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放眼看去，今日中国已非往昔可比。其中一个很大的变化，即大众文化消费和大众消费文化获得了正当性与合法性，并取得了长足发展，成为民族文化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固非一日所得，值此纪念之期，探索其中的因果道理，找出它沿革变迁的线索，应是十分有益的。 第一个十年： 电影和音乐显露大众文化潜质 40年前，中国人刚刚走出大一统样板文化的阴影，尚不知大众消费文化为何物。大众文化消费是以精英文化为代偿。这是因为，精英文化较为敏感，觉醒得更早，而此时的大众文化消费还只是一种潜流，只能借助精英文化来表达。比如在文学方面，反思文学（其代表作为1977年11月发表的刘心武的《班主任》）、伤痕文学（其代表作为1978年8月11日发表于《文汇报》的卢新华的《伤痕》）、改革文学（其代表作为1979年2月发表的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都曾在大众中广为流行。戏剧舞台在经历了最初的复排热潮之后，遂有了北京人艺的《丹心谱》（作者苏叔阳，1978年3月25日首演）和上海的《于无声处》（作者宗福先，1978年10月首演），也曾风靡大江南北。 电影已经显露出大众消费文化的潜质，《大众电影》的发行量和“百花奖”的投票量都曾达到八九百万；《大众电影》1979年第五期封底刊登了外国影片《水晶鞋与玫瑰花》男女主角接吻的剧照，尽管有人写信指责为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并宣称社会主义不需要拥抱和接吻，但天窗既已打开，风雨之后，总是要见彩虹的。只是电影的表达方式仍以精英为主导，第四代、第五代的许多影片至今仍令人怀念，但正是他们的创作，最终导致了票房危机的发生，迫使电影界去探讨好莱坞商业电影模式。作为中国人最重要的大众文化消费方式的电视，这时还处于初创阶段，1978年5月1日，原北京电视台正式更名中央电视台，这一年播出的电视剧仅有微不足道的8部，每部最多不会超过3集。 流行音乐成为改革开放初期大众文化消费最活跃的因素。上个世纪70年代最初几年，《外国民歌二百首》和部分港台通俗歌曲已在一些青年中流行。1978年以来，邓丽君和台湾校园歌曲在东南暖湿气流的裹挟下北上，《何日君再来》《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开始被人们四处传唱，《外婆的澎湖湾》《蜗牛与黄鹂鸟》等亦流行于大学校园。1980年的北京街头，已能看到穿着喇叭裤，戴着蛤蟆镜，提着录音机，跳迪斯科的青年。这一年的2月，第一个流行歌曲排行榜诞生，以《太阳岛上》《泉水叮咚响》为代表的15首流行歌曲榜上有名。而李谷一的一首《乡恋》，更以惊世骇俗的“靡靡之音”和气声唱法，引发了长久的争论，在改革开放的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电视剧和电影回归大众文化本性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大众文化消费的爆发期。电视剧影响力迅速上升，成为大众文化餐桌上的一道主菜。最初是靠引进以弥补节目的不足，从日本的《血疑》《姿三四郎》，巴西的《女奴》，美国的《大西洋底来的人》《加里森敢死队》，到中国香港的《上海滩》《戏说乾隆》之类。尽管有过许多争议和讨论，但不可否认的是，观众排遣寂寞时光，休闲娱乐，不能没有这样的消费方式。国内电视剧生产者很早就为电视剧的通俗化做出过努力，虽然《敌营十八年》作为最初的尝试曾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指责和质疑，但国产电视剧的通俗化进程并没有因此而终止。《西游记》《红楼梦》《乌龙山剿匪记》《篱笆·女人和狗》《济公》《末代皇帝》《便衣警察》《公关小姐》《上海的早晨》《上海一家人》《月朦胧，鸟朦胧》《庄妃轶事》《唐明皇》《秋海棠》等众多作品，对长篇电视连续剧的讲述方式及题材的多样化做了有益的探索；而《渴望》《我爱我家》《编辑部的故事》《京都纪事》《皇城根儿》等，则尝试了室内剧的生产方式，这些都大大推进了电视剧消费市场的形成。 电影对商业模式的尝试或探索，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晚期才有了较为自觉的意识。冯小刚的贺岁片与张艺谋《英雄》式“大片”从不同的方向开启了电影商业化的进程，而市场机制的引进，加入WTO所带来的开放电影市场的巨大压力，以及传统电影发行体制逐渐为院线制所取代，给电影的商业化创造了机遇，提供了条件，电影因此回归大众文化的本性，成为2000年以后大众狂欢的滥觞。 1990年代通俗文学的初兴 文学在经历了上个世纪80年代精英式写作的狂欢后，进入90年代，无论实验的、探索的还是观念式的写作，都受到读者的冷落而日渐边缘化，取而代之的则是通俗的大众文学。这个过程其实在80年代就开始了。最初是从海外引进的金庸（包括梁羽生和古龙）的武侠小说、高阳的历史小说以及琼瑶的言情小说，并在读者中造成了广泛和持久的影响。接下来，民国通俗小说成了出版商的“摇钱树”。自清末直至1949年前，凡具有一定可读性、又允许重印的近现代通俗文学作品，几乎都被反复重印了不止一遍，有的甚至再版了多种不同的版本。像张恨水，怕是印得最多的，至今还在印。除张恨水外，秦瘦鸥、周瘦鹃、刘云若、还珠楼主，以及张爱玲的书，都印了不少，深为广大读者喜爱。这种“重印热”至今未见冷却，随着一些作者的书成为公版书，甚至还有增温的趋势。 把张爱玲归入通俗文学一脉，有人也许会不高兴，不甘心让她与张恨水之流为伍。但如果我们将20世纪通俗文学的历史联成一条线，就会发现，《海上花列传》和张爱玲恰恰居于这条线的两端。作家阿城有个观点，他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面貌和传统，本来就是通俗的，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乃至张恨水的流行，可以作证；而“五四”以后的精英写作反而是个“另类”，直到张爱玲才拨乱反正，重振通俗文学的主流传统。海外著名学者李欧梵也是认同这种观点的。就像来自香港的李碧华，她的小说中有对现代性的反省，但说到底也还是通俗文学。 这真是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一方面是精英文学写作的持续高烧和读者数量的日益萎缩，另一方面，则是通俗文学单靠海外引进和翻箱底儿支持着社会大众的阅读需求。这几乎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最有代表性的景观。在最初的若干年，通俗文学写作实在很有限。当年有一位作家叫苗培时的，为《北京晚报》创作过连载小说《慈禧外传》，还有人写过少林寺的海灯法师、故宫里的神秘传说等，但都不成规模，不成气候。作为补充，通俗杂志开始广为流行。《故事会》的发行量曾达到八九百万，《知音》《家庭》的发行量也相当可观。据调查，《故事会》的读者群，主要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对于他们的文化消费需求，我们的文学家们做得怎么样呢？实事求是地说，我们一直不缺少写作通俗文学的作家或尝试通俗化写作的作家，也产生过一些很有影响的作品。90年代初有过汪国真的诗，小说有过《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但都是昙花一现，如过眼云烟一般，很快就消散了，看不到后续的成果。当年，有一个“香港女作家雪米莉”，这是四川作家田雁宁与几个朋友共同创造的一个品牌，曾在图书市场上驰骋过一段时间，但也是很快就无声无息了。表面看似乎是经营过度，损害了这个品牌，其实还有更加内在的原因。从历史上看，整个文学界对通俗文学一直持有根深蒂固的歧视，看不起通俗文学和通俗文学作家，有些作家偶然为之，也羞于提起，有些作家索性就转行了。还有些作家为了弥合想象中的读者与实际读者之间的巨大裂缝，也曾做过通俗化的努力，但由于这种努力是从精英文学的标准出发，试图提高（实则阉割、改造）通俗文学的品质，所以收效甚微。试问，40年来，我们有过能和张恨水、刘云若、还珠楼主、张爱玲，乃至金庸、琼瑶，或李碧华比肩的通俗文学作家吗？我看是没有。 不过，退一步说，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通俗文学也有过发展比较好的作家和文学类型，比如善于写警匪加言情的海岩，就显示出一定的持续创作的能力和潜力。还有所谓官场文学，尽管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打压，却也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继张平、王跃文之后，我们还看到有写作《驻京办主任》的王晓方。这些都是传统写作中比较难得的通俗文学的成果。 2000年后网络写作的兴起 通俗文学的真正改观，却是2000年后网络写作的兴起。有消息说，网上发表的小说，一年已达百余万部，这在传统的文学生产体制中完全是不可想象的。就类型而言，则有玄幻、悬疑、盗墓、穿越、武侠、言情、商战、职场、官场、青春等等。其中一部分作为图书出版之后，发行量动辄都在10万册以上，有些甚至达到数十万、上百万，这和我们一贯所推崇的精英文学或精英小说只销几千册或万把册的情况，形成了鲜明而强烈的对比。更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即通俗写史和通俗读史的读写相长，水涨船高，知名写家层出不穷。历史固不同于文学，但兴起于网络的通俗写史，往往在写作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借鉴了唐宋以来变文和话本讲史的传统；而读者的态度也并不以此为学究式的历史专著，而以消闲、解颐，间或取得一些历史知识为目的。 实际上，网络写作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一种强劲的势头。既然不被主流文学界认可和接纳，便以一种自我放逐、放任自流的方式生存和发展着。在资本和技术的支持下，全新的传播手段以及阅读方式，给网络写作者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无论写作者、作品，还是读者的数量，都以几何级数增长，其规模常常令人叹为观止而又忧心忡忡。近年来，从中国作协到各省地方作协，都在大力发展网络作家，将其组织化，并规范其写作，引导他们向主流写作靠拢。但以网络作家数量之庞大，以及作为作协会员的网络作家数量之微不足道，要改变网络写作的状况，在目前几乎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尽管作协试图给予个别网络作家以世俗所看重的社会地位，但是，文学界对于网络写作的态度和评价，整体上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看来，文学价值观、趣味观的转变，要比在组织上接纳网络作家难多了。 票房·抖音·郭德纲： 大众对娱乐的无尽欲望 无疑，网络写作的繁荣是大众文化在2000年后进入狂欢期的重要标志之一。而电影票房的爆炸式增长，亦成为大众文化消费在2000年后的标志性事件。资本的大规模介入、新的消费群体的形成，以及网络写作所提供的内容支持，使得电影（包括电视剧和游戏）在短时间内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事实上，网络写作已成为最重要的影视、游戏各种IP的供应商，而影视、游戏作品亦反哺网络写作者，形成一种相辅相成、相生相长的动态格局。同时，新兴的网剧、微剧、视频直播、短视频、抖音等更因传播、收视的便捷而吸引了大批青年观众。电视综艺节目的泛滥亦是2000年后大众文化野蛮生长结出的一枚硕果，在收视率的胁迫和诱导下，以迎合观众趣味为诉求的每一次节目创新或改进，都进一步刺激了大众对于娱乐的无尽欲望。 至于戏剧和舞台演出，我们不能不提到赵本山和郭德纲，二者都是大众文化消费的宠儿，没有他们，这个世界定会显得异常寂寞。当孟京辉带着他的《恋爱的犀牛》重新回到戏剧舞台的时候，他已经褪去了“先锋”的蝉衣，把戏剧变成了可以向青年兜售的时尚。与需要自我更新的孟京辉相比，开心麻花、戏逍堂等就显得轻松得多，他们诞生于市场经济浪潮中，没有太多的负担，可以直接面对观众娱乐身心的要求，放手搞笑搞怪，以无厘头的表演，天马行空的情节，赚取观众的笑声。 对大众文化应更加宽容和理解 改革开放40年给大众文化带来了繁荣和发展，固然有其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的原因，也有大众文化自身发展带来的机遇。首先是政治上的思想解放，政策有了明显的松动和放宽，这才有了外来文化如文学、歌曲、影视作品的引进及民国通俗小说的重印，从而改变了其过去受冷遇、没地位的处境，重新获得了合法性。这也是政治成熟的一种表现。 其次在经济方面，改革开放引进市场经济、商品交换原则，也影响到文化产品的生产，也要讲求经济效益、市场份额，作家和出版商要考虑读者的口味，电影、戏剧要考虑票房，电视也要考虑收视率，大众文化自然大行其道。特别自1990年代以来，精英文化失去了往日社会群体的呼应，创作本身也越来越专注于对自身的探索，这也为大众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和更多的机会。 最后是文化观念的进化。多元共存几乎成为一种共识，对大众文化的态度也更加宽容和理解。 所谓大众文化，应该是以城市平民或市民为一般诉求的文化形态。它在形式和内容两个层次上都具有通俗化和流通性的特征。就其功能而言，它强调娱乐和消遣的性质。它的传播则遵循了市场经济的逻辑、等价交换的原则，其运作方式与一般商品是同构同质的。既然如此，大众文化的生产方式，就以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能否获得快感和愉悦为追求。在现代社会，它又是一个由资本控制的，大规模生产、复制的过程。这将从根本上改变大众文化的本性，这也是大众文化的未来最令人担忧的。 不过，大众文化的叙述模式往往是对平民的、日常生活的肯定，是对细节的推崇甚至张扬，是努力呈现一个屡经周折而最终达到平衡的状态，即所谓大团圆式的结局。而这正是大众文化最不能见容于精英文化之处。我们看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和戏剧，作为对大众文化及其密切映照的中产阶级自满心态的反抗，正是要从个体的角度来揭示这种细腻的日常生活的平庸和脆弱。而精英文化的另一翼，现实主义文学（包括电影和戏剧）则从启蒙与救亡的历史使命出发，更看重文化对于现实的深刻干预和批判，并担负起走在群众前面，充当起时代号角的责任。因此，在他们看来，大众文化更多地带有“帮闲的、市侩主义的、色情的，和种种堕落的、黄色的倾向”，而“这种纯粹以趣味为中心的作品，显然是对小市民的趣味投降，而失去了以革命的精神去教育群众的基本立场”。这样一种对待大众文化的态度，一直延续至今，并没有根本的改变。这在文学界表现得最为突出。这种情形正是通俗文学的历史地位以及相关评价所造成的，也是制约通俗文学发展和提高的主要原因之一。 不仅通俗文学的价值应该得到承认，通俗文学对小说艺术的贡献应该得到承认，以消遣、休闲为目的的阅读趣味，以及老百姓一代代继承下来的欣赏习惯，其正当性也应该得到承认，这样才能吸引更多有才华的作家致力于通俗文学的创作，才能从整体上提升通俗文学写作的水平，从而在今后的时间里，使通俗文学的面貌有一个根本性的改观。 （解玺璋：文化学者、文艺评论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