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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笔者曾于拙文《追寻华文文学的新标识》（《雨花》2015年22期）探讨《人民文学》2015年3期“海外女作家作品辑”及其相关文学命题，以期关联海外华文小说与当代小说，从而对全球范围内的华文小说主要文本进行整体观照，追寻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学的新标识。同年，首发于《人民文学》的袁劲梅长篇小说《疯狂的榛子》上榜中国小说学会2015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小说以《战事信札》结构故事中的故事，并呈现出社会语境中对自我的现代选择。对袁劲梅的研读即是在对新移民文学之可能性的继续探寻和对创作主体之差异性的具体确认中不断开启。 袁劲梅，生于南京，母亲是南外的名师吴玉璋，父亲是南大教授、生物学家袁传宓，现为美国克瑞顿大学（Creighton University）哲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有比较逻辑、符号逻辑等。在袁劲梅的写作实践中，可追溯、可辨识的知识分子家学、哲学学科特征、文化原乡印痕以及伴随海外经历形成的精神地理气质，以一种纵深、丰厚且可通约的审美内涵贯穿多元化的文学表达。具体到她颇具代表性的小说作品，或将人和信仰诉诸时空的远方，自历史、传统、家族与宗法绵延而来的是现代社会的复杂与隐秘之痛；或以破碎的真相澄清“看”与“被看”之间的遮蔽，自身的完整和古典的气韵由此回溯；或以自觉、自主的对话勾勒时代症候，文明和文化内外，也有因爱和他者错置而成的悖论，并不缄默的细节浸润话语的秘密角落——有意识的经验书写和逻辑论证彰显主体精神建构的理性，这是袁劲梅的文学标识，也是关于华文文学乃至当代文学新质的思考。 新时代文学：意义空间的拓宽 过去我们讨论袁劲梅等新移民作家，因其视角和立场的特殊与关键，习惯在多种对话关系中对文本进行分析，比如作者用西方的视角“看”中国的历史，而历史则在一种相对的静态中“被看”，小说不仅着眼中西文化比较的当下视野，还融进了中国内部不同时代、不同人群在价值观念上的古今之变，以此呈现当代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对于新移民文学，小说背后的人文精神自有谱系，“即使是一些关于‘终极’、‘永恒’等巨型语言，同样是被叙述出来的，背后未尝没有具体的历史企图，未尝没有暧昧的历史情境”①，而当企图和情景在一定程度上支配着主体的叙事精神，我们虽能因文本形态直观地对其作历史地理解，却不能忽略其中更为重要的本质地理解，所谓“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②。 细数袁劲梅的小说创作，中短篇小说集《月过女墙》以三部曲的形式聚焦中西文明、中西文化之“墙”，各个篇目里充斥着非主流文化的“他者”试图在寻找出路时自觉或不自觉地保持着自身文化传统的印痕，这种拉扯通常导致人物在世态炎凉下支离破碎，话语背后则是作者哲理模型里缜密的思考——为某种新的融合寻找可能。同样的，中篇小说集《忠臣逆子》中的五部小说，各自独立成篇又内在关联。 向人性和社会性发问的《忠臣逆子》，是地道的家族小说，视角和立场仍是小说反思性得以确立的关键因素，小说以培根的哲理名言为引言，戴氏家族几代人的经历升华出人生的况味。《九九归原》写美国华人知识分子的众生相，人物在爱与自由的背离里无法突围。《明天有多远》从曾爷爷一直讲到曾孙子，历史就这样发展，却仍有太多根深蒂固的迂回。《罗坎村》与《老康的哲学》也延续“拆墙”的理想和二元对立思维下的结构方式，但小说并未再次将有关融合的寻找作为叙事重点，小说将异质性前置，就差异共存进行理性思考，两部小说以各自特定的主题呈现批判与启蒙，宗法制度、儒家文化、等级制观念等被重述，尽管存在于不同的故事，却是袁劲梅一以贯之的思辨系列。长篇小说《青门里志》也有与前者类似的结构，青门里象征着“文明”，剪刀巷象征着“传统”，却在国民性分析的话语框架外自创新意，横向构设的双重文化场域里纵向排布多个历史时期，以知识分子、城市平民为主的不同生活群体在其间呈现各不相同的标志性行为模式，理性的缺失和相应的化解之道再次被提出。 《疯狂的榛子》以大浪淘沙的历史碎片撑起了家国，伦理的悖论、人的生存、种族的生存，以及文明的高度与历史的反思再次展现理性之思。 诸多创作实践表明新移民作家一方面在流散中普遍接纳了西方文明系统里的价值判断和思维模式，另一方面他们也因这种接纳产生了文化与身份认同的焦虑，并在焦虑中趋向审视自身的生存境遇、历史记忆和国内现实。袁劲梅在此基础上还具有超群的哲学思维和逻辑能力，她审视中西差异性的文明与传统，同时对历史、传统的重述，文明、文化的探因，国民性、现代性的启蒙叙事保持着极大的赤诚和责任担当，这也是她在“文以载道”“兴观群怨”等中国文学传统影响上延伸出的自我创作理性。超越地域文化空间等限制，袁劲梅以个人化的视角，挖掘被遗忘的存在，重塑文明与现代的意义，叙事在逻辑中甚至更进一步：充满象征意味的时空体中，袁劲梅以题记、标题关键词以及哲人语录的引用抛出问题，并且丝毫不吝啬答案，完整的文本逻辑开拓了小说创作的意义空间，在充满复杂命题的现实中，小说除了发掘问题，也开始以理性之思去回应、解决问题。 文学与现实：对话关系中的新定位 正如刘复生所言，《罗坎村》“在题记中就竖起罗尔斯的旗帜，把公平与正义作为衡量尺度，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都要受到它的度量”③，新移民作家需要在全球化背景下对纷繁复杂的现实作准确把握，作家除了葆有悲悯和感知，还应具备理性的洞见。今天，我们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如何融西方于中国已不是新移民文学关注的主要问题，新时代的中国已必然地与世界产生着必要的、有影响力的相互联系。胡适曾道：“当注重‘历史的文学观念’。一言以蔽之，曰：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④新时代的中国为全球范围内的华文小说提供了巨大的空间，新移民文学在对话关系中相应更新着中西差异的深刻变化。 例如，《罗坎村》中老邵的案子，袁劲梅的叙述视角以罗坎村式的亲情为基准，“我”无法完全认同美国式法律的绝对主宰，并以法律之外的价值标准和道德体系为老邵争取减轻惩罚，最后以“法”与“情”的调和作结。袁劲梅将如何实现现代化的惯常思维引向思考什么是现代和现代文明的本质及其存在形式，显然，中国在解决这一问题上有情与道的传统优势，并且在这一向度上已经开启了自身依法治国的革新。在相对与绝对、伦理与法制、平等与等级、无限与有限等命题中的阔大探索里，准确判断历史进程与中西文化坐标中的中国现实，作家就中西文化差异、中国内部不同时代、不同人群进行多元价值的理性分析，小说里的“我”在美国式的法律思维中重新回忆起故乡亲情伦理的灵活与温情，实际上提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可能性，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不适似乎还要依靠传统来解决，人们所需要的现代和文明，连同正义和公正，在不同文化中存在定义和理解的差异性。《疯狂的榛子》在宏大主题下也蕴含概念的相似因子：历史的苦难源头与“法”的缺失密切相关，浪榛子因此投身法律事业，人物被历史伤害同时也难免伤害别人，情感、伦理、人际的纠结之下是一己的无力感与命运的可叹，归伏于“法”的人物结局正是袁劲梅的坚持与思辨，如果说《罗坎村》里需要用传统的精华去解决现代性的弊病，那么对改造无序、混乱、非理性乃至疯狂的旧有问题，则需要以开阔的心胸对现代性建立期待和理想。 新移民文学作为中国当代文学整体性力量的一部分，不仅需要在“史”“法”“道”“情”等观念上具备一种整体性的力量，还须对当前生活的变化和流动及其在时代图景中的定位有共同意识，“新移民文学与当代中国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血脉联系，它是中国文学的延伸、发展、补充与变异，与中国文学有着天然的互补互动关系”⑤。受家学影响，袁劲梅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写作的初心依然连通中国传统，有着传统中国人对待生命与自然的方式。许多被称为“深刻小说”的袁劲梅作品，并不同于西方哲学提供的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的思考范式，反而以小规模的方式怀揣总体性书写的志向，而袁劲梅的文明之梦也不乏回归田园自然、返璞归真的老庄哲学传统的渗透。《蓝鸟啾啾》里男人和蓝眼睛女人结婚，却用弹弓将女人喜爱的蓝鸟打死，女人因此离开。男人和女人的冲突既是文化认同上的焦虑和人的欲望所致，也是对文明存在根本上的分歧使然，蓝鸟代表的是自然、纯朴的文明。《绿豆儿》里，绿豆儿有个傻儿子红豆儿，她的男人也弃她而去，她对“自由”却有着道家式的理解，虽疾病缠身却坦然承担沉痛的生活，中国传统的理想主义自由观不同于西方实用主义自由观，指向人性之美而意境开阔，而不仅是西方所关切的人权问题，“自由只不过是一个意念，就像一束光，一缕云，属于你，可又不是你的”⑥。《胡天八月》中也有类似表达的延伸，红枣儿、黑枣儿对礼查进行爱的启迪，因爱才有灵魂、情感、人性之美，这也是生命之美的真谛。 袁劲梅的小说，既有文化寻根意义上的人性追问与哲理升华，还有诸如“阴阳大化，天地自然”⑦等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小说在多种对话模式的切换中为当代中国提供经验借鉴，同时着眼于保持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试图以传统的方式去化解、协调现代化进程中的矛盾、冲突，小说的故事与叙事作为鲜活的案例为传统与现代的互识互补提供着方案模型与逻辑论证。尽管作者的天平两端也不总是能准确地保持平衡，新移民文学作为中国文化全球化的特殊精神载体，已是西方社会解读中国的途中之径，并且作为新时代中国文学的一部分，新移民文学也以一种文学的整体性力量浸润中国现实，为现实把脉，在中西文明、文化、社会等多重变化中的对话关系中不断更新，小说蕴含的答案也必将更加丰盈而切实。 知识分子叙事：小说的腔调 袁劲梅的诸多小说在一个公共时空中并置历史与人，浑然整体的叙事里既有文学向外部的延伸，也有个体在群体中的显现，这是一种知识分子对自身异质性的觉察，济世载道倾向下的隐喻和多元文化视角里的复杂呈现，同样关怀人的心灵、成长以及不知如何放置的异化。 许多年来，袁劲梅更多地从个体经验和理性认知出发，传递一种更具包容性的价值观念，小说里明确的现代启蒙意味和知识分子的人文理想，纵然有由于二元对立的思维对小说审美表达产生伤害的情况，理念的本身及其重复性实际指向了袁劲梅对精神向度的珍重。叙事里展开生命经验的真实，时空和意义场域下的矛盾冲突传递出对人的精神处境和疑难的丰富表达。袁劲梅以知识分子情怀守护人对世界的感知，敏锐而理性的感知力里呈现陌生又贴近的意义世界，作家在对可能性的不懈探索中审视个体与人群的精神失效，小说独特的腔调建立起内在性的表意系统。 2018年1期的《北京文学》刊发了袁劲梅的短篇新作《案例街》，袁劲梅坦言因为生命短暂，“就是医生、科学家、官员、富人，往天底下一站，也是渺小的。想超越有限的个体生命，人总在寻找比自己更大的东西。案例街的普通人寻找自己的来处，叫‘根’；也寻找未知的无限，叫‘宇宙’；还寻找自己的力量，叫‘帮助人’”⑧。在案例街，“无家可归”的好人考瑞、善良敬业的菲利普医生、物理专业女大学生凯丽，连同三色堇和人类探知的三种中微子，因“帮助人瘾”在命运的发酵下逐渐关联。小说在智性的奇幻里保持理性的从容，天马行空的对话饱含袁劲梅的哲理思辨，小说表达出关于生活状态的诗性向往。 2017年7期的《雨花》杂志，在“短篇小说”栏目刊发了《做人，做学问——一个美国教授写给被开除的中国留学生的信》，作者笔名木铎。这封信的作者，正是教授袁劲梅。关于这封信，且不论由发表方式和路径引发的诸多舆论讨论，也暂不就“短篇小说”的栏目归属进行文体的辨析，单从信的内容和行文，说到底展现的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知识分子对自我价值观念一以贯之的坚持。这种坚持，贯通个体的生命诉求和历史、学科及认知本身的理性，叙事之中是自由伦理下的个人话语，“是某一个人活过的生命痕印或经历的人生变故。自由伦理不是某些历史圣哲设立的戒律或某个国家化的道德宪法设定的生存规范构成的，而是由一个个具体的偶在个体的生活事件构成的”⑨。 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指出，“小说有一种非凡的融合能力：诗歌与哲学都无法融合小说，小说则既能融合诗歌，又能融合哲学，而且毫不丧失它特有的本性（只要想想拉伯雷和塞万提斯就可以了），这正是因为小说有包容其他种类、吸收哲学与科学知识的倾向”⑩。知识分子叙事擅于构建感性和理性的统一，在对人物及其处境的感性描摹中蕴藏思辨的理性。袁劲梅小说里对“存在”的反复探寻，使得小说直接具备了哲学的底蕴，而理性构成袁劲梅小说的主要腔调，尤其是那些并不直接托出的理念的图解，在抽象的时空中呼唤人文价值，也即将在叙事与理念的更好融合中，抵达更为灵动的远方。 【注释】 ①陈晓明：《人文精神：一种知识与叙事》，载《上海文化》1994年第5期。 ②陈宏天、赵福海、陈复兴主编：《昭明文选译注》第1册，5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 ③刘复生：《罗坎式现代化的启示》，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年第1期。 ④胡适：《历史的文学观念论》，《胡适文集》第3卷，3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⑤江少川：《中西时空冲撞中的海外文学潮——论新移民文学的发生、特征与意义》，载《世界文学评论》2011年第1期。 ⑥袁劲梅：《月过女墙》，131页，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 ⑦袁劲梅：《月过女墙·自序》，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 ⑧袁劲梅：《唯一应该的活法？》，载《北京文学》2018年第1期。 ⑨刘小枫：《沉重的肉身》，10页，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 ⑩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8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