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生活，有一个意义重大的词语，那就是“城里”。从很年轻的时候，我就做了城里的“闲人”。 之前在庄上，年纪虽小，也要进行艰苦的“农业生产”。之后离了庄，是一名初中中专学生，跟“农业生产”无关了，不出意外的话，就要当一辈子“孩子王”。 曾经最羡慕的“城里人”，最大特征就是不用在庄稼地里出力干活。“城里”最可恶的一类人，在我们那里，被称作“街猾子”，基本上等于“闲人”。 当“孩子王”一点不清闲，没白没黑。因为写作，我只当了两年“孩子王”，就远去他乡，并于两年后开始了悠游自在的“专业作家”生涯。起码从形式上看，世上再没有比这个更清闲的工作了。 说得好听，我是一名文化工作者。在心里，我却暗自认为自己是被“白养”着。人人在为自家生计奔忙不休，我却能够每天坐在家，常常无所用心，不过是隔三岔五才跟单位的人见上一面。 现代竹枝词上讲，“七类人，搞宣传，隔三岔五解个馋。”我就跟这个所谓的“搞宣传”很像。只要有组织和领导安排，我都会去市、区、县许多部门和现场采访、学习，所以跟社会也不算太隔膜，也能借机看到不少别人不可能看到的东西。更重要的，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来讲，我似乎比那些整天忙忙碌碌的人，更像一个“城里人”，因为这二三十年来，我总是有闲的。 在我的乡土作品中，我曾写过农民对不事稼穑的城里“街猾子”的敌视。那并非出于虚构，而是一种现实。城里人是什么样子的，我已是知道的了。由我去写乡土小说，自然可以有两种目光，庄稼人的和城里人的。既然我是个很像“城里人”的有闲作家，我在写乡土题材的同时，写写城里人也没有什么出奇。随着时间流逝，倒是对农村的记忆日渐稀薄了。毕竟我在农村生活的时间只有短短十几年，还得刨除不大记事的幼儿时期。 当年我看县城，那是不得了。我的庄子，踞于县城南八里，人唤“城南八里王庄”。县城叫“金乡”，而我长期不知道金乡更多的历史，即便现在，也所知有限。听当地人讲解放战争时期的腊八打城，形容死的人像田里撂下的“谷个子”。金乡最突出的标志，是城中一古塔。我不记得是哪一年见到的这座塔，但不会太早。在我印象中，县城东关就很遥远了。看一眼东关的码头，是我到现在还没实现的愿望。 从王庄到县城的距离，差不多就是从现实到未知的距离。每每赶集上会，都会揣着一颗又好奇又胆怯的心，好像随时都会踩上陷阱，随时都会被城里人欺负。但是，因为考上师范学校，我在曲阜县城生活、学习了三年，而且有机会在一天晚上抵达了省会济南。那时候，我可没想到自己的命运会跟这座北方城市，产生更密切的联系。 不用说，跟济南相比，县城小得多了。 师校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金乡县城。才过两年，就又离开故土，前往青岛求学。在青岛大学只停留了一个月，就因故退学回来，见了父母和单位的人，并不道出实情，随后去了另一个县城，熬过元旦，才把学生关系转到当时的济南师专。事实证明，我从青岛大学退学的选择是正确的。在济南的学习，使我有机会顺利调到鲁东北一地的文化部门从事专业文学创作，一口气将这闲差做了一十九年。然后我来济南当编辑，还是做文学，而且很可能做到老。 不管我身上残余了多少农民的习气，我都认为自己最像“城里人”，因为我是世上少有的并且生活在城市里的“大闲人”。 为什么我几十年来呕心沥血，不停赋诗作文，还要认为自己“尸位素餐”呢？因为我是在依从一些普通人或者是老农民的观念来评价自己，甚至我自己也一直在秉持着老农民的观念。我不生产吃的、喝的，穿的、用的，就是说，除了物质，其他一切都是虚的，都是在“玩”。 你看，以不同的观念看世界，世界就会有不同的面目。我也乐得不把自己的工作看得多么高级，以便好好做一个城里的闲人。 自然，城市生活给我提供了书写城市的物质条件。作为一个在城市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作家来说，对于城市不可能是陌生的。我写济南，也并非突然。从很久以前的那个夜晚与济南邂逅，经历了在济南求学的时光，其后也在不间断地与济南发生联系，到我调至济南工作，济南差不多横跨了我所有在城市生活的时间。 实际上，别说那些比我迁居济南更早的人，就是那些土生土长的济南人，甚至祖辈几代都是本地土著的老济南，随处可见。在一个地方生活的时间长短，却并不决定一个作家能够真正写出这个地方的神韵。 正像我写乡村，会有两种目光。我写城市，写济南，也应如是。这说明一个问题，不论写城市，还是写乡村，我很注意的就是自己会以什么样的目光看待自己所要描述的对象。 一个人的视野是有限的，一个作家必须具有突破局限的努力。 很多时候，生活就是一个泥潭。作家既要善于从这泥潭般的生活中发现真善美，也要善于挑毛病。我一直都在挑庄稼人的毛病，但要说是忘本，我不同意。同样，我也会挑城里人的毛病。我很闲，但很闲也不吟风弄月。 亲眼目睹一批批文学路上的同行者渐渐偃旗息鼓，或终归于平庸，在我看来，就是在泥潭中浸淫太久的缘故。文学不应该成为我们人生的消耗，而应该给予我们一种从泥潭中拔出腿来，甚或腾空跳起的力量。我们看到的不应只是眼前这一点事情，文学一定能够体现出一个作家的眼界。 在写作中，我给自己的人物和故事找位置，也是在给我所要书写的乡村、城市找位置。这是一个用文字营构的世界，要见得到天，也要见得到地。小说里有句话：“这样的一幕，幽暗，质朴，却似乎透出一种悠长的光芒，可以照彻老实街的往昔、今生和来世。”我们所描述的对象，不仅要有空间的位置，社会关系之中的位置，应该还有时间的位置。“阴阳割昏晓。”在作品中，时空的表现之外，甚至还能找得到阴阳。 我居住在济南。济南是一座传统色彩浓厚的中国城。既然要写济南，怎样看待这座老中国城是很大的问题。 一个城市有很多面，“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从内看与从外看相比，还有更大分别。 我选择了它的一条老街巷，但是，从落笔起，我就意识到，不管我写到多少的器物、手艺，老词、老理，这条老街巷都不能仅是济南的老街巷，那些执迷于老词、老理的老济南人，也更是人类中的一员，既属于生者，也属于死者。我以我的钝笔，勇敢地在这些小说中试图去做打通古今幽明的豪举，因为我知道，做了大半辈子的“城里闲人”，是要为“城里”说出点什么了，而这在深思熟虑之中的创作，于老之将至的我又是何等的重要。 这条老街巷，被我命名为“老实街”，具体的方位都是实在的，却完全出于我的虚构。在小说的章节陆续发表期间，不断有人问我，济南有没有老实街？我说没有。 有一次，一位大姐说，怎么没有？济南哪里就有一条道德街！“老实”，“道德”，二者就这样对上了，真的如冥冥之中得了神助。 但济南有条宽厚所里我却是知道并亲自去访探的。“宽厚”也是我为这条老街巷命名的诱因。回头想，“道德”“老实”“宽厚”，恰好也正是组成济南文化的核心因素。 还有问济南有没有“涤心泉”的。济南有七十二名泉，不见经传者无计其数。 涤心泉洗的是心。老实街遍布着屋中泉、墙下泉，另有一虚构了名字的，唤为浮桴泉。“浮桴”二字自然出于《论语•公冶长》：“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老实街》书写一个城市的世道人心，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个个认老理的老济南人，他们生活在那些百年老宅和老街巷，在经历了漫长岁月而形成的民风民俗包围之下，像他们的祖辈一样安然惬意地承受着天地灵气、日月精华的滋养，有时也不免显得有些迂腐自封，但实际上，就连他们自己也不见得就一定相信那些虚幻的道德想象，因为世道的嬗变不仅是传说，更为他们所一次次亲身经历。——老实街上，人情练达、洞悉人心者大有人在。 “文学造大城”，你尽可理解成一种文学雄心，但我觉得这更是一种文学理想。借助这座浸润着时光旧渍的文学之城，我意在写出老实街形形色色的人物精神上的共性，同时写出他们在猛烈的时代冲击之下的命运和不同的个性表现。社会结构的变化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并非当代如此，老实街的消亡预示了传统价值观的支离破碎，也预示着我们整个社会道德系统在新时代中的浴火重生。 老实街居民演出了各自的人生故事，它们相互独立而又紧密相连，在城市拆迁这个统一的大时代背景下，发生着蒙太奇式的组合。 不得不说，这些故事都是由一把剃刀引起的。当美德遇到美德，并没人想象的那样简单。老实街的“第一大老实”左老先生，把自己收藏的一把旧剃刀馈赠给外来“老实人”剃头匠，却由此将自己的内心刨开了一道裂隙，并透露出淤积心底的幽暗。这道人性裂隙，一旦打开，就再也没有了边际。 我的老实街故事随之开场。它因而拥有了足够的时空。它所展示的往昔、今生和来世，既令我喟叹，亦令我深思。 老实街不在了，但在老实街永远消逝的前夕，我让无数双眼睛，从天到地，从古到今，以生者和死者的视角，看到了一个老人的卑微。 那像土一样的卑微，横亘千古。我生之卑微与人亦无不同；人与人不同之处或许只在于对待生命、生活、命运的态度。 在这部作品中，唯一的主角也就是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古老的文化传统。我是这样地看待了老实街，看待了老济南，看待了我们的“城里”——我们的幸许之地。 感谢所有的支持老实街故事的创作、发表、出版的良师益友。感谢所有的读者。 是为后记。 王方晨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六日星期一 于济南  作者简介：王方晨，山东金乡人。山东省作协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老大》《公敌》《芬芳录》《老实街》、作品集《王树的大叫》《祭奠清水》《北京鸡叫》等，共计800余万字。作品多次入选多种文学选本及文学选刊并译介为多国文字。曾获《小说选刊》年度大奖、第十六届百花文学奖、《中国作家》优秀短篇小说奖、年度军旅优秀文学作品奖、齐鲁文学奖、泰山文艺奖等，先后入选全国最新文学作品排行榜、中国小说学会全国短篇小说排行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