的小说世界。 事实上，李洱曾在九十年代中后期迸发出惊人的创作热情，写出了迄今为止的大部分中短篇小说。不过，这种现场式的写作似乎燃尽了他的表达热情。言尽矣，一个新的小说家从自我的余烬中涅槃。他进入到另一种写作境界——慢节奏、少而精，小说不再是才情的冲动，而更多地依靠知识和理性。而且每一次出手都野心勃勃，总要挑战写作的难度和时代的难题。在这样的境界中，他写出了一部《花腔》、一部《石榴树上结樱桃》，任何一部都足以使读者念念不忘。而从这已刊出的半部《应物兄》来看，它的格局和气象亦可与以上作品比肩。它以一种李洱式的文体，书写了当代知识人的世间心和众生相。 小说以应物兄筹备儒学研究院为情节线索，从这个中心人物向外辐射，为当代知识人刻画了一副全景式的图谱。仅半部小说，有名有姓的出场人物已达五十余位。且不说像应物兄、费鸣、葛道宏、乔木先生、程济世、栾庭玉、季宗慈、郏象愚（敬修己）等颇费了一番笔墨的重要人物，即使许多点缀性的人物也写得妙趣横生。如只有一次出场机会的郏象礼，这个不着调的伤痕作家，浪漫化地描述知青生活，为乔珊珊制造爱情的幻象。小说有一个细节，写他一番宣讲之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物件，乔珊珊以为是戒指，结果却是黄铜顶针——密密麻麻地布满母亲留下的凹坑。乔珊珊接过顶针戴在手上，当即与恋人郏象愚（郏象礼的弟弟）私奔。可暑假还没结束，“出走的娜拉”就灰头土脸地回家了，手上只有顶针留下的痕迹。在谐谑的风格中，那些浪漫的想象在无形中被消解，坚固的东西烟消云散，隐隐有一种冒犯崇高的快感。 金圣叹点评《水浒传》，称赞其人物众多却能做到“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同样地，《应物兄》人物众多，却也能做到同中有异，惟妙惟肖。尤为可圈可点处，是对于“声口”的刻画。《应物兄》的人物之异，异在“声口”，从声口见其性情、气质和形状。写作伊始，李洱就表现出写“说”的精妙。他笔下的人物大多染有喋喋不休的“话唠症”。这既是费边（《午后的诗学》）、孙良（《喑哑的声音》）职业病的外在症候，也是他们面对日常生活时无所适从的病根所在。他们让我们看到，口若悬河反而是失语的最无望的状态。这是独属于的李洱的关于“话语”的辩证法。 值得注意的是，在《应物兄》里，“声口”并非简单地等同于“对话”，而是被赋予了多种表现形式和意义内涵。讲学论道、日常谈话、新闻报道、学术著作、诗词唱和、会议报告甚至是灵签上的谶言、字画中的题字……很难想象，在一部小说里，我们竟然会遭遇如此多的“双引号”与“书名号”。外观上，不断出现的分隔符好像撕裂了文本，使叙事主线变得凌乱；内在里，这些自成一体的形式却赋予了文本重组的可能，使凌乱的部分有其意义且可以互相沟通。它们将话语权由叙述者转移到人物手中，划定出独属于“知识”的疆域，形成了众声喧哗的内在对话性。梁鸿以“百科全书式的小说”为这种写作模式命名，指出知识之间通过关联性进入叙事话语，结果是“故事逐渐模糊，事实不断衍生，细节淹没了一切，淹没了小说时间、情节，取而代之的是不断衍生的意外、关联与不断庞杂的结构空间。”这种认识可谓切中肯綮，指出了李洱实现文本意义增殖的秘法。 这些“知识”营造氛围、塑造人物，却无意承载推进叙事的功能。因此，它们的载体是“言”，而非“事”。可以说，在李洱建构的诗学世界里，“言”的篇幅和地位都超过了“事”。《应物兄》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大可一言以蔽之。但“言”却以不拘一格的形式打开了这个狭小的空间。如程济世与应物兄讲“雪桃”。应物兄此行是为了商讨程济世回国一事。程济世的谈话却旁征博引，时而讲到西方哲学，时而阐释《论语》精妙，中间穿插着曲词事典的索引与人情故地的回忆。迂回婉转，及至于孔子以雪桃劝谏鲁哀公，才透出他的弦外之意。纵观全文，程济世少有行动，他的“事”无外乎讲学论道，但却可以由此显出与其他人浑然不同的声色。 有意思的是，在第一次出现鲁哀公这个字眼时，李洱如规范的学术体一般加了一个注释：“……鲁哀公想借力外力消灭三家，却被三家赶跑了。所以程济世先生在下文又提到，他倒是愿意像孔子侍坐鲁哀公那样侍坐葛校长，但是他担心葛校长像鲁哀公那样被别人赶跑喽。”这个正文之外的“副文本”，是另一个叙述者亲自参与的“言”的空间。它在内容上与正文互为参照，为阅读提供一种导引，在形式上又显示出其多样性。阅读小说竟然会遭遇到学术论文中的脚注，实在是一种怪异的体验。 语言形式的多样，使得读者稍不留意就会在文本中迷失方向，陷入语词的迷宫。以最规范的学术体例论证并不存在的虚假之物是李洱常用的“诡计”。如关于济州蝈蝈的叙述。这是程济世念念不忘的儿时玩物。在华学明的论文里，它具有一切使人信以为真的外在特征。起源地、习性、发生频率，甚至最后一只蝈蝈“末代皇帝”的灭绝都被清晰地考证出来。所有的形式都是真实的，而对象却是虚假的。这种设计模糊了真实与虚构的关系。它们就像李洱在《花腔》中培育的“巴士底病毒”，潜伏在文本中，伺机寻觅读者免疫系统的漏洞。最严谨的语词，导向空洞无物。反而是俏皮话和不经意的清谈，最是荒诞不经，却闪现着看透真相的睿智。 详于记言而略于记事，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将《应物兄》命名为记言体小说。当谈到现代小说的中国传统时，我们往往将之指认为史传传统和诗骚传统，亦不外乎叙事和抒情两端。《应物兄》对应的传统似乎并不在这个范畴里。在笔者看来，它的体例与趣味离《史记》和《离骚》为远，更接近于记言体的《国语》。试问，是什么构成了我们今天对人物形象的理解？小说通常的法则是，在从生到死或从平衡—失衡—再平衡的结构中，书写一个人的爱恨情仇和事功行止。在这个过程下，人物方才得以浮现。小说里始终是一个在“动”的人，要么是行动，要么是情动。与此对应，“说”在塑造人物、架构小说的过程中所起的只是辅助作用。《应物兄》则颠倒了这重关系，转化了记言体的形式，在“双引号”内注入了足以点化小说的内容。 “小说”是一个“现代”的文体概念，而“传统”的文体却要混杂和广博得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小说别为三派，叙述杂事、记录异闻、缀缉琐语。“杂”、“异”、“琐”之说，表明小说在古代的涵义是要容纳从其他文体中剔除出来的部分。这与我们今天的理解并不相同。“小说”由“传统”而现代，是一个筛选过程，也是一个转化了其他文体的过程。《文心雕龙》里讲，“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铭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这还只是文体起源期的样态，后来又有几十种乃至上百种分类之说，直到清代都没有解决文体的定名问题。也就是说，就文体而言，“传统”的口径宽，而“现代”的口径窄。陈平原曾选择笑话、轶闻、答问、游记、日记和书信六种内涵明晰的文体概念，来谈传统的现代化转化在小说演进中的作用。更多的样态则没能经过这个转化，进入我们今天的视野。 在“小说”的知识谱系中，后来者也在创造着它的起源。“记事”接近现代小说的理念，可以轻易地完成现代转换，从“史传”进入“小说”。在今天面对《史记》，我们能够无障碍地以“小说”作为前理解去阅读它。而“记言”呢？面对魏晋文人的清谈、明清文人的笔记时，这种自然的阅读机制就受到了冲击。我们面对的是什么？它们为什么能或者不能被看作小说？似是而非之间，是一片模糊的灰色地带。也许，这正是《应物兄》在文体上的意义所在。 当然，这也只是笔者阅读时的断想，姑妄言之。《应物兄》中有一句对学术明星的嘲讽之语：“他们好像无所不知，就像是站在历史和现实、正剧和喜剧、传说和新闻、宗教与世俗的交汇点上发言，就像同时踏入了几条河流。”笔者愿意以最大的善意来理解这句话，并以此指认李洱创作的丰富和博杂。阅读《应物兄》就像是一步踏入了几条河流，同时在这些悖论式的领域里自由驰骋。在这些诸多的线索的交汇点上，它展开了对当代知识人的生活实录，亦直抵他们的精神私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