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家张楚  这是一群女人的故事。她们有的多情，有的轻佻，有的精明，有的木讷，有的伶牙俐齿，有的沉默悲伤……她们各自的遭遇完全算不上惊心动魄，她们的人生微末如尘埃，但在某一瞬间，又能闪耀如星辰。作家张楚的新小说集《中年妇女恋爱史》写的就是这群女人。 男作家笔下的女性，容易携带私人的想象和夸张，滑向某一特定的类型。青年批评家赵振杰在评论短篇小说《中年妇女恋爱史》时，把小说主人公茉莉比为“当代潘金莲”、中国版的“包法利夫人”。然而张楚却说：“我笔下的女性，没有潘金莲，也没有秦香莲。我写女性是因为女性的命运有很多的戏剧性。”她们所以失败，也仅仅是因为“生活让她们变成了她们曾经厌恶的那类人。” 还好，这不是小说唯一的角度。在《中年妇女恋爱史》中，一则则穿插于叙事当中的星际八卦，提供了一个幽默、超脱的宇宙视角。我们“身体里的每一颗原子都来自一颗爆炸了的恒星。”于是我们无需永远挣扎在男女情事当中，无需沦陷于日常生活的泥沼当中。在生命的一些寂静、诗意的时刻，我们身体轻盈…… 近日，作家张楚接受了南都记者的专访。 【访谈】 南都：《中年妇女恋爱史》这部短篇小说集，是否代表了你写作的一个新阶段？在这个阶段你最为关注的是什么，语言、结构、风格、题材还是人物命运？ 张楚：这部小说集，我确实在文体和技术上做了些尝试。语言、风格其实是一个写作者身上的烙印，很难更改，就像一个人的性别、血型、生辰或者星座。语言是一个人的说话方式，当他的说话方式变了，那么他看待这个世界的眼光和角度肯定也变了。结构是可以改变的，结构像人的衣服，今天风衣，明天夹克，到底穿哪一种，还要看天气和身材。一个作家在他多年的写作中，可能会改变的只有题材。换句话，就是他观照的那个世界的内容。一个人有什么样的美学观、哲学观、社会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学观，而人物命运，都是这些的派生物，就像《包法利夫人》，艾玛之所以自杀，是因为福楼拜觉得她只有死亡才符合生活逻辑。《霍乱时期的爱情》里，乌尔比诺医生必须逮鹦鹉时摔死，否则阿里萨根本无法出场。 南都：《中年妇女恋爱史》这个短篇小说的结构非常有意思，主体的叙事线之外穿插着类似科幻小说的记述段落，这样设置的缘由是什么？两部分的文字其实并没有特殊的关系。 张楚：如果一篇小说，只写男女那点情事，着实没有意义。其实男女的情事无非那么几种：想要的得到了，想要的得不到，不想要的得到了，不想要的也得不到。这些关系里面，又掺杂着满足、嫉妒、冷漠、无谓、厌倦等各种情感因素。在《中年妇女恋爱史》里面，之所以加上大事记，就是想做一个客观的反观，即便克隆羊多莉诞生，即便戴安娜王妃死去，跟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关系都不是很大，在这里，时间显示了它冷漠的力量和遗忘的本质。而那些宇宙中各个星球上的娱乐八卦或者大事记，其实进一步印证了人的渺小和可笑。当然，我只是觉得，在纷繁芜杂的世界中，需要我们有双形而上的眼睛。 南都：你的小说里写到了各种各样的女性，她们都有比较明显的性格缺陷或行为缺陷。你为什么热衷于写这一类的女性？作为男性作家，你怎么去体会和理解你笔下的女性人物？ 张楚：说实话，在书写女性形象时，遇到的最大困难也确实是关乎性别的。这是个客观而且坚硬的存在：你以为了解女性，在生活中遇到的女性是那么生动、独特，但当你把她们写入小说时，会发觉你根本并不真正了解她们。她们穿什么样的衣服，做出什么样的举动都是表层的，最难的是掌握她们的思维方式和说话方式。我觉得这个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唯一的途径就是用这些女人的行为来解读她们的思维。我在小说创作中很少用“她想”这样的句式，我宁愿用大段的动词和名词来描摹她们，用理解中的女人的说话方式来间接传达她们的内心世界———也许这样的方式只适合短篇创作，在长篇创作中，全知全能的心理描写无法避免。单从这点上讲，我崇敬曹雪芹、托尔斯泰、福楼拜和福克纳，而有点瞧不起陀思妥耶夫斯基。 在创作过程中，我倒是很少主动地、有意识地克服“男性思维”，这可能和我的写作方式有关：我总是貌似冷静地、伪客观地叙述，以达到“平视”和体恤的效果，也就是说，在这种写作方式中，即便有“男性思维”，我本人可能也意识不到。我猜度女作家们可能不是这样的，她们的性别意识就像“红字”般烙在她们的灵魂里。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推测。文学创作中的两性关系是服务于“故事”和“主题的”———如果小说真的有“故事”和“主题”的话。在创作之前我不会刻意去考虑两性在小说中的位置和处境、困境、解决方式，我只要把这些男人和女人放进我的城堡中，让他们表演他们的人生。我不妨碍他们进行真诚自由的交流或伤害。 南都：这本小说集里写爱情多于婚姻，其中一篇《风中事》也在探讨年轻人的择偶观。你怎么理解当下社会里爱情和婚姻之间的关系？ 张楚：我在小说集的后记里也反思过你提的这个问题。在我有限的小说阅读史中，似乎只有十九世纪的欧洲小说里，男人娶女人或女人出嫁才拿金钱做量器。《包法利夫人》中，包法利先生之所以头婚娶了四十五岁的老寡妇，是因为老寡妇一年有一千二百法郎收入；《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米嘉为了三千卢布深陷炼狱；而简·奥斯汀和巴尔扎克的小说就更不用细说了。一战之后的欧美小说中似乎就很少出现如此赤裸裸的用金钱来衡量的恋人关系。而在中国当代生活中，爱情正模拟着欧洲小说里的金钱标杆，它如此醒目、如此自得又如此旁若无人。爱情在金钱和利益、财产和家庭的综合角力中，显现出一种暧昧、复杂，跟浪漫主义没有一丝关联的面目，到底是人类情感立体化、多元化的探索，还是人类情感扁窄化、简单化的难堪呈现？《风中事》里我不知道是否说出了想说的话。我总是词不达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