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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世界文学》的读者和作者。作为作者，我曾经在“中国作家谈世界文学”这一栏目发表随笔，在5年内写下30万字左右的读书随笔，结集为《一卷星辰》《居于幽暗之地》。 作为读者，《世界文学》使我得到了读书生活的路标，也提升了自己写作生涯的天际线。只有去读那些值得一读的作家作品，才有可能写出值得一写的文字，度过值得一过的人生。我不懂外语，只能通过翻译家的劳动，认知那些外国作家的面孔与内心。杰出的翻译家也是作家，与异域先贤们进行着隐秘而伟大的合作，从而完成了那些异域思想景观的汉语表达。 自古至今，正是翻译，一点一点更新了汉语的、或者说中国的灵魂和容颜。通过翻译家的工作，那些异域他乡种种崭新的词汇、语式、言说，使汉语乃至中国人的生活，不至于因陈腐而灭亡，反而通过混血而生动有力。语言不是工具，语言就是人、就是世界，语言的边界拓展到哪里，人类对世界和自我的认知就深入到哪里。正是各种语言之间的冲突与融汇，造就了当下中国和世界的新风貌。 唐玄奘就是最早的翻译家之一。“涅槃”“刹那”“众生”“觉悟”“禅”“因果”……汉语中约有3000多种词汇，来自对佛经的翻译。鲁迅先生对于五四新文学的兴起有开山之功，而“开山”的资源，正来自于他对俄国、德国、日本、法国众多作家们的翻译，来自于他对异域人生的认知与勘探。《世界文学》的前身《译文》，也正是鲁迅先生创办的。可以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或者说中国人的现代性，离开翻译，离开外部世界的参照与支持，无从谈起。 当下，有些人用“翻译体”这一说法，表达对某种欧化语言风格的不满和不屑。某种程度上，这其实是对陌生感和先锋性的拒绝和回避。西方语言所具有的个人性、理性，可以帮助我们克服汉语中公共性、感性的过度泛滥所带来的隐疾，从而更加准确、客观、有力地面对这剧变中的世界。 作家普鲁斯特在《驳圣伯夫》一书中说：“美好的书，是用某种类似外语的语言写成的。”汉语的美与力，也只能通过表达的陌生化与思想的先锋性来实现。就像异邦“陌生的”“先锋的”马铃薯、番薯、玉米、西红柿、棉花、辣椒进入中国，使长期依靠本土的黍、稻、麦而维持生存的华夏民族，在遭逢种种战乱、屠戮、瘟疫之后，能够从汉唐时期的6000万人口，增长到清末的4亿人口——大地和节气是翻译家，而翻译家也应该像大地和节气，将种子转换为食粮和人间烟火。 某种意义上是否可以说，被翻译的外国文学就是汉语文学的一部分。异域先贤借翻译家之口，像表演双簧一样，传达了来自陌生世界的新认知、新惊喜。向那些异域、异样、异常的表达献上敬意，这并非妄自菲薄、数典忘祖，汉语在开放中只会呈现出无限的可能性，而不会夭亡。正如奥登所说：“翻译使一个人了解自己母语的限度。”另一方面，翻译也使一个人了解自己母语的深度。从五四到当代，包括翻译家在内的写作者们，汲取异域文学的营养，赓续汉语的伟大传统。比如，郭宏安翻译加缪时，为了呈现其言语中“高妙的贫瘠性”（萨特），就时常翻阅揣摩先秦散文，在祖先简约节制的言说风格中获得呼应和启发，继而为加缪进入汉语铺平道路。 1935年，周作人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散文卷，在“序言”中对现代散文文体建设进行了思考：“我相信新散文的发达成功有两重因缘，一是外援，一是内应，外援即西洋的科学、哲学与文学上的新思想之影响，内应即是历史的言志派文艺运动之复兴。现代的散文好像是一条淹没在沙土下的河流，多少年后，又在下游被挖掘了出来，这是一条古河，却又是新的。”这些话让我感动，它体现出了汉语的自信与开阔。翻译家的劳作就是争取“外援”，使作家们的“挖掘”、历史的“内应”，有了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汉语文学传统这一条大河，由于众多支流的不断支援，而生生不息、一往无前。 我想以此来表达对翻译家、对《世界文学》的敬意。优秀的翻译家，是异域先贤在汉语中的“转世灵童”——通过他们，汉语中涌现出一个又一个“文学新人”，比如，里尔克或者说冯至，济慈、雪莱或者说穆旦，罗曼·罗兰或者说傅雷，杜拉斯或者说王道乾，布罗茨基或者说刘文飞，等等等等。 我喜欢西班牙诗人安东尼奥·马查多的一首名诗《自画像》，其中两句是：“我总跟那个同行的人说话，/是他教会我爱人类的秘密。/我不欠你什么，而你欠了我所写下的东西。”“那个同行的人”、“教会我爱人类的秘密”的人，就是一代又一代异域的、祖国的先驱和前贤。作为阅读者，我是羞愧而又幸福的负债人。好在，我还是一个写作者，那就通过自己的文字来偿还一点债务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