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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阐释的非理性与阐释的多元化 20世纪之交，人类历史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治上现代国家强大有力，成为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本结构。垄断是生产与消费、政治权力、日常生活的社会标志，帝国主义的时代特征日益明显。在科学方面，20世纪之交出现了许多变革性的成就。自然科学方面，出现了法拉第电磁感应论、孟德尔遗传学、爱因斯坦相对论、普朗克量子力学、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等等。工程技术方面，电力广泛使用、内燃机在交通领域普及、化学与化工产业发达、电子通讯应用等等。社会科学方面，出现韦伯社会学、费边福利经济学、德国新历史学派、法国年鉴学派、维特根斯坦语言学等等。文学艺术方面，出现象征派、印象派、未来派等现代主义。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在亘古未有的全新世界格局中，认识论捉襟见肘、无力回应，而逐渐被挤压至传统自然科学的言说空间中，日渐衰败。此消彼长的阐释学则日渐兴隆，逐渐掌握理解与解释社会文化特别是精神世界的话语权，成为不二法门的主导学科。阐释学声称认识论与阐释学不同：认识的对象是恒定客观的自然，而阐释的对象是人类的精神文化；认识的过程可重复、可验证，而阐释的过程不可逆、不可实证；认识的基本方法为观察、统计、实验、计算，而阐释的主要方法是直觉、领悟、表现；认识的结果是普遍可传达应用的知识，而阐释的结果则为个体教化与群体共鸣的文化意义。德国神学家施莱尔马赫设计了阐释学理论。他一反中世纪将宗教植于神学知识的教会传统，也否认康德将宗教归于信仰律令的哲学，认为宗教本源于人们的总体情感。传教作为西方最重要、最经常的社会文化行为，既不应为天主教式的经学说教，也不能是新教的道德命令，传教的真谛在于敬虔而独到的情感传达。这就要求有一种对宗教文本理解与解释的全新方法。这种理解与解释的全新方法不是认识论的、伦理学的，而是阐释学的。其最大特点是：在作者与读者、说者与听者的共同语境中重返文本历史场景，融入文本原意，实现情感的共生共鸣。这就是施莱尔马赫所谓总体情感的所在。施莱尔马赫之后，狄尔泰进一步深化阐释不是认识、知识，也不是道德、信仰的核心观念，将阐释设定为个体生命体现和个人历史理解。面对精神文本，认识与信仰皆无效。人只有再度返回个体生活世界中，借助个体对自我和周围世界的体验，才能理解与解释精神文本，这就是阐释。所以狄尔泰又称阐释学为精神科学。精神科学的对象是“社会—历史现实”，包括人的主观心理活动、人的心理活动引起的其他活动行为和产生的客观结果。实际上，狄尔泰精神科学指的就是除自然科学之外的全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而阐释学则是全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础。阐释的根本功能是在认识与信仰不可能理解与解释的精神科学中，建立理解与解释精神科学的言说方法。阐释学取代认识论也就成为必然。文德尔班进一步将人类世界划分为“事实世界”与“价值世界”。理解与解释“事实世界”为认识，理解与解释“价值世界”是阐释。无论是认识还是阐释，价值皆为最终的真理性。李凯尔特秉持文德尔班价值论，坚持人的本质是价值，而不是古典传统的自由。他认为，“价值是文化对象所固有的”，“关于价值，我们不能说它们实际上存在着或不存在，而只能说它们是有意义的、还是无意义的”⑤，价值的个体性、差异性生成了文化的具体性、不可重复性。这区分了文化与自然，也使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大相径庭。哲学、历史学、文学、艺术学、宗教学、伦理学、语言学、经济学等都是文化科学，与价值深刻地联系着，阐发与昭示它们中所拥有的特殊性价值与意义，是文化科学的真正本质。 20世纪现象学为阐释学提供了全新可靠的哲学方法论。胡塞尔断言认识论的根本失误在于：或从物质出发理解精神，将精神最终解释为物质；或从精神言说物质，将物质还原为精神。两种方法都不可避免地导致二元论。只有直面现象才能回到事物本身，并不再出现心物分裂的认识困境。受到布伦塔诺“意象性”观念的启发，胡塞尔发现任何意识都不是纯粹表象活动，都含有表象活动所表象出来的东西。任何意识都有表象过程、被表象的东西，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这就表明任何意识都有对某个对象的指向，也即胡塞尔的“意向性”。其一，作为意识独一无二的特性，“意向性”意味着可将超出意识的前提、设定悬置起来，使之失效。就像人们在阅读《诗经》和欣赏古乐时不必知道谁是作者一样。这样“意向性”就与心理或物质分离，可以还原到现象本身中了，从而昭示无前提、无设定的本质，而这正是阐释学的真正阐释方法论。其二，认识论理性反思的最终结果是笛卡尔式孤立的“我思”。正像理性阅读文学作品，最终结果只能是抽象出一个或一组所谓作品主题思想一样。现象还原则将前提、设定悬置起来，使对象从前提、设定状态中解放出来，对象丰富化了。现象的本质不断地在现象中构成并显露，现象本质化了。解放文本的既定状态，摆脱作者、评者、社会习惯、文化语境对文本阅读的束缚，正是阐释学理想的阐释状态。其三，认识论将意义捆绑在载体上，通过解说载体来理解意义。所以认识论常常不解为何人们能理解和言说理想、永生、复活等非实体事物的意义。现象还原拒绝认识论先有存在才有对存在的意识，或先有意识才能对存在认识的两种基本观念方法。主张每个意识都是对一个具体此在的意识，存在与意识不分先后、不分彼此，是当场一体化构建成的。这些正是阐释学抱定的阐释真谛，阐释是在阅读与文本、言说与对话的具体语境中生成具体此刻的意义，正所谓“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当代哲学家海德格尔以存在主义哲学为原理、以现象学为方法，提出“阐释的循环”，为阐释学奠定了哲学本体论根基。海德格尔认为，从本体论上讲明世界万事万物的存在，并非哲学本体论的任务。哲学本体论要解决的是存在的万事万物为何能够存在的问题。在他看来，世界万事万物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在世界万事万物中有一种特殊的存在，而使其他的万事万物存在了。海德格尔将这种特殊的存在称为“此在”。“此在”是一个德国古典哲学的经典概念，黑格尔《逻辑学》中将“此在”标定为有具体属性和特征的现实存在。但海德格尔的“此在”则是芸芸众生的现实个体人。个体人不同于其他万事万物的根本就在于个体人有一种显现的本性，个体人用言说证明自己现实地生活在世界中，个体人在生活世界中发现万事万物的存在，并给予万事万物以存在的意义。人使万事万物成为现实的，对人有意义、有作用的具体存在，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讲个体人就是“此在”，这个“此在”使万事万物之在“去存在”。很明显，存在的本质已不是存在的实在性，而是存在的意义性。使万事万物获得存在意义的现实个体生活在时间中，是此时此刻的“此在”，也是时时刻刻的“此在”。“此在”总在时间中变化，无法确定地指明它自身意义和它对万事万物赋予的存在意义，因而此在的个体人就会在生存的每一个时刻中不断追问自身意义，和他对万事万物赋予的存在意义，以澄明存在。澄明存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还是此在的现实个体人。唯一能意识到自己当下存在的是此在的个体人，此在的个体人也是唯一能够领悟、理解其他万事万物之在的存在。此在的个体人与其他万事万物之在因领悟、理解而相互联系，形成共存，构成个体人的生活世界。此在的个体人对万事万物之在的领悟、理解也就具有了普遍价值和共同意义，存在也就澄明了。如此，阐释便十分重要了。通过阐释，此在的现实个体人在生存的每一个时刻中不断追问自身意义，不断领悟、言说人生和世界的存在意义。在海德格尔看来，阐释是对生活的领悟，而生活本身是历史性的，注定要联系在一起，无法被肢解。生活在此在的个体人生存之前就存在着，此在的个体人一旦出生现世，就生存在这个生活中。当此在的个体人追问、理解、领悟、回答人生和世界的意义时，生活世界就一定前置在此在的个体人头脑中，成为此在的个体人追问、理解、领悟、回答的前结构。生活世界前结构不可避免地参与此在的个体人的阐释。所以阐释必然具有历史性、当下性。在阐释中，万事万物之在的意义在生活世界中被显现。生活世界的存在意义也在对万事万物之在的意义领悟中被澄明。追问、理解、领悟、回答成为一个不断循环的阐释过程。人类正是通过绵延不绝又此时此刻的循环阐释确证着自己和世界的存在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循环阐释是人类与万事万物本质及意义的共同存在方式。这就是海德格尔“循环阐释论”的中心思想，它为后来的阐释学提供了两个合法性：一是个体阐释关乎存在本体，具有当下真理性；二是个体阐释关乎生活世界，具有历史普遍性。这也使阐释学在非理性主义与相对主义的道路上愈走愈深、愈走愈远。 海德格尔的弟子伽达默尔将阐释学定位于人所面对一个文本而发生的理解活动，因此，阐释不是尽量排除主观而达到对文本客观原意的认识，也不是阐释者的任意言说。阐释有方法与真理的尺度、标准。他秉承海德格尔在主体精神与生活世界兼性关系中理解阐释的阐释学基本精神，确立对话和理解是人生此在根本存在方式的原则立场。于哲学层面在阐释的历史性、阐释的视域融合、阐释的语言等方面构建了最为系统的阐释学体系。他的《真理与方法》被视为阐释学的“圣经”，理解的历史性是伽达默尔始终坚持的理论核心。阐释者身处具体生活世界之中，他不可能超出他面对的具体生活世界和具体文本去阐释。这一点集中体现在阐释者的“前见”⑥上。伽达默尔认为，阐释者无法克服各种主观因素去客观地认识文本的本来面目。文本是文本作者的创作结晶，积淀着作者思想、情感、动机等等主观意识。当阐释者面对文本时，作者已不在场，无法还原文本的作者原意。即便作者出场指认自己的原意时也是另一阐释者对文本的阐释。从根本上讲，文本创作是一个时间性过程，时间的不可逆性导致具体创作过程不可复原。文本一旦现世，作者就永远离开了文本。同样，阐释者先前的意识、经验在阐释中存在着，参与着理解与言说。阐释者阐释时有一个“前理解”“前阐释”，这就是“前见”。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前见”不可避免，它成为理解的前提和基础，也是阐释能够产生对话、交流、共享的前提。“前见”是阐释产生真理性的条件。这样就决定了阐释总是有限的、相对的、开放的。历史性是阐释的内在规定性和阐释者的普遍属性，阐释的历史性决定了阐释者与文本之间、阐释者与阐释者之间一定是对话的、交流的，否则阐释就会失去合理性、真理性，成为独白或命令。阐释的历史性造成一种“视域融合”⑦。“前见”使阐释者各有理解的视界。在对同一文本进行的各种视界的理解中，由于人类生活经验的共在性，不同视界交叉重叠，融为一体。个体视界共融为更广泛、更普遍的共同视界，形成了关于文本的公共阐释。在视界融合中阐释的过程成为文化生成的历史过程。这个历史过程是文本与阐释者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的“效果历史”，是一种产生对话、产生意义、产生文化效果的开放性历史。效果历史是在阐释中实现的，语言是阐释的手段与方式。在阐释中语言的言说是对话，是一种“提问的艺术”。对话就要提出问题，问题所含的意义规定了理解的边界。不断提问就是不断生成、展开意义，阐释的真理性也就不断地敞开。伽达默尔阐释学融通20世纪唯意志主义、新康德主义、存在主义、分析主义、实用主义、科学主义，集阐释学之大成。是20世纪反理性时代的精神典型，也为20世纪精神科学提供了独特的方法论。然而脱离社会的非实践立场、非理性主义的思想性质、封闭孤立的理论建构必定使阐释学外强中干，面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侵袭而由兴至衰，陷于崩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