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堀田善卫在书房中  堀田善卫，摄于1954年。这一年他完成了《时间》   堀田善卫诞辰百年纪念展海报，采用了宫崎骏的画作。这幅画原是他为《时代的风音》（堀田善卫、司马辽太郎、宫崎骏的对话集）所作的封面 曾有一位日本作家 以第一人称日记体写了一部揭示南京大屠杀之暴虐的小说 他笔下的“我” 是一个中国人，一个南京大屠杀受害者 昨天，南京上空再度鸣响警报，全城默哀，以纪念81年前大屠杀中的遇难同胞。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历史深处，暂停于一个细微时刻。1945年5月的一天，两个年轻的日本人登上了南京的城墙——堀田善卫和武田泰淳。在之后的数年里，他们将步入文坛，反思战争，扛起日本“战后派文学”的旗帜。 堀田善卫被夕阳下的紫金山震撼了，那是一种“令人感到毛骨悚然的美”，写作的念头就此埋下。1955年，他的长篇小说《时间》出版，采用第一人称日记体，主人公“陈英谛”是南京大屠杀蒙难者，亲历了日军屠城，妻儿惨死，自己侥幸从尸山血海中捡回一命。堀田善卫选择了一个中国人、一个大屠杀被害者的视角，见证日军的暴虐，叩问战争和历史，人性与生死。 堀田善卫（1918—1998）是日本战后最重要的作家和知识分子之一。《时间》和他那些以中国为背景的小说，孤岛一般矗立在战后汹涌的时间之流中，挑战着人们的思考能力，中日皆然。今年7月，《时间》的中译本出版；也是今年夏天，《世界文学》杂志第3期刊登了他以朝鲜战争爆发为背景、获得芥川奖的中篇《广场的孤独》。目前国内读者能读到的堀田善卫的小说仅有这两种。 今年11月下旬，这两部小说的译者、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秦刚教授前往堀田善卫的家乡——日本富山县参加堀田善卫诞辰百年纪念展览，在高志之国文学馆，他作了题为“堀田善卫与上海”的演讲。 在中国一年零九个月的经历是堀田善卫一生重要的转折点。是什么让他站在独特的位置上，来刻写中日历史上那一个个必须被铭记、被追问、被思考的“时间”？他所提出的“中日两国‘心与心’的问题”能够得到妥善解决吗？秦刚教授向青阅读记者一一道来。 大屠杀 《时间》的写作参考了东京审判的相关记录 青阅读：1945年5月的南京之行，是堀田善卫后来写《时间》的直接动因。那时他已经了解到南京大屠杀的惨况吗？ 秦刚：那一时期堀田善卫对南京大屠杀的了解也许不会很详细，但他一定隐约嗅到了味道。从1945年8月在上海发行的一本日文刊物里，我找到了他的一篇佚文《上海·南京》，应该是1945年6月他从南京旅行回来不久写的。这篇文章里已经体现出很多堀田战后思考的端倪，和同一刊物里刊发的其他驻上海的日本媒体人的文章很不一样，他集中思考的是“人”的问题——人到底是什么？ 日本投降后，堀田被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对日文化工作委员会留用，直到1946年底回国。他参与编辑的日文刊物《新生》，是一本面对在华日侨进行战后民主教育的刊物，他的工作内容之一是把中文报刊上重要的报道或评论译成日文。同类媒体还有《改造日报》和《改造评论》等。在这些报刊里就有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的内容，所以堀田善卫在上海时必定会有所了解。据说他写作《时间》的时候，手边有十几张现场的照片作参照。他比较早地接触到了南京大屠杀的信息，也敏感地意识到这一事件必将成为战后中日关系的焦点问题。 堀田反复在文中提及当年在南京的城墙上看到紫金山的感受。他在1946年发表的《希望与反省》一文里提到，当时看到的南京给他一种“异样感”，虽然街道还算整洁，但似乎“真正的主人不在这里”，突然闯入的外来者无法与当地的自然相融，“终究只是一伙烧杀掠夺的强盗”。他眼里的紫金山，仿佛“展示着地球上的人类灭绝之后的状态”。他说，“对于中日关系和东方民族的忧虑已经内化为我自己的人生苦恼”。 青阅读：您在序言里提到，堀田善卫写《时间》，参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庭审记录。 秦刚：是的，他一定在写作时阅读并参考了东京审判中起诉方关于南京大屠杀举证的法庭记录。我去年曾写了一篇三万字的长文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现在阅读《时间》依然能体会到一种临场感和真实感，你只要读过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书，就会觉得小说里的情节具有不容置疑的真实性，完全是有可能发生的。 堀田写主人公陈英谛从死人堆里爬出来，躲在一间空屋里，有人给他送粥，这个情节和在东京审判上作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伍长德的经历是一样的。我把伍长德的法庭证词和小说的情节一一比对，发现重合度非常高。虽然日本媒体关于伍长德的证词也有过一些报道，但《时间》里有一些细节，只有看过原始的审判资料才会注意到，比如小说里写到的西大门的集体屠杀的现场，护城河上的桥，道路怎么被铲去一半形成一个陡坡，让尸体可以滑到护城河里，这都完全吻合。堀田一定是看到了法庭记录，不可能取材于媒体的间接报道。 《时间》里还出现了美国医生罗伯特·威尔逊、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吉、原金陵大学教授迈纳·贝茨（贝德士），他们都是东京审判的检方证人，而且约翰·拉贝也提到了，都是真实姓名和身份，还原出一种历史现场感。这一切让我非常惊讶，因为东京审判在日本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是八十年代以后的事了。 青阅读：《时间》单行本1955年由新潮社推出，当时堀田善卫已经是获得过芥川奖的名作家，但《时间》似乎没有什么反响？而且60年后才由岩波书店再版。 秦刚：堀田1952年以《广场的孤独》获芥川奖，1953年下半年就开始创作《时间》，先是在期刊上连载，1955年出版。当时也有过一些零星的书评，不乏对作品的惊叹，但是没有人说《时间》写的不是事实，没有南京大屠杀这回事。这种声音也是没有的。 1955年芥川奖获奖作品是什么知道吗？石原慎太郎的《太阳的季节》。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日本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向。朝鲜战争爆发使得美国改变了对日本的占领政策，对战争罪行的清肃也受到影响。不过，五十年代竹内好等学者指出，日本战后责任不仅是战争领导者或一部分人的责任，而是日本全体国民都需要承担的道德责任。堀田正是用文学的方式呈现了这一议题。《时间》叩问的正是全体日本国民的道德责任，在当时也必定是极有冲击力的，只是日本文坛和评论界没能够回应这部作品所提起的问题，没有能够形成发散性的讨论。堀田小说的内容，包括写作手法，恐怕在当时还是很先锋的，并不那么通俗易懂。 其实，堀田善卫在日本的读者还是比较多的，可是对他的研究很少。他出身于富山县伏木港的一个从事海运贸易的世家，生长在港口，中学时就可以用英语交流，大学学了法语，后来又自学了西班牙语，晚年移居西班牙十年。他在上海时翻译过中文报刊的文章，汉语曾经达到可以阅读的水准。五十年代起他一直积极参与亚非作家会议，去过很多国家。70岁写作《蒙田》时，还开始学习拉丁语。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国际性的作家，对于这样一个具有丰富的跨国经验和多语种语言能力的作家，或许一般日本学者的知识储备根本应付不了，无法把他放在一个既有的框架里去理解和评价。 在上海 日本战败前后极为独特的生命经验 青阅读：从1945年3月24日飞抵上海，到1946年12月29日凌晨乘船回国，堀田善卫对于日本战败投降的体验，和他的中国经历相互重叠，这非常独特。他为什么会在战争末期来到中国？ 秦刚：从庆应大学法国文学科毕业后，堀田就职于国际文化振兴会，这是日本退出国联后于1934年创设的对外文化宣传机构。此后他也曾被征兵，但很快就因生病而解除兵役，1944年底又回到了振兴会。 他提到过，在被征兵之前，阅读了改造社1937年出版的七卷本《大鲁迅全集》。“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野草》中的这句话支撑了他在战争中的精神世界，他甚至说这句话也正是他想来中国的动力。 1945年3月10日，美军数百架B-29轰炸机把东京夷为平地，近10万人被炸死，几乎都是平民。当时堀田正好在东京。真正体验过东京大轰炸的文化人并不多，因为很多人都已转移到乡下了，和堀田同龄的青壮年都在太平洋战场。这一世界末日般的城市毁灭的图景，或许也是堀田战后思考的开端。 而在空袭后的3月18日，裕仁天皇出宫“巡幸战灾地”，难民们反而跪在他面前请求原谅。堀田恰好目睹了这一情景，他深感绝望，因为人们跪拜的那个对象原本应该为这场灾难负责。这也促使他想要离开日本。 国际文化振兴会新设的上海资料室正有缺员，堀田表示愿意去上海。当时民用飞机全都停掉了，他利用人脉搭上了一架海军征用的飞机，3月24日到达上海。 青阅读：除了战后被留用，堀田善卫在上海还有什么经历？ 秦刚：堀田来到上海后，纸价飞涨，所以当初创办杂志的计划泡汤。位于外滩的怡和洋行当时是日本海军武官府，因熟人介绍，他成为那里的不领工资的顾问，每天可以去蹭午饭，他说自己是“名副其实的乞食者”。 来到上海后他吃惊地发现，上海应有尽有，只要花钱什么都能买到。他为上海和东京的强烈反差感到震惊——东京已是一副战败将至的末日之像，侨居上海的日本人都还在优哉游哉。 他也领教了日本本土不可能见证到的“皇军”的行为。他在街上目睹了日本兵对身着婚纱的中国新娘动手动脚，他冲过去打抱不平，结果自己被日本兵痛打一顿。他说自己终于慢慢明白了，“皇军”究竟在中国做了什么。 当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堀田的感受一定是非常复杂的，他在《反省与希望》一文里提到，他甚至对进驻上海的中国士兵有一种“奇妙的亲近感”。 青阅读：堀田善卫写了不少以上海为背景的作品，哪些是比较重要的？ 秦刚：堀田以日本战败前后的上海为背景的小说非常多，普遍带有自传色彩。比如小说《汉奸》，和《广场的孤独》一样，也是芥川奖的获奖作品，这篇小说主题中隐含着对日本人的加害责任的批判。 中长篇系列小说《祖国丧失》也取材于他的亲身体验，描写了一个在文化机构就职的日本青年如何在上海经历了日本的战败，以及他观察和接触到的中国人、日本人在天地巨变的动荡时期的各种状态。 还有长篇小说《历史》，也是以被国民政府留用的日本青年为主人公，描写了战后初期上海的各种错综复杂的政治势力之间的角逐。据研究者考证，堀田写这部小说时有意参照了茅盾的小说《子夜》。 堀田还有一本散文《在上海》。1957年他作为日本作家代表团成员访问中国，一系列纪行文章结集成《在上海》，他把重逢的上海和记忆中的上海不断穿插。这本书不论是对理解堀田善卫，还是对思考中日战后关系都十分重要，是战后日本作家写作的关于上海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他在努力对新中国改造后的上海的城市与街巷加深了解的同时，不断让思绪回到战败后的混乱年代，去审视战争给中日两国带来的历史创痕，思索中日关系的现状和未来。 战后派 与20世纪中日共同的历史密切相关的文学 青阅读：堀田善卫的作品给人感觉政治意识和批判意识很强，不仅是《时间》等以中国为背景的小说，《广场的孤独》以朝鲜战争爆发为背景，揭示出日本再次成为战争基地和美军的前哨。但是他后期转向了传记小说，写了《戈雅》和《蒙田》，色彩是不是有所变化？ 秦刚：政治意识与社会意识强烈，是堀田小说的一个特点。这与他的个人体验相关，是他对时代的一种发现。堀田关注的永远是“人”，政治与人的关系也是他小说里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他的小说往往具有鲜明的社会性，他让人物处于风暴之眼的特殊位置，写出时代风貌，写出一个“大我”。 我认为堀田在后期写戈雅和蒙田，也和他的上海经验、战争体验有关。堀田关注戈雅，缘于战争期间他读到了戈雅的画册《战争的灾难》。这组极其恐怖的版画描绘的是拿破仑军队入侵西班牙后双方的相互残杀。用堀田的话来说，戈雅是站在不偏不倚的角度，用非常冷静的目光审视战争的惨祸。为了写作《戈雅》，堀田用将近十年的时间把所有能够看到的戈雅的画作都看了一遍，不仅是博物馆里的收藏，还包括很多私人收藏，最后完成了厚厚的四卷本的《戈雅》，他说“欧洲的近代从戈雅开始”。 戈雅和蒙田都身处乱世，蒙田生存的时代恰逢宗教战争。《戈雅》写一个战乱时代的艺术家，怎样记录和观察眼前的一切；《蒙田》写一个思想家，怎样思考自己生存的时代。这些都和堀田的亲身体验相通。 堀田的代表作品中还有一本叫《方丈记私记》。《方丈记》是日本中世文学的名篇，作者鸭长明是平安末期的僧人，他生活的时代地震频发，饥荒遍地，《方丈记》记录了他所目睹的一次次大火、饥荒、灾难。堀田赞叹鸭长明必定亲临灾难现场去记录和观察的现实主义精神。他把对这篇古典作品的解读和他看到的东京大轰炸的景象结合起来，两者交错叠合，实际上表达的还是他自己的战时体验。 青阅读：看来战争体验对堀田善卫是决定性的，他是日本“战后派”的代表作家，也请您介绍一下“战后派”的基本情况。 秦刚：战后派指的是日本战败后的1946年至1949年间出现的一批作家，重要作家还包括野间宏、武田泰淳、埴谷雄高、梅崎春生、大冈升平、加藤周一等。战时体验或战争经历是他们文学创作的重要题材和出发点，这是战后派作家的共通之处。但其实每个作家的战时体验、战争经历又都有所不同。堀田善卫和武田泰淳都是在上海经历了日本的战败，这使他们的战后创作在题材上多与中国相关，也让他们的作品都体现出一种对战争的赎罪意识或道义问责。 关于日本战后派文学，我们在八十年代还曾有所关注，野间宏、大冈升平都曾有过译介，但九十年代以后对日本文学的注意力就转到后现代和流行文学上来了。回过头来看，日本战后的很多问题都能在战后派文学里找到头绪和轨迹，战后派文学才是真正和20世纪中日共同的历史关系最密切的部分。在我看来，如今非常有必要回顾和重读日本的战后派文学。 “心与心” 一种从外部观察和思考日本的视角 青阅读：堀田善卫有一个著名的读者，就是宫崎骏。他在哪些方面影响了宫崎骏呢？ 秦刚：宫崎骏在大学期间就开始阅读堀田的作品，在世界观、即认识世界的方式方面，乃至对人类自身的认识、对日本的认识等方面，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如何用一种深远的、复线的、冷静的目光来看待日本，理解人类的现状和未来，在这个意义上堀田的作品带给宫崎骏许多滋养。 他们两人在八十年代曾有过交往。宫崎骏拍完《风之谷》后，铃木敏夫特意请堀田写了一篇《致动画制作者》，发表在《animage》杂志上。1992年出版的《时代的风音》是堀田善卫、宫崎骏和司马辽太郎三人的对话集。堀田曾表示希望宫崎骏把他的《方丈记私记》《路上之人》改编成动画。宫崎骏的长子宫崎吾朗曾为《路上之人》创作了二百多张动画设计图稿，在这次堀田善卫诞辰百年纪念展上展出。吉卜力工作室也是展览的协办方之一。纪念展的海报上，印着宫崎骏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如果被人问：你的电影受了谁的影响？我只能回答：堀田善卫。” 青阅读：堀田善卫说“过去几十年来中日两国‘心与心’的问题一次都没有得到过真正的解决”（《反省与希望》，1946），这句话到今天恐怕也不过时。我们应该怎样面对他的思考？ 秦刚：堀田很早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他在五十年代写作的《在上海》中关于中日关系的预言很多都应验了。他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就说过，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对日本人而言不应该是外部的问题，而是日本人内在的问题，和日本的过去的历史难以分开，而且涉及到日本人的道德伦理的问题。他预测说，在两国邦交正常化之后，中日关系有可能遇到更加想象不到的困难，因为最本质的问题没有解决——实际上就是历史问题。 《时间》这部小说做到了对于加害历史的换位思考，堀田把自己想象成一名在场的中国人。这部小说的写作过程，就是对加害历史的重新认识的过程。在上海的经历，使堀田获得了一种从外部审视日本的过去与现实、审视战争的视点。他一直能够从第三者的视角，而不是内在的视角来观察和思考日本。 对于堀田善卫，北海道大学的水溜真由美教授有一个有趣的归纳：一是“路上之人”，他行走了很多国家，是一个用步履跨越国界的行旅者；二是“桥上之人”，桥上是观察的位置，站在桥上能看到不同方向的景观。这两个关键词都出自于堀田作品中的标题或者意象，形象地概括了他作为作家与知识分子的存在方式——行走、观察与和思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