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醒龙 著名作家，现任湖北省文联主席。1956年生于湖北黄州，1984年开始发表作品，代表作有中篇小说《凤凰琴》《秋风醉了》，长篇小说《痛失》《弥天》《圣天门口》《天行者》《蟠虺》等。  印 象 为故乡 著书立传 2018年刘醒龙出版了最新长篇小说《黄冈秘卷》，这是他四年来完成的第二部长篇作品。提到黄冈，人们往往会想起大名鼎鼎的黄冈中学和其“恐怖”的高考实力。所以《黄冈秘卷》听上去颇像是一个高考话题的故事。但其实这是一个与刘醒龙的故乡──湖北黄州的性格血脉有关的小说。 这里地处鄂东的“穷山恶水”，历史上以“五水蛮”著称，却又是与诸多文学大家发生关联的地方，宋代苏轼、王禹偁都曾被贬至此。然而这次，刘醒龙以一个黄冈人的身份和姿态，钻进黄冈的历史和黄冈人的灵魂中去，他想告诉世人，哪怕是一生豪迈的苏大学士，也不能代表这里的历史与性格。 “不执拗到只剩下一根筋的男人就不是黄冈男人，苏东坡的执拗只相当于半根筋。”刘醒龙要借助今天转型社会中的人与事，与历史中可资传承的内容相印证，去为故乡著书立传，解密黄冈何以成为昔日将军之乡、今日的状元故里。它是作家对故土最熟悉而又陌生的打量，这种叙述角度不仅能让人读到黄州乃至湖北的文化性格，也会让人借鉴其模式，对自己与乡土之间的关联有更新、更深层次的认知。曾担任过茅盾文学奖评委的王春林就表示，刘醒龙的这部新作，可以和贾平凹的《山本》、阿来的《机村史诗》一并看作构成了“新方志叙事”的写作潮流，“黄冈、秦岭、机村，既是地方的，更是中国的。” 在创作长篇之外，他一直未曾停笔。近两年，他在长江沿岸来了一次“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行动，从2016年6月开始，先后分四个阶段完成了“万里长江人文行走”，先从三峡顺流往下，直到九江；再从安徽池州向下抵达崇明岛；再由重庆溯流而上到达金沙江上游；最后则由青海玉树的通天河向上直到长江正源沱沱河。他一路走一路读《地方志》，从人文记录中寻找可以讲述的内容，结集成《上上长江》，也于去年下半年出版。 这次被形容为可以把长江“走透”的旅行，是他这个出生在长江边上的人第一次真正地打量它。“只有当自己有了独立的灵魂，长江才会成为我们的母亲河。”这是他在书中写下的话。 已过花甲之年的刘醒龙，创作之力始终未曾衰退，很少让人感觉到其身上的岁月痕迹。他说能写出好作品的时候，都是最佳年龄，写不出作品，即使年年十八岁，也只是令人惆怅的旧时光。最近他正在撰写自己的文学回忆录，回思创作中的点点滴滴，感慨颇多。在湖北省文代会闭幕式上致辞时，身为省文联主席的他援引巴金先生的一句话，“要用心写作，将心交给读者”，并加了一句“要将心交给自己”。一个作家，无论他被多少事务缠身，无论身边的声音有多么嘈杂，无论他所看到的世界有多么快的变化，只要他自己始终明白要表达什么，为什么而表达，就不会辜负手中的那支笔。 我们是“老农民”的后代 对故土乡情爱到吐血 记者：《黄冈秘卷》这部小说对家族历史的追寻，似乎很贴近这几年流行的一个词：怀旧。这也像是现代社会中的许多人试图摆脱生活困惑，摆脱压力重寻安宁的一个途径。那么您是否也希望借助对一个家族历史的上溯来寻找到什么？您在作品里反复提到“我们的父亲”，“我们”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是一种父老的共性还是其他？ 刘醒龙：这个问题无法用是与不是来回答。我不能说是，那样就容易被误解为自传体，这当然不是我的初衷，也与写作的真实不符。但我也不能说不是的，小说中不少细节，真切地发生在父亲及他的家庭与社会生活当中，这也是我将真实的地名直接写入小说中的一种考虑。也是由于这些，才在第一至第三人称的“你我他”和第四人称的“我奶奶”“我爷爷”等之外，实验性地使用“我们的祖父”“我们的父亲”这一新的人称。从词意上看，“我们”既可以是特定的几个人，也可以是很多人。我自己的用意，也不只是简单写祖父和父亲，而是由他们漫延到上几代人可以统称的父辈。 《黄冈秘卷》交稿后，最近一段时间里，我应一家出版社的邀约，在写自己的文学回忆录。回想这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总能见到父辈的痕迹。1992年，父亲曾就我的小说写信，其中称呼他自己和我们为“老农民”的后代。这个用词曾经引起评论界的注意。很可惜这种注意只是简单地将“老农民”与“农民”之间画上等号。在我的意会中，祖父和父亲毕业从事的职业并非农民，而是如小说所写的“织布师”，特别是祖父，后颈上那只碗口大小的肉球，根本无法从事肩挑背扛的农业活路。父亲说“老农民”，其中更重要的意义，很可能是“老人家”一类的敬语，是用来表达对故土、对乡情的爱到吐血的感情。 记者：有的评论家认为，小说呈现了传统生活观念与现代性进程之间的矛盾，您对此怎么看？ 刘醒龙：天下矛盾最大的莫过于生与死，最基本的也莫过于生与死。在生与死的前提之下，一切事物都在沿着本来的规律前行。有过去就有未来，有新的就有旧的，有好的就有坏的，这么想来，天下万物都可以装进这个套路之中。不过，我总是以为，就文学而言，那些将现实矛盾写得越精彩的，越不可能是真的在写矛盾，而是找寻人活着的理由，以及人不再活着时的价值。 有没有忠良之心 是做人的重要标准 记者：提到西北人们会想起黄土地，提到东北会想起黑土地，那么在您笔下的黄州，您最希望读者读到的文化符号是什么？ 刘醒龙：当然是小时候就听爷爷一直念叨的四个字：贤良方正。 记者：今年您在您儿子毕业典礼上的致辞，曾在朋友圈刷屏，里面有句话“任何时候有没有忠良之心，是做人的重要标准”。您也提到“好些年了，人们越来越少用到忠良这个词”，您觉得为什么这个词出现得越来越少？您现在重新提出来，会不会担心您的话受到曲解？ 刘醒龙：几年前，应邀给水果湖二小写校歌时，其中就有一句写道：楚河边，忆忠良。忠良的意义与思考，不只是在这部小说中开始思考的，小时候，听爷爷那一辈人讲得最多的就是忠良，从“杨家将”到“岳家军”，每每听得热血沸腾。后来讲得少了，甚至基本没有人讲，这也是不正常的。忠良是做人的基本品质，大的方面可以事关家国，小的去处也会关系家庭。如果连忠良都不能说，那能说的还有什么，难道是奸佞吗？所以，将忠良二字平平常常地说出来，也能体现一个人的基本品质。 记者：您提到历史上的“五水蛮”是有“恶名”的，但就文化性格而言，是否“蛮”也有它中性的一面？我觉得小说中其实也暗含了对这个字的更立体化的解读，您怎么理解这个字呢？ 刘醒龙：用千年以后的眼光来看，“五水蛮”成了一种文化符号，用来表明曾经有过的一段史实，以及一些曾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一些人。文化的真正意义，是对一段漫长历史的铭记与再造。这些从远处迁徙而来的、历史的异乡人，对黄冈这块土地的贡献是巨大的。正是有了这些历史的异乡人，黄冈人文才表现出独特的气质。 记者：您在小说里说，“不执拗到只剩下一根筋的男人就不是黄冈男人，苏东坡的执拗只相当于半根筋”，为什么这样评价？ 刘醒龙：如果明知错误，还在坚持，那就不是执拗，而是死不悔改。执拗当然是对正确而言，可以与真理保持一段能够快步追上去的距离，但绝不是背道而驰，不是与天下为敌。在黄冈人的性格中，能让他们敢于执拗的显然就是贤良方正。没有贤良方正的底气，胡乱执拗下去，就没有任何意义了。苏东坡不是土生土长的（黄州人），本质上就不可能是彻底的，又是从京城贬谪来的，他那句“人道是三国周郞赤壁”，可以看作是下意识地回避某种责任的一种端倪──真正执拗的人是不会对责任绕着走的。 记者：读苏东坡的《黄州》一诗，感觉是无奈悲凉的，个人对大势的无法正面硬碰的时候选择了放弃，但您笔下的人物不尽然如此，在执拗中似乎有着自己的变通与妥协，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刘醒龙：似乎是在见仁见智了。《黄冈秘卷》中的人物不能说是变通与妥协。在与生俱来的血脉面前，一切都是本该如此。 用自己的心去写自己的心 写出让人拍案叫绝的作品 记者：您在后记里提到弃“垸”字而用“塆”字的做法，我能理解为对与乡土，或者说精神原乡的割裂的一种拼命挽回或拒却吗？这是否也是小说想要表达的内容之一？ 刘醒龙：过日子当中的一些习俗，是无法用简单道理来解释的。方言也是如此，比如武汉方言说“臀部”，发出来的音是“殿部”。比如小时候当地人为尊重上面来的大人物而说“莅临”，听到的却是说“位临”。但是，叫“臀部”为“殿部”的武汉人越来越少，将“莅临”说成是“位临”的山里人越来越凤毛麟角，进步总是历史的主旋律，文学为某个阶段留下一些印记，是必须的。 记者：听到黄冈，就会想起黄冈的教育，小说里也是将高考秘卷作为一个标志物来处理的，和黄州人的性格、历史密切相关，那么在现实中，您觉得当代黄冈的教育水平，是否也受到传统历史文化以及性格的影响呢？ 刘醒龙：市面上流行的那个与高考密切相关的叫《黄冈密卷》，我的这本书叫《黄冈秘卷》。小说的趣味与高考试卷的难度，看上去是风马牛不相干的，但是一旦进入生活，就不是毫无关系了。生活中的一切都不是孤立的，都有可能与同一生活空间，甚至是不同生活空间的其他事物发生联系。一切与黄冈有关的，都会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黄冈的万物，只不过有时是看不到的，有时看到了，又不知如何表述。黄冈教育成名于信息时代之前，那时还不知道自媒体为何物，靠的是实打实的功底，靠的是黄冈人爱读书的传统。黄冈二字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一种价值，所以才有那么多年轻人将自己锁在书斋读“黄冈”。 记者：您新担任湖北省文联主席，在文代会闭幕式上致辞时援引了巴金先生的“要用心写作，将心交给读者”，不知道您多年创作的过程中，对这句话的理解有什么变化吗？ 刘醒龙：巴金老人这句话后面，我说了一句自己的话，“要将心交给自己”，这也是一种变化吧。这个时候，太容易受到并非自己真心想要的那些东西的误导。在写作中，同样面临这个问题。在一哄而起的泛传播时代，不跟随，不起哄，不任性，真正用自己的心去写自己的心，反而是十分难得的。 记者：提起湖北文学，人们总会想起您、池莉等几位代表性作家，那么在您看来，近几年有没有值得大家关注的新人作家和作品？ 刘醒龙：年轻作家中突出的有李修文、哨兵和李遇春等人。李修文的散文，哨兵的诗歌、李遇春的评论，都是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有地位的。还有不少人，只不过湖北作家一向不太擅长炒热自己，相信作家只能靠作品说话。 记者：不久前有评论说湖北作家关注历史、乡土题材多，关注现代都市题材略少，您对此怎么看？ 刘醒龙：这根本不是什么问题，写作的选择总是与自己感同身受的那些紧密相关。能写出让人拍案叫绝的作品来才是硬道理，与都市不都市毫无关系。 刘醒龙有话说 故乡的精髓一脉相传 贤良方正这个词，是我爷爷在与别人挖古说闲话时，不经意冒出来的。起初我只觉得这种说法不一般，直到长大了，有一次爷爷显然是有意对我说，黄冈人当不了奸臣，自古至今黄冈从没出过奸臣。如果挑剔，爷爷这话是有问题的，至少当奸臣也要有资格。我当然不会如此去想，因为爷爷早就告诉过我，他那个时代的黄冈人，再难也要让孩子上一阵子私塾。以爷爷的身份与模样，我宁肯相信，在文化上，黄冈大地不曾有过对任何一个孩子的刻薄。 贤良方正的黄州一带，从古至今，贤身贵体的君子出了许多，但不曾有过十恶不赦的大坏蛋。从杜牧到王禹偁再到苏轼，浩然硕贤总是要以某种简单明了的方式流传。 比如几如胜迹的东坡赤壁，那二赋堂边有一座不伦不类的石塔。《地方志》记载，清朝年间，黄州城内某家族出了一位失节女子，被施以族规后，族人仍不解恨，在坟头上建起一座简陋石塔，以镇其妖。上世纪80年代，作为苏轼研究者的丁永淮先生，新编了一个故事：苏东坡在黄州四年，大兴贤路，以“五水蛮”闻名的黄州大地变得倚重斯文。安国寺的僧人带头在二赋堂边建了一座焚纸塔，每天早上扫大街，见到有文字的纸片，便捡起来，送到焚纸塔中焚毁。此话一经出口，就变得像是千真万确，黄州人全都奉行此说，有知情者再提旧时旧事真相时，反会遭人痛斥为胡说八道。 比如我上高中时隔壁班那位语文老师，在上世纪40年代教过私塾，是个老学究，当年的高中语文课本有一课是讲《国际歌》的作者欧仁·鲍狄埃，语文老师念“英特纳雄耐尔”，哪怕念一百遍，也会变成“英特纳雄耐吾尔”。每每想自我纠正，但凡回过头重读，充其量只会读成“英特纳雄吾耐尔”。在老师的叙事中，吾与尔，这一句中是断断少不了谁和谁的。 吾与尔是一对天生的字词，没有吾哪有尔，没有尔哪有吾。以黄州为中心的原野传说甚多，传承甚广，但最重要的还是这些有如乡贤的品格，由于心中多了些质朴贤明，内在的精髓才能一脉相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