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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东在《阿基米德定律》中塑造了马娜与朱安身两个人物形象，一个是“失足妇女”，一个是城市的漂泊者。两人都生活在城市的底层，都是生活的失意者。马娜来自农村，原本也想做一个良家妇女，不用忍受道德的谴责和社会的鄙视，“清清白白，过正经日子”，可是婚姻的不幸（家暴）让她无法过上幸福的生活，逃跑后又遇人不淑，跌入“污泥浊水”中，成为了一名“性工作者”。朱安身也来自农村，通过上大学留在城市的畜牧站工作，虽人在城市，却无法真正融入城市，“土不土，洋不洋……像一只空瓶子，悬浮在城市的河面上。”又因长相丑陋，备受歧视，没有那个女人会喜欢他，三十好几依然是孤家寡人，长此以往，他的性格变得孤僻，在城市中看不到前途。两个人发生人生的交集，源于朱安身要满足父亲的夙愿，父亲卧病在床多年，一直希望朱安身能够成家立业，抱上孙子。朱安身为了让家里人高兴，花钱雇了马娜假装自己的女朋友，用一种“善意的谎言”来满足亲人们的期待。尽管两人在“欺骗”家人的过程有诸多的不适，但事情的发展还算顺利，可是等到朱安身的中学同学方寅虎的出现，让这场“善意的谎言”成为了实实在在的悲剧。小说中，方寅虎的出现对于马娜和朱安身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方寅虎与马娜之间，方寅虎与朱安身之间，这两组人物关系构成了一种巨大的人生落差和强烈的反讽。张学东正是通过对这两组人物关系的细致书写，来实现对底层人物生存困境的揭示。 方寅虎曾是马娜的客人，仗着自己有钱，对马娜进行人格与肉体的双重侮辱，在方寅虎眼里，马娜就是一个卖淫女，她的身体就是用来交换资本的工具，他对朱安身这样评价马娜：“这种贱女人，都认钱不认人的。”法国著名哲学家让·波德里亚认为消费时代“在‘色情化’的身体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交换的社会功能”。所以，方寅虎根本不会去尊重马娜，甚至当马娜拒绝跟他回城时，方寅虎将马娜打得鼻青脸肿。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娜的社会地位是十分低下的。通过马娜的人生经历，我们从中看到：从事皮肉生意，只不过是女性作为社会边缘群体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策略，同时小说也呈现出了遭遇重重困境生活在底层的女性选择的痛苦与无奈。 方寅虎也是朱安身的中学同学，一个曾经靠抄朱安身作业混日子的无赖，一个曾被朱安身所不屑的人，如今靠在歌厅和酒楼应酬承包了城市里的绿化工程，“在城里混得人模狗样，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而朱安身“从中考到高考，再到后来参加工作，一路可谓过关斩将，可到头来能怎样呢，不过是守在一个半死不活的破单位混口饭吃而已，三十大几的男人，要房无房，要车无车，就因为长得太丑，连个女人也讨不到。”“自己这辈子竟惨败至此”。以至于方寅虎可以“大言不惭地挑衅他侮辱他”，最后被激怒的朱安身举起菜刀用暴力的手段杀死了方寅虎捍卫了自己作为男人的最后那份尊严。朱安身的命运遭际值得我们反思，由“乡”入“城”的大学生朱安身学习刻苦，业务精湛，可为什么“竟惨败至此”？农村出身的朱安身作为城市新底层的代表，在面临城市高房价、高消费、高压力凸显出来的社会问题，尤其是教育产业化和大学扩招日益猖獗的过程中，大学教育和知识阶层早已失去了其高高在上的精英地位，在商业化的逻辑中亦步亦趋。出身贫寒的朱安身，早已沦为现实的“庸常者”，丧失理想的翅膀，心平气和地一次又一次接受贫穷的窘境和教育、就业机会的不公。所以，以朱安身为代表的城市新底层，面临着“回不去的乡村，待不下去的城市”这一沉重的时代命题而无所适从，这一主题也成为城市生存者无奈的喟叹和现实困境的写照。 从《阿基米德定律》这篇小说叙事口吻来看，张学东以同情的目光扫描着弱者的生存背景和精神世界，以充满敬意的笔墨探触着社会边缘群体的人性光辉，以怜悯的文字叹息着沉浮在社会底层那些被欺凌被损害者的绝望的反抗。小说中最为动人的人物形象是马娜，她是一个类似托尔斯泰笔下的玛丝洛娃，雨果笔下的芳汀、小仲马笔下的“茶花女”玛格丽特、莫泊桑笔下的“羊脂球”、冯梦龙笔下的杜十娘、老舍笔下的小福子的人物形象，作者把她放置于一个特殊的情境中，与丑陋的朱安身假扮男女朋友回家省亲，本来她也有做“良家妇女”的愿望，可是走出婚姻悲剧的她选择一条被人所唾弃的不轨之路，“人就是这样，一旦跌入污泥浊水中，就算再多跌几跤，跌得再狠些，也都无所谓了。”与朱安身回老家初始只被马娜当作是一场买卖而已，但随着马娜与朱家人的接触，感受到朱家人的善良与家庭的温暖，而且找回了久违的做人的尊严。尤其是当她推着朱父出来晒太阳，为朱父擦汗和涎水，看到与自己老家一样的玉米地，想起与自己父母劳作的场景，这些宝贵的记忆让马娜留下了眼泪，尤其是自己像个女儿一样挨着朱父的轮椅坐在老人的旁边，此时的马娜身上散发着耀眼的人性光辉，连朱安身看到这一幕都为之动容，为马娜善良的本性感动得热泪盈眶。而马娜此时也忘记了自己现在讨厌的“野女人”的角色，重新燃起对生活的希望。“我今天还真觉得自己像个新娘子，这滋味可真好啊，我好久都没觉得，自己像个好女人了。”张学东没有把马娜塑造成一个轻佻、只贪图金钱而道德沦丧的卖淫女，而是用同情的笔触给予她人性的光辉。从这一点上，张学东可称是一位有着强烈道德感的作家。 这篇小说也呈现出张学东独特的叙事语言。人们常说，在现实面前，所有的语言都变得苍白无力。语言自身的表达缺陷无法完美地去还原现实，这就要求作家在描人状物的过程中力求准确、形象。而张学东在此篇小说中，不断用鲜活生动的语言去还原现实生活的质感，将丰富的阅历与见识融入到对现实的深刻思考，以一种诚实的态度面对我们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这表现在语言修辞方面的匠心独运。据笔者粗略统计，本篇小说共使用了50多处比喻句，这些比喻句使所表现的对象更加形象、具体、生动，让人易于接受，印象更加深刻。比如文中有一句“她一寸寸地挪移，犹如一条惊蛰过后，刚刚苏醒的肥白的虫子。”将身体挪移中的马娜比喻成为一条肥白的虫子，既表现出马娜当时的动作形态，又展现出了马娜雪白性感的肤色。还有一句“老年人皮肤特有的那种薄脆感，使她摸着像一片颤颤微微的黄表纸。”形象地表现出老年人皮肤的那种干瘪脆弱的特点。类似这样形象巧妙的比喻句在小说中比比皆是。 再者就是这篇小说的语言除了形象、生动以外，还非常注重语言的象征意味（题目及人物的生存状态便具有一种象征性），有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美学效果。这一特点在小说每一小节的结尾处的那一段语言尤为显著。不仅能够很好地完成故事的收尾，而且还营造出一种无奈、茫然的气氛，这与小说整体悲剧的氛围相一致。另外，这篇小说的语言也很好地做到情感的节制，文字冷静、客观，即便是表现高度紧张的冲突与人物的情感状态，都尽可能做到叙事上的收敛，毫无恣肆之感，虽然不像新写实小说那样追求零度情感写作，但张学东依然让这场震撼人心的悲剧被叙事得如此平静，甚至都省略了暴力实施的具体细节，充分体现出了张学东叙事的老到。 在慨叹《阿基米德定律》对现实世界格外真实的再现以及这个世界中同样真实而复杂的人性经验的叙写的同时，也不得不叹服作家对现实社会及人性的深刻思考。张学东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关注着我们当下社会发展过程中所滋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正是依循着这样的小说理念，所以他才在《阿基米德定律》中给我们展示出了这么一种真实深刻的人性世界与现实世界。 (责任编辑：admin) |